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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下中国教育学的走向（第2页）

一、中西关系

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学术合作增多，学术竞争也日趋激烈。信息传播加速中国各学科间的融合，也加速了中国学科与国外学科的交流，审视当前时代，我们在中国教育学建设中不仅应合理吸收国外有益经验，更应立足本土，中西会通，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一）批判借鉴西方教育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①未来的中国教育学，是扎根本国本土的教育学，是充满创新创造活力的教育学，是作为独立存在的教育学。但独立性的探求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西方，中国教育学的建设从来都不应是闭门造车，搞封闭主义是无法实现学科发展的，尤其是在如今的开放性时代。西方教育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质料”，我们应合理利用。

（二）中西交融，建设中国教育学

我们应在中西交融基础上，去建设中国教育学。第一步，扎根本土实践与教育传统，探寻中国教育学的历史脉络及学科建设的可能性空间，寻找到借鉴西方教育学的基本立足点。第二步，审视西方教育学理论，即对照中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形成背景及基本内涵，探寻出二者的“重叠共识”，分析理论融合的可能性，并寻找到理论

融合的切入点。第三步，基于“重叠共识”，进行理论整合。②即将中西方教育学理论体系中的“重叠共识”作为二者融合的基础，以中国教育学建设为目标指向，使理论为我所用，进一步促进中国教育学的自主创造创新。

二、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传统于历史中形成，中国教育学的民族文化传统，“不在片段的教育知识之中，而在其中体现的连续的人文精神之中、表达的对人心、人性、人文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信任、关怀之中”①。教育学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对传统的传承。中国教育学要接着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传统讲，接着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教育学传统讲，接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传统讲，接着以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为范式的中国教育学传统讲。②这种面向传统、剖析传统、回归生命、超越生命的“接着讲”，使教育学饱含人文气息。因此，中国教育学的建设，既需要纳入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涵，又需要镌刻现代化的特征。中国教育学的体系是传统与现代化结合的重要方面，其中既有传统的理论内容，又包括时代发展形成的新理论成果，应着手对中国教育学体系进行整合与重构。

这里的重构，不是推翻现有的一切努力，而是反思现有的教育学体系构建现状，结合信息技术时代的特点进行构建方式的转变，使教育学体系下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活动适应时代发展并从教育层面引领时代进步。须明确，顺应时代推进学科建设现代化是教育学学科自立的途径，是构建中国教育学体系的过程。具体而言，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个方面。

（一）学科体系的重构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学科目录对教育学一、二级学科进行了规定，使中国教育学学科具有制度化特征，然而学界对学科体系的讨论并没有因目录的颁布而停止，目录外自设学科的开设及不同教育领域的学科化使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的研究更为广泛。信息技术的规模化发展，使知识得以有效整合，知识综合化的同时，知识分类趋于明确细化，在此基础上，重构学科结构体系，就是梳理教育学结构，实现学科知识的有序流动，或实现学科体系的高度综合，或实现高度分化，整合教育学学科，发挥教育学学科的整体功能。

实现教育学整体化的一个思路是按大教育学的思路，基于系统论观点，将教育学作为一个系统，对其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动态性研究，从教育知识的生产传播层面去探讨一般意义和本质意义上的中国教育学的内涵与体系，以实现学科的高度综合。这种综合将淡化教育学各分支学科界限，以实现从教育学的一般理论出发达到对事物的认识。另一思路是在现有基础上，再强化学科群建设，以实现学科的高度分化。应定位学科知识，补齐学科间空白，对传统学科进行革新，将各工科技术教育学、社会教育学、教育学史、文化教育学、学习学、信息技术教育学等纳入学科群建设中。推动一流而全面的教育学学科群建设，已是中国教育学学科应对信息技术的综合应用的重要任务。

在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下的学科体系构建，应将教育技术学列为重点研究的对象。教育技术学因其实践性的特征，与时代的关系最为密切，应是与各分支学科均保持良好沟通的学科。然而，现有的二级学科分类，将教育学下设学科限制在自己的边界内，很少互相联动，对于研究问题，首先不是跨二级学科研究，而是跨一级学科开展研究，各学科各行其道，除与教育技术学密切相关的课程与教学论外，鲜有其他学科与之互动，更缺少对自身教育技术理论的关切。我国的学科目录中规定教育技术学专业可授予教育学或理学学士学位，部分高校直接将教育技术学专业放在计算机学院，作为一门技术性学科来建设，教育技术学陷入了技术论误区，成为纯技术操作的学问。教育技术学对教育学的无归属感，各分支学科与教育技术学的关系淡漠，致使信息技术对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作用发挥，以及教育学对信息技术的推动受到影响。

教育技术学在当代的学科立场与学科价值偏移，迫使教育学人思考教育技术学的存在问题。教育技术学，一方面应重新定位自身，重新确立学科范畴，明确在教育学中的位置，将自己置于教育学学科之下，作为具有较强实践性的教育学学科存在；另一方面，加强教育技术理论研究，将理论作为立足之本，不至于使一门学科沦为工具性存在，更应成为理论实践兼具的应用型学科。

（二）学术体系的重构

一方面，我国传统的教育学重点关注当代的教育理论，对方法论重视不足，对未来的教育缺少研究，如此难以适应现代化教育需要。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人类准确预测未来的可能性加大，在教育领域同样如此，教育技术如何应用，教育理论如何演绎，教育实践如何开展，均能得以预测。因此，在人类超前把握社会发展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教育学，不仅能反映中国的当下，而且应能镜鉴中国的未来，对未来的教育能够给予方法论上的指导。

