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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甘地的教育思想（第1页）

第三节甘地的教育思想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Karamdhi，1869—1948），20世纪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享有“圣雄（mahatma）”称誉。他从小受印度教熏陶，1888年赴英留学，接触到西方文明，1891年获律师资格。甘地为印度的独立战斗了一生，以倡导乡村社会改革运动及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实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著名。但当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甘地于次年1月30日在德里被刺身亡。[79]

对于甘地思想与实践的特征，诸多研究者将之视为印度传统与现代性的融合。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依洛德·鲁道夫和苏珊·鲁道夫合写的《甘地领袖魅力的传统根源》一书评述道，甘地以传统的印度圣贤形象出现，应用深深扎根于印度民众之中的印度传统观念、象征、语言，例如，“人对自己的自治能力的提高可以增强对周围环境的控制能力”，勇气应包含在“禁欲”“苦行”“自我折磨”“自我纯化”和“非暴力”之中，同时创造性地给它们注入现代西方民主、平等的思想，由此恢复了印度民众百年来遭受异族**的民族自尊心，鼓起了他们争取独立自主的信心和勇气。这是甘地的真正贡献。加利福尼亚州克威尔学院人文学教授诺尔曼·布朗也指出，甘地成为印度人民的杰出领袖，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提出的每个思想、每个主张都以印度民众熟悉的印度教为依据，同时对印度教的思想做出合乎时代的、又为民众所理解的“天才的、贴切的”解释，唤起了民众内心深处的共鸣，赢得印度民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民众因此衷心拥戴他为领袖。马萨诸塞州圣乔治威廉大学政治系教授马丁·路易斯认为甘地是卓越的政治家，甘地开创性地提出的“自治”“共同繁荣”“土地捐献”等政治目标、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团结、高等种姓与低等种姓的团结、印度与英国是“伙伴”而非“臣属”等，是以前任何人从未提出过的，是具有时代性和远见卓识的政治主张；他有政治家的才干和非凡的动员与组织民众的能力，他领导的3次大规模“不合作运动”是印度史无前例的政治斗争；他把国大党从只限于在上层阶级活动的政党，扩大为吸收下层人民、工人农民参加的政治组织，对国大党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又为他实现其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起到了有组织地动员民众的桥梁作用。[80]

甘地将教育视为实现印度民族独立与建设的重要力量，一生发表了诸多论述教育的著作、文章与演讲，如《基础教育》（BasicEdu）、《成人教育》（AdultEdu）、《为生活的教育》（EduforLife）、《教育的改造》（EdualRestru）、《英语媒介造成的罪恶》（TheEvilsWroughtbytheEnglishMedium）、《高等教育》（HigherEdu）、《我的教育观点》（MyViewsoion）、《新教育》（Theion）、《教育问题》（TheProblemofEdu）、《致学生》（TotheStudents）、《真正的教育》（TrueEdu）、《妇女教育》（Womeion）等。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抨击了英国殖民教育的文化奴役，而且提出了自己对于印度教育的设想。在发表于1940年的著名的《建设纲领》（strue）中，甘地将教育和社会道德作为理想印度的基础。《建设纲领》主要内容包括：①教派团结；②废除“不可接触”（贱民）；③禁绝烟酒；④土布；⑤其他农村工业；⑥农村卫生；⑦新的基础教育；⑧成人教育；⑨提高妇女地位；⑩健康与卫生教育；k宣传国语；l热爱自己的语言；m为经济平等而工作。围绕着“基础教育”，甘地提出了他对于教育的思考和计划，并将其作为实现印度自给自足社会的重要途径。

一、教育中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甘地所倡导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恢复印度民族自尊、争取民族自治的手段，其前提是遵守法律与拒绝使用暴力。

（一）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来源

甘地认为，目的并不能证明手段的正确性，而手段的纯洁却是实现良好目的的基本条件。用什么手段得到的只能用同样的手段保持：用暴力夺得的只能用暴力保持，凭真理得到的也只能凭真理保持。如果说泰戈尔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美”，那么，甘地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真”。真理就是上帝，就是阿特曼（自我）[81]，追求真理就是追求上帝，就是认识“阿特曼”。真理不可分割：人类同一和万物合一。

