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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高等教育理论的初步探索19491966年（第3页）

这一时期，关于高等学校改革的研究见诸各类刊物，然而并没有形成系统论著，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国内的学者仍没有形成系统进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意识。

三、“左”的思想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冲击

1956—1965年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10年。在教育领域，前5年是在全面“大跃进”背景下，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主要内容的“教育革命”运动阶段。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突出在对方针政策的宣传贯彻上。

1957年10月，全国“大跃进”兴起。1958年3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出台，全民全面“大跃进”兴起。1960年冬，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在教育领域，1958—1960年掀起了以“大跃进”为背景，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主要内容，全面地、突击性地进行教育改革的群众运动。

1958年春，高等教育的“大跃进”开始。在“反右倾”思想的指引下，“教育革命”出现“左”的倾向。高等学校的群众运动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使教学质量大幅下降。

针对“教育革命”暴露出的问题，1959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贯彻执行教育方针的主要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教育革命”随后出现了反复。1959年9月初，高等教育的“反右倾”斗争开始。1960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转发了《太原市委关于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情况报告》，此后全国掀起了全民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即“双革”运动）。高校结合自身情况，开始了新一轮革命运动，至1960年7月基本结束。随后又掀起教育改革的**。至12月，“教育革命”结束。

高等教育事业的曲折发展必然会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产生相应影响，主要表现在著作出版、刊物发行和文章撰写等几个方面。

在著作出版方面，1957—1960年出版的著作大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国外高等教育的介绍，包括1957年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材资料编译室编的《苏联高等教育四十年》、1958年何敬烨编译的《美国各大学及学院》和1959年杜殿坤翻译的苏联高尔采夫斯基和留比琴娜著的《大学生的独立工作》。第二类与“教育革命”有关，包括1957年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的《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1958年河南省教育厅编的《民办大学典型经验》、196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编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

尤其要注意的是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套“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经验交流资料”。这套资料一共60本，分别介绍了华中工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石油学院等40多所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根据“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进行教学改革的经验。这套资料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上交流，并在全国发行，对当时的“教育革命”和教学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①

在刊物发行方面，随着“教育革命”在高等学校的深入，“左”的思想冲击了教育教学活动。高等教育刊物作为思想的传播载体，受到了严重影响，高校创办的高等教育教学刊物都被迫停办，作为学者研究高等教育理论的重要载体的《高等教育》于1958年停刊。与此同时，创刊不久，同隶属于高教部的《高等教育译丛》也被迫停办。

在文章撰写方面，这一时期，关于教育的文章多为对“教育革命”的宣传和报道，没有看到隐藏在教育事业发展背后的矛盾，盲目宣传“教育革命”，对教育发展有害而无益。“大跃进”思想的传播和文件的下达执行，使高等教育不能按其规律发展，对高等教育事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可以说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理论发展近乎停滞不前。

四、全面调整下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与探索

由于“左”的错误和急躁冒进，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为了纠正“大跃进”运动的错误，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

“八字方针”通过后，全国高等学校都对教学工作予以了重视。要提高教学质量，首先面对的一大问题是教材的编写。如何编写一批高质量、符合教学要求的教材，是高等学校开展教材建设工作亟须解决的问题。

1961年3月22日，教育部颁布了《关于解决高等学校理科各专业全部课程及工科各类专业基础课程和共同的基础课程的教材问题和计划》，提出了选编理科教材的原则，随后由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负责落实教材的选编工作。

1961年4月11日至2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同教育部、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简称“文科教材会议”），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会上做了《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选编的意见》的报告。①随后中央开始了文科教材选编计划。

经过一批专家学者的努力，文理科教材建设工作取得成效，所编教材带有中国特色，符合社会主义性质，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保障。

从1961年开始，国家先后对高等学校及专业设置进行了调整，制定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俗称《高校六十条》或《高教六十条》），使高等教育得到充实和提高。《高校六十条》包括总则、教学工作、生产劳动、研究生培养工作、科学研究工作、教师和学生、物质设备和生活管理、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制度和行政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共十章。《高校六十条》发布后，受到高等学校广大教职工的欢迎和拥护。虽然条例标明主要适用于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但由于它所具有的示范性和普遍指导意义，党中央指示全国的全日制高等学校都来讨论这个文件，并要求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各部委对所属高等学校进行调查研究，根据不同学校的情况，规定出适合情况的具体办法。后来试行这个条例的高等学校数逐步增加，影响逐步扩大。②各高等学校在试行这个条例的过程中，正确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调动了广大教师的积极性，使他们能够心情舒畅、满怀热情地投入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有些高等学校注意发挥老教师的专长，让他们开设新课程，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各种学术活动，活跃了学校学术气氛，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领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也有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①

与此同时，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开始得到执行。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广州由国家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剧协召开的剧本创作座谈会联席大会上，做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②，就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展的过程、如何团结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等问题进行了阐释。广州会议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会议精神的传达和贯彻有力推动了各个部门和单位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从而使我国的文化、教育、科学事业在1962年以后很快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③

