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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教育系科的发展历程（第1页）

第一节教育系科的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教育系科的发展规模、课程设置等均根据时代和社会变迁而变化、发展。依据教育系科的不同发展情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教育系科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为仿苏改造期、独立探索期、严重破坏期、恢复重建期、深入前进期、繁荣发展期6个阶段。

一、仿苏改造期（1949—1956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教育系科也在社会制度的变革中改造，开始借鉴苏联经验进行调整。

（一）仿苏改造的原因

第一，建设、发展新教育的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当前的迫切任务是实现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育的转变，完成对旧中国教育的根本改造。1949年12月23日至31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同样明确指出，旧中国的教育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反映新政治新经济的新教育。会议重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①。旧中国的教育系科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产物，为适应建设、发展新教育的需要，需要进行改造、重构。

第二，大力发展师范教育的推动。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改进北京师范大学和各地区大学中的师范学院、教育学院，以更好地改进师范教育落后的状况。②1951年8月，第一次师范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建立由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中等师范学校及初级师范学校构成的独立师范教育系统，确定每一大行政区至少建立一所健全的师范大学，以培养高级中等学校师资为主要任务；各省和大城市原则上设立健全的师范专科学校一所，以培养初级中等学校师资为任务；大学中的师范学院或教育学院，以逐渐独立设置为原则。①1951年10月1日，《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开设中等专业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包括技术学校和师范学校，这进一步为高等师范院校中教育系科的勃兴提供了前提。为适应中等师范学校的发展，1952年7月16日颁布的《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草案）》指出高等师范学校培养中等学校师资，应根据中等学校教学计划设置教育（得分设学校教育及学前教育等组）系科等。②此后，因培养师资和中等师范学校的兴起，教育系科陆续调整、重建，至1953年，全国共有23所高等师范学校设有教育系，学生共计3660名，约占当时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总数的10%。③

第三，全面学习苏联的经验。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上，刘少奇同志提出“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哲学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④。在全面学苏的大背景下，教育领域也将学习的目标转向了苏联。1952年11月，《人民教育》发表社论《进一步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迎接中苏友好月》。社论强调了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原因及重要性，提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首先必须彻底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在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全面学习苏联教育学中，我国教育系科开始仿照苏联经验进行改造。不仅如此，1949年至1954年年底，我国一些高等师范学校还聘请了苏联专家，自学苏联的教育建设经验，为重构和调整教育系科做出了一定努力。

第四，高校院系调整的影响。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开展，高等教育暴露出一系列问题。有鉴于此，1951年11月，教育部在苏联专家的参与下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会议按照苏联工科院校的模式，拟订了工学院调整方案。这些调整方案经政务院第113次政务会议批准于1952年4月公布，由此启动了1952年到1953年的高等学校院系的大规模调整。1952年，教育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进行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工作，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并把私立大学全部改为公立。①1955年，教育部又调整部分高等学校院系专业设置和分布，以改变高等学校过于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的状况。经过两次大调整，初步形成了新的高等教育框架格局，民国时期仿照美国而设的拥有文、理、商、法、教育（师范）、农等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调整为仿照苏联模式的文理综合大学。此时，大多数综合性大学教育系科或被取消，或被合并，或被调整到师范大学、师范学院之中，改变了民国时期教育系科集中于综合性大学中的局面。

（二）仿苏改造的表现

此阶段教育系科进入改造和全面仿苏时期，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教育系科集中于高等师范院校。全面学习苏联高等教育体系，在大力发展师范学院、逐步恢复师范院校的独立设置以及培养师资的需求下，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科开始勃兴。②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又进一步使得大多数综合性大学被调整，其教育系科或被合并，或调整到师范院校之中，如大夏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教育系科被合并到华东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教育系科被合并到北京师范大学。至1953年，全国共有23所高等师范学校设有教育系。当然，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系科迅速发展，也出现了与中等师范学校发展不均衡的现象。有鉴于此，1953年7月20日，《教育部关于高等师范学校教育、英语、体育、政治等系科的调整设置的决定》要求，自1953年起能设置教育系科的院校限定为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西安或西北师范学院，其他院校的教育系科一律不招生，维持在现有水平。①这一时期教育系科集中设置在师范院校，民国时期教育系科主要存在于综合大学的局面因政策要求合并或取消设置等不复存在。到“**”之前，仅有杭州大学、山西大学、河北大学等为数不多的综合性大学设置教育系科。

