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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古德曼的自由学校教育思想（第1页）

第二节古德曼的“自由学校教育”思想

保尔·古德曼（PaulGoodman，1911—1972）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批评家和教育评论家。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美国当代年青一代成长问题的探讨和现行公立学校制度的直率批评，以及关于教育改革的一些设想和建议，开启了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主义教育思潮，在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从而被视为“自由学校（freeschool）”教育运动的首倡者和“非学校化（desg）”思潮的先驱。

古德曼曾在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执教。他早期致力于文学创作，期望成为诗人、小说家，但未获成功。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学校教育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激烈争论，引起了他的兴趣，使他转向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他走访和考察了许多学校，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著作，如《荒谬的成长》（1960年）、《学者团体》（1962年）、《我生活会属于我》（1963年）、《强制的错误教育》（1964年）、《新改革：过时的保守派的笔记》（1969年）和《自由与学习：选择的需要》（1971年）等，提出和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

导致古德曼重视教育研究的主要现实因素，是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给美国朝野带来的震惊和美国广大人士对学校教育的批评。正如和古德曼同时持有某些相似看法的埃·Z。弗里登伯格（E。Z。Friedenberg）所说的，这为古德曼关心了解美国社会中儿童和年轻人的困境打开了一个缺口。[4]但从思想渊源上说，古德曼则深受19世纪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杰弗逊（T。Jefferson）的民主主义以及后来杜威所提倡的进步教育和尼尔的自由教育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古德曼也试图通过所谓“自由学校”教育来实现他关于教育和社会的理想。

一、论人的成长要素

古德曼在他的所有教育著作中，都把“成长（growingup）”作为一个中心概念，并反复表述了他对年青一代如何能更好地成长的基本观点。

首先，古德曼明确肯定人性（humannature）是人之成长为人的基础。他考察了近代社会关于“人性”概念的历史发展。他既不赞同粗暴地将人性视为人的动物性，也反对把人性简单地指为人类才有的特性，如理性、创造性、博爱等。他倾向于认为人性是由上述两个部分构成的。他说，正如弗洛伊德（S。Freud）所试图证明的，在人性中有着非常冲突的机能，它使得人有可能吸收文化，只有这样的社会动物才有可能成为有教养的，教育的每一个步骤实质上都是困难的社会冲突的解决。[5]在古德曼看来，人性是“一种发展的潜能（potentiality），既不是文化的，也不是空白的，但它使得人有可能接纳文化。我们必须让‘它’显露出来，向‘它’提供发展的机会，而不要妨碍‘它’”。[6]儿童的“成长”，也可以说是人性在适当环境中的显露和发展。

古德曼认为，年青一代的成长，像任何不断发展中的机能一样，要求环境中有适当的客体去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和能力发展，直到他们能更好地选择或创造自己的环境。不论“成长”是正常的或被扭曲的，都受客观环境的影响。没有适合年轻人成长的客观机会或阻碍他们接触有益于成长的环境，年轻人将自发地为他们自己寻找或建构异常的事物以代之，这正是人性的力量所在。然而，完全让年轻人自己做出的选择和建构很少是美好的，通常是愚蠢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而让年轻人只顺从统治的社会制度，则将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冷漠、失望和玩世不恭的人。因此，必须为年青一代的成长提供合理的环境，特别是合适的教育和生活。但是，在古德曼看来，美国社会看似十分富裕，但在提供能促进年轻人更好成长的基本客观机会和有价值的目标方面，却极为缺乏。人们没有受到认真的对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平常的儿童要成长为一个有用之才，是十分困难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人类资源的浪费”[7]。

人的成长虽然离不开社会和文化，但古德曼并不完全赞同某些社会学家将人的成长解释为就是个体“社会化”，而且还把个体“社会化”视为将一定社会的文化强加在社会成员身上，从而使个体“社会化”成了“教他文化（teaghimtheculture）”的同义语。在古德曼看来，这种观点和主张很可能只强调年青一代适应社会制度，而漠视人自身发展中的各种需要；只重视强制地向年轻人灌输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而忽视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整个适宜的社会环境；只注重训练年青一代担负和执行文化，使他们湮没在他们所继承的文化之中，而压抑人们的创造性。古德曼认为，年青一代被不适当地“社会化”，也许是反人性或对人性没有价值的，显然不利于人的成长。[8]