另一方面，信息技术时代下，教育知识的广泛传播，使得教育走出学校，家庭与社会应然成为教育的重要一环，在我国大力推广终身教育理念、建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当下，社会教育重要性凸显，所占比重增大，在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应显示其地位。现代化的教育学体系在社会、家庭中传播教育知识，更能适应未来教育活动的需要。

（三）话语体系的重构

话语体系的重构，关键在于转变我们建设中国教育学的思路，由西方教育学能为我们提供什么转变为我们能在世界视野下做些什么，由教育学在中国转变为在世界中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重任，将落在一大批为教育学传承创新而奋斗的教育学人身上，这批教育学人寓传统与现代于一身，既继承民国以来的教育学传统风范，又立足当代，把握学科特性，创新理论研究成果，以自身教育实践形成系统理论，重构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需明确，教育学人对话语体系的重构，不是在国内国际对话语权的争夺，一切努力应以完善教育学体系为最终旨归，学派式的努力应成为话语体系建构的首倡方式。

学派的创建是理论体系化后的必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是理论得以系统丰富的重要途径。学派的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一个方面，除关乎理论探索外，也关乎实践走向。于内，中国教育学学派的建设，将增加教育学在中国各学科中的影响力，提升教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于外，中国教育学学派的建设，将在信息技术作用下，推广中国教育学的理论，推广中国教育实践经验，在世界教育领域发出中国声音，为全世界教育发展贡献力量。在信息技术时代下，教育学研究者应立足现代化，利用互联网加强研究队伍的整合、研究人才的挖掘，聚焦学科生长点，积极推进研究中国教育学学科的诸多学派的创建。已有学派的建设应立足时代，一方面，将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应用于学科理论研究之中，着力明晰中国教育学学科的核心概念、命题、理论体系，并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技术，加强同国内外教育学研究团体开展积极对话，进一步探究中国教育学内涵式建设的路径及教育学人的共生共享共长机制。

三、虚拟与现实的关系

信息技术时代下的虚拟，是仿实物和伪实物技术应用的新型信息互动方式，虚拟技术持久性地革新了科学技术，影响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由于虚拟技术的不当使用，易使人类无法立足现实思考问题，对技术产生情感上的依赖和迷恋，沉迷于虚拟世界，教育活动将脱离生命，脱离实际，教育问题的研究、教育系科的建设将随之陷入空想而失去存在意义。虚拟的滥用，是信息化的消极影响，中国教育学在建设中处理好虚拟与现实的关系，须立足现实来把握虚拟，关注现实生命，回归教育实践。

（一）掌握人工智能，关注、体验、感悟生命

信息技术时代下，互联网的普及易使人失去自我，沦为虚拟的“奴隶”。在教育领域同样如此，如何关注和解放被信息技术“裹挟”下的人的生命，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完善的教育目标，是信息技术时代下世界教育和中国教育共同的本质诉求。

第一，就研究对象而言，我们强调的生命，是指每一个作为独特生命现象存在于教育活动中的个体。当前时代更强调人的个性发展，每个人的教育实践不尽相同，如果从一般意义上来研究人的教育，并不能将时代的多元性特征融入其中，易导致教条主义的弊端，对教育发展无益处。因此，我们开展中国教育学的研究，应运用好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从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人，转向关注每一个独特发展着的生命个体，致力于将中国的教育由刻板的传道学道印象向知识对独特个体的身心德智的系统关照转向，开展精准教育、精准研究，以此体验个体独特的教育实践，感悟人的存在、感悟生命活动，生成教育理论，内化为学科知识，提高学科品味。

第二，就研究者这一生命个体而言，我们应给予密切关注。“科学本身就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分支……每一个学者都本能地要求进一步发展科学，特别是发展他们所选定的那部分科学。这种愿望是学者本来就有的，也是每一个从事专业的人所具有的，但学者的这种愿望要大得多。”①信息技术的革命，人工智能的发展恰恰也是研究者生命力量的积极呈现，是研究者个体生命的充盈和丰富。就教育学研究来说，它孕育着科学与技术的创新之源，中国的研究者更需要树立教育学学科自信、学科自尊和学科责任，从自身出发，立足中国，研究人工智能下的生命与教育，以自己的亲身实践来生成中国的教育知识，构建中国教育学理论，研究中国教育学学科，实现中国教育学的时代价值。只有积极的生命参与，才能有所感，有所思，有所作为。

（二）回归教育实践

教育学立足现实，应强调回归到中国教育实践之中。在信息技术时代下，教育活动的开展更加注重教育主体的参与，实践性愈发凸显，我们如何把握教育问题，开展教育学学科的研究，以探寻教育学建设路径，使学科充分发挥自身功能，这取决于教育实践的开展。信息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实践的纵深领域，从而更全面、更深刻地呈现出实践的问题和诉求，引导着学科建设的新方向。

在中国教育学建设中，要将教育实践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即从中国的教育实践出发，生成学科知识，寻求与教育实践的沟通，最终走向信息技术关照下的全景式的教育实践。我们强调回归教育实践，更多地要与信息技术时代做沟通，思考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有机融合，能够在创新的教育活动中建构起符合教育学特性的理论体系，进而对实践予以宏微观相结合的指导，发挥出教育学的功能。研究者可创建虚拟学术社区，相互沟通，并运用信息云处理技术、互联网技术、模拟实验技术，深入中国的大中小学、家庭、社区开展教育实验、开创教育实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