第二，培养目标为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学师资。1949年10月11日，《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正式公布，确定教育系的任务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培养为人民服务的中级教育工作者的知识与技能”②。1952年全面学苏之后，我国模仿苏联在教育系设置学校教育专业和学前教育专业，并对学校教育专业和学前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进行了规定。根据《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草案）》（1952年7月16日）、《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1952年7月）、《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1954年4月）等，高等师范教育系科学校教育组培养目标为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学及心理学教员，教育系科学前教育组的培养从事中等师范学校学龄前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教员。③

第三，专业设置主要为学校教育专业。1952年7月16日，教育部颁布《关于高等师范学校的规定（草案）》，要求高等师范学校应根据中等学校教学计划设置教育系科，教育系分学校教育组和学前教育组。因此，那时我国模仿苏联设置学校教育组和学前教育组的方式，在教育系设置学校教育专业和学前教育专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学习美国等设置的教育心理、教育行政等专业被取消。此后，随着教育系科毕业生供过于求，教育部开始对高等师范教育系科进行调整，于1953年7月20日做出《关于高等师范学校教育、英语、体育、政治等系科的调整设置的决定》，提出自1953年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设学校教育与学前教育两个专业，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学院、西南师范大学、西安或西北师范学院五院校的教育系，只设学校教育专业。此外，南京师范学院幼儿教育系续招新生。①

第四，课程设置必选修结合，以教育学、心理学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中国教育系课程的弊端，如照搬美国、理论和实践脱节等不足被认识到，教育系科课程改革势在必行。1949年4月23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发起并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座谈会。会议重点讨论了教育系的课程改革问题，并决定成立“大学教育系课程座谈会”，每星期座谈一次，共开了6次座谈会。这6次座谈会的结果被整理成《大学教育系之办法与课程草案》，送交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该委员会邀请了一个小组讨论这个草案。讨论结果提交给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1949年10月11日，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正式颁布《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教育概论后改设为教育学；职业教育概论因其内容不完整，教学有困难，后被取消；教育测验与统计起初因为测验多是些旧材料，而且是资产阶级的，改为教育调查与统计，后来索性被并入教育行政中，意在为教育行政课程的需要而统计；现代教育学研究被合并到中、外教育史。①此后，20世纪50年代初，《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以及1954年《教育系暂行教学计划》、1956年《教育系幼儿教育专业暂行教学计划》对教育系教学计划的修订，使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学前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有所变化、调整。

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教育系科课程设置依旧按照必修课和选修课进行，但无论是学校教育专业还是学前教育专业，其具体开设课程有所变化。教育系科的课程设置参照苏联教学计划和我国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公共必修课在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3门之外，加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俄语，充分体现了教育系科课程批判旧教育、重视政治课教学和解决俄语师资缺乏的尝试。同时，教育学专业课主要为教育学、心理学，且加大教育实习，直接体现重视理论知识学习以及为师范学校培养教育学、心理学教师的努力。但是，与民国时期教育系科课程设置相比较，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等学科已被取消，西方教育学科体系已开始被否定并逐渐被清除。①

第五，教材以照搬苏联教材为主。1952年，教育部印发《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规定教育学教材分为17章，分别是总论，教育的性质、目的和任务，学校教育制度，幼儿教育，学龄儿童身心发展的特征，教学原理，小学教学的内容，课堂教学，教学方法，德育，体育，美育，小学生的集体组织，课外活动，人民教师，学校与家庭，小学组织和领导。②这与叶希波夫、冈察洛夫的《教育学》的体系大体一致。由此，我国教育系科的教育学教材或是直接采用译介的苏联教育学著作，如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叶希波夫、冈察洛夫的《教育学》，普希金的《教育学讲义》等，或是根据苏联教育学著作编著的教育学教材，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陈友瑞、郑其龙编《教育学》，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哈尔滨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开封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编《教育学讲义》、张凌光和丁浩川等编的《教育学》、曾广惕的《教育学》。