在古德曼看来，教育固然对年青一代的成长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现代学校是工业社会“高度组织化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学校教育存在许多局限和弊端，因而更应该重视社会环境对年青一代的重大影响，并将教育扎根于个人经验和群体生活之中。他在《荒谬的成长》中还具体论述了“工作”“阶级结构”“才能”“爱国主义”“婚姻与性”“信念”“竞争”“组织制度”“群团”“保守与变革”等因素对人的成长的影响，并对美国社会在这些方面给予年轻人的有害影响做出了分析和提出了批评。

古德曼认为，“工作（job）”是影响年青一代成长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当人没有足够的有价值的工作时，是很难成长的。而所谓“有价值”的工作，即既确有效用，又要求运用人的智慧和能力，并能使人保持人格和尊严的工作。可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却很难找到一种真正能使人十分惬意而又有活力和价值的工作。因为在西方的工厂制度下，人在生产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丧失了主动性，不仅对自己的工作既无爱好也无热情，甚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还被劳动异化了。学校教育则不断按照这种社会对劳动者的要求去训练年青一代，并指导他们去谋求一个所谓合适的“工作”。这对年轻人的成长会产生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古德曼看来，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的爱国主义对年青一代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他说：“爱国主义是儿童时代和青春期的文化。没有这第一步的文化，就注定会一无所获地对待科学、艺术、人道和上帝这些人类文化。”[9]不过，古德曼认为，美国虽一直在提倡爱国精神，并通过各种途径向年青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却逐渐失去了其真实的内涵。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由于不断出现不光彩的和欺骗性的政治事件，由于社区的变动及其功能的削弱等，使得年轻人不再轻信那些悦耳的爱国说教。

“信念”也是年青一代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要素。古德曼说道：“一个人没有信念，难以成长。因为这将使他不断受到恼人的问题的困扰，如我是没有价值的吗？我如何证明我自己？我将有什么样的机会？等。”[10]古德曼认为，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看到儿童富有初级的信念，但是由于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有价值的机会和对他们承担切实的责任，严重地削弱着正在成长的年轻人的信念，以致对他们的成长带来不良影响。

古德曼还探讨了各种变革对年青一代成长的影响。这些变革包括物质环境的变化、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政治改革、现代道德的发展以及和儿童与青少年直接有关的劳动、教育方面的改革等。但是，古德曼认为，并不是一切变革都会对年青一代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以美国社会的一些变革为例，认为有些变革不但意义含糊甚至是失败的。它既打断了传统，又没有确立新的标准，从而造成社会动**。现代社会这种不成功的变革，反而“加剧了青年人在我们社会中成长的艰难状况”。[11]因此，古德曼虽不完全反对变革，但更倾向于为年轻人的成长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的主张。

古德曼还强调指出，“社区”作为人们生活、工作、娱乐的基本环境，对年青一代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是年青一代成长必不可少的条件。

总之，古德曼从多方面探讨了人的成长的重要因素，并据此进一步研讨了年青一代的教育问题。

二、对美国公共学校教育的批评

尽管美国许多人士竭力宣称公共学校教育系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譬如说它使每一个美国青年人为进入错综复杂的世界做好准备，为失业青年提供避风港，使下层社会的人得到平等的机会；它是开发创造力、传授知识、培训各种社会工作人员不可缺少的；等等。但古德曼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的公共学校教育不仅没有达到其所宣扬的目的，而且越来越显露出其存在的许多弊端。他对现代美国的公共学校教育系统提出了种种批评。在《荒谬的成长》中，他指责美国的公共学校“像监狱（likejail）”；而在《强制的错误教育》中，他则批评美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已成为普遍的“圈套（trap）”。

古德曼在回顾美国公立学校和义务教育发展的历程时指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公立学校在推动其混合的民众趋向民主化方面确实是一种强大的积极力量，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启蒙时代，杰弗逊等人提倡通过义务教育培养“公民”，而当时的“公民”意味着“社会的创造者”，而不只是社会的“参与者”或“适应者”。他们将人民受教育视为增长其作为公民的首创精神和捍卫自由。促进义务教育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工业化和都市化。由于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对广大民众来说充满机会的开放社会，“个人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还比较协调，人们将为取得成功而受教育当作人的价值的一种体现。但是，现在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古德曼认为，如今社会的各种计划和决定的权力掌握在最高管理者手中，民主已受到严密的组织和控制。阶级分层日益僵化。虽然新的白领中产阶级的构成，曾使一般人将学历和文凭视为获得金钱和地位的必由之路，但白人移居市郊和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集中于城内，却加速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以致使教育机会平等成为神话。下层人们实际上很难有上升的机会。公共学校教育已越来越少地反映人的价值。

在古德曼看来，美国强制的公共学校教育系统主要存在以下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