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大学比较政治学系教授琼·邦杜兰特指出了甘地的“真理”观与西方“真理”观的差异。在西方，“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抽象名词。甘地的“真理”则属于宗教范畴，其基本含义来自于早期印度教的伦理思想，即把“梵天”看成万物存在的基础，人们通过“禁欲”“苦行”“纯化”，最终达到“梵天”与“自我”合一。甘地的“真理”也和“梵天”一样，是万物存在的基础。“真理”是道德的内涵，实在的本体，人们实现道德的完善，才能与“真理”一致。对甘地来说，“真理”就是“上帝”的最重要代名词，所以，甘地常说“真理是上帝”。然而，他又不同意“上帝是真理”的说法，因为当“真理”用于描述和形容上帝的时候，失去了“真理”作为实在本体的意义。[82]

甘地最喜欢的“坚持真理”的形式是“文明的不服从”“不合作”“直接行动”和“绝食”，也即“非暴力不合作”。其思想主要来源于印度传统文化、印度的民族主义与英国的法律教育。

非暴力思想的积极方面是爱。在这方面，印度古代经典如《薄伽梵歌》《罗摩衍那》等，加深了甘地的道德观念及其宗教洞察力；在英国，他了解了基督教，耶稣的一生和人格使他深深景仰；托尔斯泰强调忍耐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尊严的思想也给甘地以启迪。甘地相信，人的本性与一切高尚和友好的行为相一致。[83]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着神的因素。神性以理智、良心和自由意志等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能用正确的方式利用这些神性的因素，人就能使天国降临到地面。而通过爱，人能够纯化内在的生命，并使自己得到提高。爱包含着仁慈、友好、宽恕、容忍、慷慨、善良、同情等高尚情感。憎恨是容易的，而爱却需要最高的能力和力量。当要求一个人去爱一个通常被看作自己敌人的人的时候，这种爱尤其困难。非暴力是自觉地忍受痛苦以感化他人，是以人的全部心灵来反对专制者的意志，而并不意味着向专制者的意志屈服和妥协。甘地说：“假如有人因为无知而对我们施加痛苦，那么我们就用爱去赢得他。‘非暴力是最高的法’，这就是爱的力量的验证。”[84]这是“服从于我们人类的更高的法律，良心的呼唤”[85]。所以，甘地认为，非暴力所代表的是强大，而不是软弱。非暴力是一个包含着持续不断的思索、努力、考验和行动的能动过程。[86]他相信，只要在这种人类法则指导下进行斗争，一个人就能反抗非正义帝国的全部权力。[87]

美国思想家索罗的“文明不服从”思想对甘地也有很大的影响。甘地认为，从道德意义上说，做一个公正而又诚实的人要比尊重法律更恰当，如果法律不能代表公正，就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抵抗，即在合法中违法。在英国殖民期间，印度人属于英国公民，甘地所领导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方式就是在不违背英国法律的前提下进行的。比如，他在印度的抗盐税斗争中，率领群众79人到海边煮海水制盐以违反盐法，但他因此接受的处罚与入狱又是合法的。

正如戈耶尔（B。K。Goyal）评论的那样，甘地的思想实质是精神性的，他关于世俗生活的所有言论、著作、沉思与行动的背后，贯穿着一根他对真理、仁爱与非暴力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的丝线。[88]而他所倡导的一切，都是经过他实践过的。他在自己坚定和成熟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他自己的生活不是别的，正是实验的记录。这就是为什么他将自己的自传定名为《我探索真理的实验》（MyExperimentswithTruth）的原因。甘地最为重视的是生活的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甘地之所以赢得了“圣雄”的称誉，正是因为他对人民的爱，而他的爱，又是贯穿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中的。

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大学比较政治学系教授琼·邦杜兰特指出，甘地的“非暴力”和“自我折磨”被作为避免冲突双方使用暴力的最好方式，它促进了自身的“道德纯化”，由于它表现的爱和真诚，也促使对方发生变化，这就是甘地学说的“辩证法”。“发现真理”“非暴力”和“自我折磨”是甘地“坚持真理”学说的三要素。她同时比较了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与西方熟悉的“消极抵抗”的不同。西方的“消极抵抗”是个人对政府的一种反抗形式，用以解决个人与政府、个人与成文法律之间的冲突，甘地的“非暴力”斗争不是个人的反抗，而是民众运动，以解决社会的政治冲突。同时，它不是西方人通常理解的所谓“消极”的“弱者对强者”的反抗。恰恰相反，甘地的“非暴力”的反抗方式是强者的表现，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强者，是“执着的、百折不回地对‘真理’的追求”，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为人类解决社会冲突做出了特殊贡献。[89]