第六，教师队伍整合且素养较高。限于没有全国的统计资料，仅以部分学校教育系的资料为例，据当时教育系学生回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师大多数“不是留美出身就是留苏出身，在国内教育界影响颇大”①。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专业（含心理学专业）教师有孟宪承、刘佛年、左任侠、朱有琳、沈百英、沈灌群、张耀翔、欧元怀、胡寄南、赵廷为、赵祥麟、曹孚、萧孝嵘、萧承慎、常道直、谢循初、廖世承、陈科美、张文郁、黄敬思、方同源、谭书麟、高君珊等。其中，1951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19位教授中，年龄以50～59岁居多，有11位，不足40岁的仅有2位；硕士8人，博士5人，且多具有留学经历。②1953年8月，西南师范学院共有四级以上的知名教授41人，在教育系工作的有9人，分别为叶磨、张敷荣、罗容梓、普施泽、邓胥功、张清津、段晶人、徐国紫、高振业，占教授总数的21%。至1954年秋，全系共有教师66人。③南京师范学院1952年教育系教师共有45人，其中教授有14人，副教授6人，具有中级职称的10人，初级职称的15人，总体来看，具有高级职称的教师比例较高，占总人数的44。4%。①

二、独立探索期（1956—1966年）

1956年到196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全面建设和曲折发展阶段，我国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建设道路，这也为我国教育系科的独立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一）独立探索的原因

第一，反对生搬硬套苏联经验。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明确指出，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缺点和错误，走过的弯路，我们应该“引为鉴戒”。对于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者是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①。为了贯彻《论十大关系》，1956年5月28日至6月1日，北京召开了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批评了有些地方和单位生搬硬套苏联教育经验的做法。他明确指出：“学习苏联是很重要的，但是绝不能一概照搬过来。苏联的某些经验就不一定很好。”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全面学苏”之后，我国教育系科的设置基本照搬了苏联教育系科设置的模式。中苏关系发生变化，放弃对苏联教育经验的全面照搬，以及注重结合我国实际推动教育的发展，要求我国教育系科要进行自主的独立探索。

第二，教育学学科发展的需要。1956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与此同时，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受此影响，有学者指出“我们不能容忍教育科学的长期落后现象”，应改变我国教育科学状况远远落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后面，也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国家的水平的状况。③反思前一时期学习苏联建设教育学的经验及教训，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学学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体系势在必行。1957年，孟宪承等人在《人民教育》7月号上发表了《为繁荣教育科学创造有利条件》，提出了发展教育学科的意见，集中批评了学习苏联经验中的教条主义、机械主义倾向，指出“我国教育科学的发展方向，最迫切的是教育学的中国化问题”①，学习苏联教育学必须结合中国教育实践等。中国独立构建、自主发展教育学的尝试，要求教育系科进行适应性调整，一方面要求教育系科根据教育学的探索进行调整，以适应和促进教育学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教育学的变化对教育系科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都产生了影响。

第三，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1958年4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第一次明确批评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指出其忽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教育管理单一、死板，培养目标不切实际。1958年之后，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进行了内部的批判，批判其书本中心、课堂中心和教师中心，试图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进行认真、系统、全面、彻底地批判。②1964年6月号的《人民教育》发表《社会主义教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资产阶级教育观点必须批判》等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揭开了公开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序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全面学苏”之后，我国教育系科的设置基本上照搬了苏联教育系科设置的模式，对以凯洛夫为代表的苏联教育学的批判，也要求我国教育系科进行自主的独立探索。

（二）独立探索的表现

第一，培养目标拓展为师资、教育科研和行政人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教育系科仿照苏联教育系的培养目标，一直限定为培养中等师范学校的教育学和心理学教师。1961年4月，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选编会议根据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提出的草案，修改并通过了《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教学方案（修订方案）》。该方案提出学校教育专业不仅要培养中等师范学校和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科的师资，还要培养教育行政工作者和教育科学研究人才。这突出了教育系科注重培养师资的基本目标外，还注重培养为教育行政人才和教育学术人才，实现了教育学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同时，该方案还对学校教育专业毕业生提出了6方面的具体要求，其中之一是有一定的教育行政工作能力和研究能力。

第二，专业设置只设置学校教育和学前教育专业。1952年，我国根据苏联教育制度，取消大学中院的一级，根据国家需要和教师状况设置专业，按专业培养人才。到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设置的专业已达到215种，其中师范类专业21种。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师范院校独立设置，我们可以通过师范院校专业设置情况，考察教育系科的专业设置。1957年，我国公布了高等学校的专业目录，以此为基础可以发现，一是教育系设置的专业主要有学校教育、学前教育和教育学，二是这3个专业只在本科阶段设置。1963年4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专业调整会议，修订了1957年的《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其中师范部分规定，高等学校师范教育设置17种专业，即汉语言文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俄语、英语、历史学、政治教育、学校教育、学前教育、心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理学、体育、音乐、美术。1963年的专业目录同1957年的专业目录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是取消了教育学专业的设置，只设学校教育和学前教育，增设了心理学专业。①

