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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教育社会学学科的重建与发展19792000年（第1页）

第三节教育社会学学科的重建与发展（1979—2000年）

教育社会学自1979年开始恢复重建以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至新旧世纪之交，随着一批代表性教育社会学著作（教育社会学概论性体系性著作）的问世，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已趋于成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已日益繁荣。笔者主要出于篇幅方面的考虑，以新旧世纪之交为界点将恢复重建以来中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分两节进行梳理。

一、教育社会学学科的恢复与制度重建历程

教育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命运同社会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1979年3月，在邓小平发出社会学等学科要补课的呼吁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在北京举行社会学座谈会，并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这标志着社会学以及与社会学有关的学科在中国开始正式恢复和重建。

1979年，有关杂志刊登了三篇文章①，介绍了教育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内涵及研究趋向。同年，《外国教育资料》杂志又刊登了马骥雄的《“教育成层论”简介》一文②。该文系统介绍了西方尤其是英美教育社会学理论的新进展，并提出如下主张：应该对我国教育的社会功能进行社会学分析，开展教育的社会调查，提供“可资佐证的统计数据”，以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等。至此，教育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帷幕徐徐拉开。③

对恢复教育社会学的教学与研究起了较大推动作用的，乃是《教育研究》杂志编辑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在1981年12月联合召开的座谈会。参加座谈和讨论的既有社会学界的也有教育学界的知名学者和专家。这次会议为教育社会学的恢复、重建和发展做了一定的引路工作。

在座谈会上，社会学界的前辈雷洁琼、费孝通等人，就开展教育社会学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雷洁琼提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应该从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影响来研究；另一方面，应该从教育制度和教育工作这二者中的问题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来研究。费孝通指出，当前我们所碰到的教育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去我们所讲的教育学上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已不能把教育问题只看成学校范围内的问题了。这些问题牵涉很多社会因素，我们不能停留在教育学的范围里来解决教育问题，必须扩大我们的研究范围，从教育学扩展到教育社会学，这是客观的需要。

他还强调，教育社会学研究，要进行实际调查，做出科学结论，从而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教育社会学研究要去了解社会发展的情况，探讨怎样使我们的教育制度能够更适应我们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育学界的学者和专家如陈友松、王铁、张健、厉以贤等也就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广泛地讨论了教育社会学的发展问题，提出了对教育社会学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指导意见，促进了教育社会学研究工作的全面开展。有教育学者提出要建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社会学。此后的教育社会学发展的实践表明，这次座谈会上提出的一些问题和见解，都是教育社会学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和必须重视的意见。①

1982年2月，南京师范大学率先开设教育社会学课程，揭开了重建教育社会学学科制度的序幕。北京师范大学也在1982年开设了教育社会学课程，继而，华东师范大学也开设此课程。自1984年秋季起，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杭州大学等校陆续开始招收教育社会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在此基础上，自1989年秋季起，南京师范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又相继开始招收并培养教育社会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随着教学与研究队伍的逐渐扩大，1989年4月，我国第一个教育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在浙江杭州成立，首任主任委员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张人杰。1991年8月，另一个全国性教育社会学学术团体——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研究会②在天津成立，首任理事长为北京师范大学的厉以贤。

1991年11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办的《教育社会学简讯》开始印发。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研究会主办的《中国教育社会学研究会通讯》也于1992年6月开始印发，其后因学术年会同全国社区教育委员会合办，刊名被改为《中国社会学会教育社会学研究会、全国社区教育委员会通讯》。这些简讯、通讯都不是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但考虑到在我国申办一份尚属“三级学科”①的教育社会学学术期刊极为困难，故这种内部印发的学会会刊似也可被视为学术出版物。②

如果按开设专业课程、成立专业学术团体和出版专业学术刊物等标准来衡量的话，至此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制度重建工作可以说基本完成。③

二、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基本建设与发展

处于重新起步阶段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一方面致力于对国外教育社会学的发展状况及相关研究进行引介；另一方面则着手开展探索性研究，编写出教育社会学的专著、教材与辞书，并开展具体研究。

（一）对国外教育社会学发展状况、理论流派以及理论经典的引介

一是对国外教育社会学的历史与现状的介绍。其中较为主要的有：环昔吾对英国教育社会学的发展及近况的介绍④，苏国勋对苏联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介绍⑤，厉以贤对西方教育社会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的总体介绍与评析①，吴康宁对日本教育社会学的历史与现状的介绍②，黄育馥对北美的教育社会学研究的评介③，杨昌勇对法国教育社会学的概述④，等等。

二是对国外教育社会学理论及其流派的评介。相关研究较多，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张人杰对西方“教育民主化”的评析⑤，吴康宁对欧美教育社会学三大学派的评析⑥，卫道治、沈煜峰对国外关于班级和学校的社会学理论的介绍⑦，唐宗清对帕森斯和教育社会学的介绍⑧，唐宗清对当代西方教育社会学五大流派的介绍⑨，刘欣、王小华对涂尔干教育社会学思想的述评⑩，等等。

三是国外教育社会学专著的翻译出版。这一时期翻译出版的国外教育社会学主要专著有：苏联φ。P。费里波夫著的《教育社会学》⑩，英国戴维·布莱克莱吉等著的《当代教育社会学流派——对教育的社会学解释》②，日本友田豢正编的《日本教育社会学》⑧，美国珍妮·H。巴兰坦著的《美国教育社会学》①，美国S。鲍尔斯和H。金蒂斯著的《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②，等等。