在教育领域，甘地也积极倡导对英国殖民教育的消极方面进行非暴力不合作的抵制。1921年1月9日，甘地制定了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参加者所应遵守的各项具体规定。其中关于教育的条款有：“父母将我们的孩子们，从政府管理的学校中退学，在他们家里或经由民族学校，为孩子们做出一定安排。”[90]他尤其抨击了英国殖民教育者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做法。

甘地致力于和平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影响深远。201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甘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TheMahatmaGandhiInstituteofEduforPeadSustai，MGIEP）正式成立，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亚太地区建立的首个一类机构，致力于开展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教育研究、知识分享、能力建设和政策制定。[91]

（二）抵制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甘地是在英国，并通过英语来认识、了解自己的国家及其宗教的特征和传统的，当他为了印度的独立，成为大英帝国的主要叛逆者时，他仍然没有忘却英国人民及其思想传统给他的启迪。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仍然表示他从来没有反对过英国人或任何西方人，英语也不会从他的知识库中被驱逐。他所反对的是英语超出了它所应该占据的地位，印度不能把它作为国语或教学语言。[92]

甘地认为，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殖民教育政策给印度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和“无可估量的智力与道德伤害”。首先，英国殖民者给印度儿童从小灌输英国文化，以此来维护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这种文化统治比政治统治的影响更为长久。1947年7月31日（当时印度已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甘地在一个祈祷会上发表演讲，提到一位印度读者用英文给他写信，他就此评论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已经结束了，但印度人已经习惯了被奴役，以至于他们仍旧不能摆脱英语的影响，英语的征服较之英国刀剑的征服，是更恶劣的奴役方式。[93]这种教育制度培养了一批崇尚西方文化的亲英分子，维护了“英国统治”。甘地认为：“印度人如果从小就训练他们的孩子用英语思想和谈话，那就等于背叛了他们的孩子和国家。他们剥夺了孩子继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遗产的权利，致使他们无力为国家服务。”[94]

其次，英语作为教学语言阻碍了印度儿童的智力发展。学生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学习英语，然后才能学习其他课程，从而阻碍和延缓了他们对知识的获取。甘地认为，如果将教学语言从英语改为学生的母语，学生在7年之内就可学完中小学所有课程，而不是11年[95]，而他也可以因此在为群众服务方面做出更多和更大的贡献。

最后，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而民族语言在校园里被禁止使用，妨碍了印度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与传输，削弱了印度的民族根基。受过英国式教育的学生与印度传统文化疏远，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家人逐渐格格不入，成为陌生的家庭成员，其母语词汇非常有限，所以在讲话时他们往往不得不借助于英语词汇甚至英语的句子[96]，致使他们与家人之间产生隔阂，造成了不可估量的道德伤害。

甘地分析了印度国语应该具备的条件：①它对于政府官员应该是容易学习的；②在印度全国它应该可以作为宗教、经济和政治交流的媒介；③它应该是印度大多数居民的口语；④它应该是全印度都容易学习的语言；⑤在选择这样一种语言的时候，不应该仅仅考虑当前和短暂的利益。

他认为，深入的思考表明英语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从而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印度的国语。英语只能作为诸多语言中的一种教给学生，并用于外交事务及国际贸易，印地语是能够满足作为国语要求的语言。[97]而且，民族语言是民族自尊的象征，当民族语言在国家教育制度中获得了公正的地位，成为学校的教学媒介，印度人就会恢复自尊。语言还将有助于民族自治。他认为，如果印度人对其民族语言失掉信心，这就是对自己信心不足的标志，是衰落的标志。任何一种自治的方案如果不尊重印度先辈所说的语言，就不能使印度成为自治的民族。[98]从语言的问题出发，甘地呼吁印度人必须对印度文明有信心，在《对印度文明的信念》（FaithinIndiaCivilization）的讲演中，他动情地说：“我来到这里为了告诉你们，你们应该对印度文明有信心，并坚定地维护它，如果你们这么做了，印度就终有一天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99]他认为，尽管印度的气候、景致和文学可能都比不上英国，但印度必须在她自己的气候、景致和文学中获得繁荣，依靠模仿欧洲是永远也实现不了印度的自治的，印度人必须建立自己的遗产。

