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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第2页）

舒尔茨首次对教育投资的效益进行了较详细的测算，并提出了测算的理论和公式。这种测算及其结果，不仅成为舒尔茨等人人力投资理论的实证依据，而且对20世纪60年代起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风行也有很大影响。

舒尔茨在其《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列举了许多项教育收益。比如，社会从教育机构的研究中获得的收益；潜在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增进人的能力以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师资的准备；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准备各种人力；提供更好的个人品德表现、文化能力和其他服务能力等。这里说的教育收益，显然不限于经济效益，但人力资本理论是主要立足于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的。

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者都认为，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是极其复杂的，要鉴别教育在提高有益于经济增长的人的能力方面的作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许多研究者都在这方面做了努力的探讨。

舒尔茨曾把教育服务分成3类：一是纯粹为消费的教育服务。如对改善生活质量包括提高人的艺术鉴赏力和家务能力等；二是纯粹为投资的教育服务，即个人为提高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能力而接受的教育；三是同时为这两种目的服务的教育，它既不是纯消费，也不是纯投资。而在第三类中，有的是主要为消费，其次才为投资的教育，如在美国大多数家庭都把初等教育划归为此类；有的是消费考虑和投资考虑几乎并重的教育，许多人认为普通中学教育和某些文科院校的教育即属此类；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投资，其次才是为消费的教育服务，如大多数学院和大学的教育以及几乎所有的专业教育。这些不同类别的教育服务是随社会的教育需求而变动的，而影响社会教育需求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其中包括父母和学生对预期收益率的期望。

不管是哪一种教育服务都需要成本，都存在教育开支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并与经济发生关系。为了探索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舒尔茨曾提出3种不同的比率。

①用教育—劳工比率来显示与劳动力总量有关的投入教育的人力，即根据教师和年龄适合于从事劳动的学生与从事劳动者人数之比率来计算。

②用教育—收入比率来表示投入教育的资源与消费收入之间的关系，即把教育资源的增长与消费收入连接起来。

③用教育—投资比率来表明投入教育的资源与投入能再生产实物资本的资源之间的关系，即根据投入教育的资源与用作非人力资本形成的资源之比率来计算。

而当他采用这3种比率研究美国1900年至1956年的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竟产生了令人吃惊的类似结果：在这期间，美国分配给教育的资源增长为（按美元计）消费收入增长的3。5倍和实物资本形成增长的3。5倍，教师和因上学而放弃收入的学生人数的增长（按劳动投入）亦为美国已就业的劳动力增长的3。5倍。[24]它表明这可能是用来分析教育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可行方法。

在舒尔茨看来，教育的收益可分为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两个方面。从理论上讲，教育的个人收益主要有5个方面：①未来较高的收入；②未来较健康的身体；③未来较强的企业工作能力；④未来合理安排家庭活动的能力；⑤未来较大的职业机动性。一般地说，由于受教育者是社会成员之一，私人收益包括在社会收益之中，社会收益则是私人收益和其他（本人不能获得的）收益的总和。

关于教育对个人的收益，舒尔茨虽然主要以物质收益（工资额）作为衡量收益的尺度，但他不赞同单纯以工资收入的数量来确定教育的收益率，而主张用具有同等教育程度而实际上得不到同等薪金的各种社会因素，对教育收益率计算值做进一步调整，以使所确定的教育收益率更为准确。舒尔茨还认为，衡量教育收益时，还应该考虑一些非金钱收入的因素，如从所选择的工作环境所得到的某些满足。

关于教育对社会的收益，舒尔茨也指出，如果是计算教育的某一阶段的收益率，可先测定学生按学历不同而得到收入的差别，算出各教育阶段的毕业生的收入差额，以这一差额与该教育阶段的教育费用之间的比率来表示收益率。用这一方法，舒尔茨曾测算出1957年美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费用占总教育费用的比率分别为28%、45%、27%。而各级教育的收益率是，初等教育为35%，中等教育为10%，高等教育为11%，各级教育对美国教育平均收益的贡献分别为9。8%，4。5%和2。97%，三项合计17。27%，取近似值为17。3%。而1929年至1957年，提高教育程度对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3%。[25]

由于影响人力投资的社会效益和个人收益的因素比较复杂，一些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者往往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算，因而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例如，贝克尔也对收入、投资成本和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研究。他把影响收入差别变化的因素概括为3个方面。

①不同社会阶层所受教育水平的差别。这种差别越大，收入级别的差距也就越大。

②个人教育费用。不仅指货币成本，还指受教育的努力所包含的心理成本。教育不是一般的消费，收入越高，对教育的消费必定越多。

③利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越高，就越有可能产生巨大的收入差距。贝克尔认为，影响人力资本投资规模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这种投资获得的可能性及其收益率。[26]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学生在学期间所放弃的收益的变化，通货膨胀对教育投资效益的干扰，教育中新技术的运用对教育效率的提高，还有一个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都会影响教育投资收益的实现。

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源是一种巨大的资源，高度重视人的知识、智力和能力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认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人的质量，增加人的智能，改善人的生活，从而带来个人和社会的巨大效益，促进经济增长。该理论还强调，随着劳动者智能在现代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开发人力的教育投资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而主张应把教育投资放在重要的地位。所有这些观点，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经济和现代教育的某些客观规律。

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者对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测算，虽然其计算方法与指标尚未构成完整的体系，其中有些问题也仍待探讨，但他们的测算尝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至少表明了科学地确定出教育投资收益率的必要性和制订教育投资计划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教育的经济效益的重视。

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和进展，促进了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兴起。但是，人力资本理论，作为资产阶级教育经济学流派之一，它在实质上是从获取利润这一立足点来看待主要由教育投资构成的“人力资本”，因而并没有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进行原则区别。它将教育的收益视为同劳动者的活劳动完全无关，是投资的结果，把教育水平增长的全部效果仅仅归于工资的增加上，而工资的增加又是人力资本中的利息而已等观点，则掩盖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教育投资的实际利润是更熟练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增长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