第三，课程设置必选修结合，以教育学、心理学为主。1961年《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教学方案（修订方案）》在课程设置上也进行较大调整。针对五年制学校教育专业而言，5年内除寒暑假之外的225周，安排的课程主要分教学、教育实习和教育调查、生产劳动、科学研究四部分，课程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根据该教学方案，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院校四年制和五年制的学校教育专业对课程设置进行了调整。

教育系科的课程设置中生产劳动课占到了所有课程总数的20%，加上教育实习和教育调查，实践性课程占到了29%，占较大的比重。实践性课程在课程机构中占到较大比重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表现，也是此阶段教育系课程设置表现出的特征。①

第四，教育系科的政治性逐渐凸显。此阶段，教育系科强**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同时还强调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教育系科的政治性逐渐加强，这可以通过当时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进行说明。教育系科开设的课程中，开设了毛泽东文化教育论著选读、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教育方针政策报告等课程，前者50学时左右，后者80学时左右，这些课程的开设是党加强教育领导的切实体现。这种政治性的凸显，同样体现在这一阶段编写的教育学著作中。有的教育学讲义明确指出，教育学教材应阐明“我们党的教育方针以及在教育工作中如何贯彻党的教育方针”②。这一时期编写的教育学教材往往是对方针政策的诠释或方针政策的直接引用，忽视了教育学科的理论性和独特性。1960年上海《教育学》编写组编写的《教育学》宣称“以毛泽东思想为唯一的指导思想，以党的教育方针为红线，从理论和实践上来阐述毛泽东教育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③。具体内容上，该书第一部分即为“毛泽东同志关于教育的基本理论”，第一章“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第三章“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贯彻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

三、严重破坏期（1966—1976年）

“**”期间，我国教育系科遭到严重的破坏，招生工作和教学活动几乎停滞，教育学术研究荒废，教育学图书和资料损失严重。此阶段，教育系科还编订了“语录化”的教育学教材，作为师范院校、综合大学教育系科的学习材料。如广西师范学院教育革命理论教研组编写的《教育学讲义》（1973年）、广东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编写的《教育学讲义（讨论稿）》（1974年）、内蒙古师范学院教育教研室编《共同教育理论课专题讲义》（1973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短训班组编《教育学专题（内部使用稿，征求意见稿）》（1976年），破坏了原有的教育学体系，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表6-4为这一阶段两本《教育学讲义》的目录。

四、恢复重建期（1976—1985年）

“**”结束后，我国教育事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随着教育学科的恢复，师范教育和我国教育学术研究的恢复重建，对教育学人才需求的逐渐增加，大学的教学、科研活动步入正轨，教育系科也得以恢复重建。经教育部批准，1978年5月，厦门大学成立高等教育研究室，使厦门大学设置教育学科的传统得以恢复和延续，继续为教育学人才培养和教育科学研究做出贡献。

此后，一些大学陆续设置高等教育研究室、教育科学研究所等，或恢复原来的教育系科，教育系科开始恢复、重建。1978年，杭州大学教育系恢复；1978年9月，山西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室成立；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恢复了教育理论研究室（农村教育研究室）;清华大学于1979年成立理工教育研究室，1985年扩充为教育研究所；1979年3月，经河北省高教局批复同意，河北大学设立“教育研究室”，开始正式恢复教育科学研究工作；1980年，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成立、河南大学教育系恢复；同年10月，华中科技大学设立高等教育研究室；湖南大学于1981年建立高等教育研究室；等等。

（一）恢复重建的原因

第一，对教育事业的恢复和重视。1978年4月22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讨论研究有关发展全国教育事业规划和大、中、小学工作条例等问题，明确了今后要提高教育质量、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以及尊重教师等教育工作中的方向。1979年，中共中央撤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的决定，推倒了“两个估计”，全面推翻了“**”时期有关教育工作的指示，调动了广大教育工作者搞好教育工作的积极性。为进一步促进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提出，“在今后二十年内，一定要牢牢抓住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科学这些根本环节，把它们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①。从中共十二大把教育确定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到中共十三大把教育提升到“突出的战略地位”和“首要位置”，表明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党和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教育在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的关键作用，教育系科也被重视并开始恢复、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