加利福尼亚州克威尔学院人文学教授诺尔曼·布朗在《美国人对甘地的认识》一文中提出，甘地是以政治主张来实现宗教理想。例如，甘地“坚持真理”的学说从印度教的传统教义“阿信萨”或“非暴力”的思想发展而来，“自治”一词也来自梵文，它的深层含义蕴于印度教的基本教义“自我控制”和“人格独立”。甘地所进行的其他社会与政治活动，也都由宗教意义确立。甘地的目的是使印度达到道德上的目标。[100]

二、基础教育思想

如果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甘地所倡导的反抗英国殖民者从外部强加的不公正，那么在印度内部，他反对愚昧与无能。他坚持，一个民族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腿站立起来。在他看来，印度社会是一个由乡村组成的社会，如果农村能成功地摆脱贫困，印度就会赢得自治。他正是依据这种思想制订了基础教育计划。1937年，甘地在《哈里真》上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并将之命名为“基础教育”，其中心是训练儿童参加手工艺的生产劳动，教给他们有助于在一个合作性社区里生活的态度和价值准则，从而使乡村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建设起自给自足小型社区所组成的理想社会。这种教育思想与印度原有教育有诸多不同之处，所以甘地又称之为“新教育”。

在《论新型大学》（Ofies）一文中，甘地阐述了基础教育的基本要素：①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自立的；②手工技能将自始至终得到应用，也就是说，学生的手每天都将熟练地劳动一段时间；③教育须用该省语言作为传授媒介；④各种教派的宗教培训在基础教育中将没有地位，而将代之以基本、普遍的道德原则教育；⑤不管学生是儿童还是成人、男性或女性，教育将延伸至他们的家；⑥既然数百万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会将自己认为是印度的全体，他们必须学习一种跨省的语言。[101]

（一）基础教育的宗旨

甘地设计的基础教育计划，是一种通过工作、在工作中和为了热爱工作的教育。他强调，所有的科目都必须考虑到国家、人民、生活、身体和社会的环境。他将手工劳动引入课程，并以此作为新教育计划的中心，使所有课程均围绕手工劳动展开。他认为，“引入手工劳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工匠，而是发掘它的教育价值，手工劳动有着社会与心理的基础”，其目的在于得到身心的全面训练、促进社会平等、实现学校经济自立。

1。身心的全面训练

甘地认为，真正的教育能够帮助人们了解“阿特曼”、我们真实的自我、神和真理。人们学习、研究知识的不同分支，也是为了了解自我。教育还必须基于真理与爱，通过道德教育或品质训练，培养人们树立一种为实现伟大目标而抛弃自己的一切的信念。

甘地提出，教育意味着使孩子和成人在身体、心理和精神方面都得到全面的最好的训练。只有对儿童身体的各个器官如手、脚、眼、耳、鼻等进行适当训练，才能达到真正的智力教育。他认为，一个儿童能灵巧地运用身体的各个器官就为其智力的发展提供了最佳、最快的途径。但他同时指出，如果心理和身体的发展与相应的心灵觉醒不能同时进行的话，那么心理和身体的发展也只能是片面的。他将心灵的教育称为“精神训练”。他认为，精神训练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发展精神就是形成性格、认识神和实现自我。“只有当一个儿童的心理教育与身体和精神机能的教育同时进行时，他的心理才能得到适当和全面的发展。这三者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根据这种理论，以为它们三者能分别或相互独立的发展，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102]

因此，甘地不赞成印度当时“总是竭力给孩子们的头脑填满各种知识，而不考虑如何激励和发展他们自己的智力”的教育。他认为，需要用适当的体力劳动作为智力训练的主要手段来教育儿童。围绕某种专门职业，如饲养家禽、木工、纺纱、编织或其他类似的手工艺，使儿童产生对工作的兴趣并发挥出最高的技巧，在此过程中训练儿童的头脑、身体、手艺和技术等，以唤醒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某种禀赋和能力，并使他将来成为他所学的那种手艺的能手。[103]因此，基础教育的课程以手工艺劳动为中心进行设置。

甘地认为，儿童的教育主要是父母承担的义务。故而，对于身心的全面训练而言，创设一个生动的教育环境远比建立众多学校重要得多。一旦这样的环境在其坚实的根基上建立起来，学校就将完结其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