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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形成（第1页）

第一节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形成

作为一种现代世界教育思潮的教育经济主义，虽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它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却源远流长。

一、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的早期思想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对知识和教育的需要，对探讨教育的经济价值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教育对生产和经济的意义与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并受到社会的日益关注。一些思想先驱和理论家在20世纪以前就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论述。

（一）威廉·配第

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Petty，1623—1687）就曾试图从有益于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视角来考察人的价值和教育问题。他认为，“技艺”是提高工作效率和发展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许多工作”[1]，因此，教育和训练可使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出现差别。他将海员和农民的劳动所得进行对比，认为由于海员所受到的训练，一个海员的劳动所得的货币价值实际上等于3个农民。在他看来，英国的财富主要在土地和人口上面。他力图根据有关统计数字测算出当时英国人口的经济价值。[2]这是配第试图突破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货币是唯一财富的观点，首次试图确立一个国家人力的经济价值。

从有技艺的劳动能创造更多财富和获得更多收益的立论出发，配第建议英国政府应重视教育。他主张由公共经费提供各种学校和大学的费用，使一切阶级的儿童都能进入学校学习。他还建议将中等学校建成机械中学，并注重下层社会儿童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他甚至认为：“如果英国还有贫困观象，或是有人因贫困而被处绞刑，或因饥饿而死，那是由于缺乏教育而造成的。”[3]

（二）亚当·斯密

到18世纪，亚当·斯密（A。Smith，1723—1790）作为英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时期资产阶级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他在其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第一次直接地、明确地论述了教育对发展生产和经济的重大意义。在他的有关论述中蕴含着许多现代教育经济学的思想萌芽。

亚当·斯密认为，财富的源泉是一国国民的全年劳动。而增进国民财富的第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分工。他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4]在他看来，在一国国民总数为一定的条件下，由于分工，人们的劳动熟练程度以及劳动技巧和判断力越高，劳动效率就越高，生产的产品也就越多越好。如果一国国民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越多，从事无用劳动的人数越少，所能生产的产品也越多。这意味着，从根本上说，人的经验、知识、技能是发展生产和增进国民财富的重要因素。

在分析“资财”时，亚当·斯密认为“固定资本”主要包含四项，其中第四项是：“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他说：

“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5]

他还指出：

“一种费去许多工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可以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而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长短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在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正如考虑到机器的比较确定的寿命，必须于适当期间内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润那样。”[6]

在亚当·斯密看来，正是由于各种职业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因此各种职业劳动的报偿之间也有区别，“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7]

亚当·斯密不仅首次明确地将人的知识和才能看作如同高价机器一样的个人和社会的财富，并将其列为固定资本之一，而且首次对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亚当·斯密还考察了青年教育设施的费用和各种年龄国民的教育经费问题。他认为：“如果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学校和学院组织得比现在更合理，那么大众由此受到的利益将更大。”[8]

（三）萨伊

萨伊（J。B。Say，1767—1832）是法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由于18～19世纪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进展，教育和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和经济的意义进一步显现，使萨伊在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上，更明确地提出：“当任何职业（不管是高级职业或低级职业）所需要的技巧，只通过长时间和代价很高的训练才能得到的时候，这种训练每年必须支付一定费用，而这些费用的总和构成累积资本。这样，它的报酬，不但包括劳动工资，而且包括在训练时所垫付的资本的利息。”[9]在萨伊看来，一个人付出一定的费用，通过教育和训练而获得一种特殊才能，他就享有着一种积累的资本，一种财富。这种资本，这种财富，虽然是非物质的，却能以专门职业的服务形式取得收益。因此，萨伊说：“教育是资本，它应当产生和劳动的一般报酬没有关系的利息。”[10]而且，他还认为，由教育费用所构成的累积资本所应收回的利息，不仅是指某个人所花的教育费用的利息，严格地说它应该是社会在这方面全部教育费用的利息，不管费用有无效果。

（四）冯·杜能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冯·杜能（H。VonThünen，1783—1850）在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一书中，也论述了教育的重要经济意义，并接受了前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

杜能认为，对人的劳务是否构成国民财富的一部分这个大有争论的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毋庸置疑的。他说：“由于受过较高教育的国民，用同样的物质设备装备起来，就能比未受过教育的国民创造更大的收入，并且由于这个较高的教育只有通过需要消费大量物品的教育过程才能获得，受过较多教育的国民也就拥有较多的资本，并表现为较多劳动产品的利润。”[11]因此，他主张把人看成资本，而且认为，那种不愿把人视为财富和实物资本，担心这样看待人和分析人会把人贬低的观点，乃是在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上导致概念不清和混乱解说的原因。他还指出，事实可以证明“人只有服从资本规律才能成功地保持其自由和价值”，“不认识如果不利用这种资本，国家将损失这种资本的数额而贫穷。这样，我们将再一次发现，由于人们不把人的教育费用看作生产资本，而造成不公正”。[12]基于教育投资的经济意义，杜能还认为，随着智育训练得到广泛的发展，人才必将辈出，他们在机器工业和农业方面有能力创新，每有发明便能提高劳动效率，获得更多的产品，而且，“随着人类精神文化的提高，十分艰辛的体力劳动将逐渐消失”。[13]

上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教育经济价值观，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17～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在创造物质财富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作为培养和训练劳动能力之教育的经济意义已逐渐受到重视。

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通过他的劳动价值学说、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等，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教育在劳动再生产和科学知识生产力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要问题，做出了空前深刻的论述。马克思的教育经济观，为科学的教育经济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直至19世纪，由于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仍然很不充分，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对生产的作用还不够明显，资本家主要是考虑通过增加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和劳动强度来获取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政府则更多地关注通过教育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来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来说，他们关于教育经济思想的论述，基本上只能被看成主要对人力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人力是否也是一种资本、教育费用可否视为一种投资等问题上的初步探讨，尚未能提出稍微系统化的教育经济理论。当然，尽管如此，这些经济学家试图揭示教育与经济关系中某些规律性的探索，特别是关于人力资本问题的提出，无疑是对将物质资本的积累视为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的观点的一种挑战。

二、进入20世纪前后的西方教育经济思想

到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领域中，关于教育的经济意义和人力资本的思想受到进一步的关注，有关的理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Marshell，1842—1924）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主要著作：《经济学原理》（1890年）一书中，曾相当详细地论述了普通教育、工业教育以及学徒制的经济意义，并以“教育作为国家的投资”的标题辟专节论述教育投资问题。马歇尔接受了亚当·斯密关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以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的基本观点，认为人高效率地从事生产的精力、才能和体质都可以被看成资本，教育是一种投资。他说：

“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单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