1962—1963年，为贯彻《高校六十条》，教育部召开了高等工业学校教学工作会议和高等学校理科教学工作会议、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自然科学研究工作会议、高等学校研究生工作会议、中南和东北地区重点高等学校培养师资问题座谈会，为改进教学工作、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做出了贡献。

1963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剪报资料图书卡片社”，专门转载和发行各类专题的报刊资料，高等教育是其中一个专题。作为剪报资料的《高等教育》刊物，主要转载当时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报刊上有关高等教育的文章、报道和资料。其与1965年教育部创办的《高教战线》杂志是20世纪60年代仅有的两份高等教育专门刊物。④

在全面调整期间，学者们对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总体而言不多，从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来看，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学领域，此外还有少量关于半工（农）半读教育的研究。

第一，关于高等学校教学理论的研究。

1962年，教育部制定《关于编写高等工业学校基础课程和基础技术课程教材的几项原则（草案）》，提出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少而精”、循序渐进等9项原则。在关于高等学校教学理论的研究中，学者们重点在“少而精”原则上做了探索。我们仅考察中国知网收录的1961—1965年发表的关于“少而精”原则的文章，发现5年间共有论文111篇，远远超出对其他高等学校教学理论的研究。其中，1964—1965年的文章量占5年总量的77。48%，说明在这两年，学者们重点对贯彻落实这一原则进行了研究。

在具体研究中，多数研究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工作谈这一原则的贯彻问题，还有一些研究者对“少而精”原则进行了理论上的研究。有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论证了“少而精”原则的科学合理性，认为“少而精”原则是一条正确处理教学中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数量与质量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则。①有研究者指出，“少而精”原则有三方面内容：课程门数的“少而精”;每门课程内容的“少而精”;每次讲授内容的“少而精”。②有研究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要想在课堂教学中很好地贯彻“少而精”原则，除了深入领会党的教育方针和具体的培养目标外，还必须在教材的规律（教材的科学体系或内在逻辑）、学生的知识经验和认识规律（主要指思维发展的水平）、这样的学生学习这样的教材的规律（学习规律）三个方面下功夫。①

潘懋元和王增炳认为，“少而精”是反映教学过程客观规律的教学原则。“少而精”原则反映了教学过程中学生接受知识的数量与质量的对立统一规律，它的意义就是控制数量，提高质量，借控制数量的手段，以达到提高质量的目的。随后他们对“少而精”教学原则、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原则、系统性与循序渐进教学原则、符合学生接受能力教学原则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最后提出贯彻“少而精”教学原则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加强教学组织和管理，抓好四个环节：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调查研究；精选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②

除对“少而精”原则进行研究外，还有研究者对启发式教学进行了研究，撰写了《在无机化学教学中几种启发式的尝试《我们是怎样以毛主席思想作指导贯彻启发式教学的》《普通物理习题课贯彻“少而精”和“启发式”教学的几点体会《运用启发式讲授“资本和剩余价值”一章的一些体会》等文章。

第二，关于半工（农）半读教育的研究。

与高等学校教学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作为高等学校改革重点的半工（农）半读教育，学界对此的研究却很少，在1965年的报刊中，大多数是对半工（农）半读教育制度的宣传和实施情况介绍，出版的著作也都是介绍性质的，很少涉及这种制度的理论问题。《江西大学学报》在1965年刊发《在综合性大学中文系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几个问题的初探》《我校文科由全日制改为半工半读中的若干问题《半工半读中试行新的教育组织的一些体会》，是为数不多的理论探讨性质的文章。

《在综合性大学中文系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几个问题的初探》中，作者谈到必须正确地处理工读关系，在教学中“旧框框必须彻底地破、反复地破”，“有中心，有配合，各门课拧成一股绳”，“必须抓住自学指导这一环”，“开展教学民主”等。①

《我校文科由全日制改为半工半读中的若干问题》提出在全日制大学中，要办好半工半读教育，应充分做好思想条件、劳动和劳动教育、组织干部和基地等几个方面的准备。半工半读高等学校中心是“又工又读，工中有读，读中有工，工读渗透，达到学习、生产、思想三丰收”②

《半工半读中试行新的教育组织的一些体会》提出，级务委员会这一教育组织形式是领导、教师、群众三结合，政治工作、生产劳动、教学工作三结合。它的成立可以加强党对学校基层组织——年级各项工作的具体领导，有益于发动群众做好各项工作，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大大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使政治思想工作与教学、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各项工作都出现了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③

1961—1965年，高等教育事业经过调整得以发展，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仍以高等学校教学为主要研究内容，体现出这一时期人们对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性质的认识。

1949—1965年，高等教育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虽然重点始终在高等学校教学，但随着方针政策的出台，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探索及理论研究也曾出现转向，但总的方向仍是不断向前的。至“**”开始，高等教育领域的改革实践活动被破坏，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欣欣向荣的景象被破坏，创建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积极因素被破坏，高等教育学学科创建工作迟迟未曾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