四是国外教育社会学重要文选的编辑出版。由张人杰主编的《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③作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于1989年出版（2009年又出版了修订版）。该书的范围上溯西方教育社会学奠基者之一涂尔干的力作，下至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教育社会学的代表作，时间跨度约为80年。入选篇目已从经典扩及重要文献，其作者是这一学科内知名度较高的来自东西方7个国家的学者。涵盖的问题，既有宏观层面的又有微观层面的，如教育的功能、教育机会平等、大学的“异常”大众化、学生的道德社会化、课程社会学、教学社会学等。另外，由厉以贤主编、白杰瑞和李锦旭协编的《西方教育社会学文选》④于1992年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这两本国外教育社会学文选的出版，为国内学人系统全面、“原汁原味”地了解国外教育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及重要文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促进了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发展。

（二）教育社会学专著、教材及辞书的出版

这一时期出版的教育社会学专著基本是教材性质的。1986年，裴时英编著的《教育社会学概论》⑤一书出版，该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编著的第一部教育社会学教材性专著。在此后的几年里，有多部教材性专著陆续出版，如桂万宏、苏玉兰著的《教育社会学》①，刘慧珍著的《教育社会学》②，卫道治、沈煜峰著的《人·关系·文化——教育社会学观略》③，厉以贤、毕诚编著的《教育社会学引论》④，鲁洁主编的《教育社会学》⑤，董泽芳编著的《教育社会学》⑥，吴铎、张人杰主编的《教育与社会》⑦，金一鸣主编的《教育社会学》⑧，等等。其中，鲁洁主编的《教育社会学》和董泽芳编著的《教育社会学》在大学本科生中作为教科书被较为广泛地使用。

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第一部教育社会学工具书出版于1992年。由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第6卷为“教育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边缘学科”合卷。张人杰为其中“教育社会学”板块的主编，对教育社会学的基本词条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与阐发。⑨

这些成果为中国教育社会学的教学、研究更好地借鉴国外经验，并得以稳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⑩

（三）对教育社会学学科特性的探讨

处于重建起步阶段的教育社会学对学科特性的探讨，以介绍国外的理论为主，但也存在一些由我国学者自己提出的界说。

1980年出版的《辞海》对教育社会学的释文是：“以社会学的原理研究教育问题的一门学科。它研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教育的关系，其主要内容是：（1）教育与整个社会（包括社会变化、经济发展、政治）的关系；（2）班级与社会（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班级组织、教学内容、学业成绩的社会条件、家庭教育对学业成绩的影响）的关系；

（3）学校教育与社会不平等（研究学校结构、家庭出身、地域、种族和性别所带来的教育上不平等）的关系；（4）教育与社会阶层的形成和变迁的关系等。”①

鲁洁在1983年初发表的《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社会学刍议》一文中指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当然它不局限于这方面的内容，它的研究对象是比较广泛的）。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这方面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发展过程中也曾有过一定的丰富和充实。但是，也应该看到，关于教育与社会之关系的理论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教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包括的内容是比较有限的。它不可能把属于这方面理论的各个不同侧面、各种不同层次的问题都囊括其中。教育在社会中越来越不可能成为一种封闭的体系，离开了与社会各种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教育便成为不可理解和没有意义的事物。同时，由于这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从机制上看也愈益复杂，如果只停留于一般命题的普泛概括与抽象论证，我们已不可能对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做出充分说明和具体把握。因此，超越教育学在教育与社会之关系问题上的传统的理论范畴和规定，把教育社会学从教育学中分化出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适当引进社会学的一些理论范畴以及观察问题的方法与手段，建立一门独立的教育社会学，已具有客观的需要。②

厉以贤于1985年发表了《试谈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对象》一文，认为：教育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它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研究教育和社会的基本关系，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它们之间的一致性与矛盾性。教育与社会的基本关系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教育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其中包括：教育体制与经济体制的关系，教育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社会阶层化、社会流动这二者与教育的关系，社会变迁与教育的关系，社会问题与教育问题的关系，等等。第二，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其中包括：社会的文化价值、社会的传统、社会的风尚和习俗、社会的精神文明这些方面与教育的关系，学校、学生亚文化这二者与教育的关系，等等。第三，学校与社会的关系。这涉及如下内容：学校被视为一种社会组织，班级被看作一种社会体系，班级、课堂中的社会学问题，知识的选择、课程的组织和进行等教育社会学问题，等等。第四，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涉及如下内容：个人的社会化与教育，学生受教育以及学业成就的社会背景，学生角色，教师的社会地位和教师在社会中的角色，师生关系，等等。他还认为，把教育社会学作为教育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或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都是允许的，不能用一个否定另一个。①

南京师范大学鲁洁主编的《教育社会学》则强调，教育社会学乃是一门主要运用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对作为一种特殊社会现象的教育进行研究的学科。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地继承教育社会学的历史遗产，总结当代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从宏观方面研究教育与整体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功能；从中观方面研究教育与区域社会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及学校内部的社会关系；从微观方面研究教育过程中的有关社会学问题。②

（四）具体研究的展开①

1。宏观层面基于对教育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所开展的研究

基于对教育与社会之关系的认识所开展的研究主要涉及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结构与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与社会现代化、教育与文化、教育与社会结构、教育与精神文明建设等。这些研究大都从较为宏观的层面展开，与当时的教育基本研究理论存在较多重合之处，可以被看作较为宽泛意义上的教育社会学研究。下面仅列举关于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结构与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与文化的研究。

（1）教育与社会发展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发展，以及商品经济与教育问题，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讨论的热点话题。例如，厉以贤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发展进行了分析②，金一鸣和袁振国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特征进行了分析③，杨东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民主进行了分析④。《教育研究》杂志自1986年开始讨论，1988年第4期开辟讨论专栏，探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教育问题——这也成为当时一些学术会议的研讨主题。

（2）教育结构与经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