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八章 无常性（第1页）

第八章无常性

引言

文明的生产性力量在城市中的发展集中表现为一种变革的景观。在任何时候，物质性景观都会呈现出不同于原来的形态，并且由此会呈现出不同于将来的形态。倘若当下是一个失去的时刻，那么它也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未来的新的开始。变革的动**性在把戏剧性的形式呈现为一种景观的时候，把城市转变为掌控动

**不安本身的倒数第二时机，并且不断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是畸形比例的一种自命不凡呢，还是相同事物的一种反复述说，人类无能为力的一种重复?”

死亡和对人类状况的有限感，困扰着在不断变化中关切永恒性的集体生命。也许，人类力量在集体生活中出现的第一个或最根本的形态，就是通过人类建筑物和由成就的易毁灭性质所唤起的终有一死的形象来体现的。任何一个城市的密度都由于时间的命运同时把当下物质性力量和物质性限制戏剧化了。任何一个城市的作品和成就都预见到了无常性，并向集体提出挑战，要求在当前找到和恢复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含义和意义问题的场所，从而把形式赋予城市生命的持续不断的和不可阻挡的身体性运动。城市的建设和重建是第一种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存在的无根性在令人难忘的碎片生动性中表现为一种集体景观。

城市流动

无常性是城市中不断被提出的一个问题，反映在它在不断变234化中持续存在的问题所带来的持续挑战之中。在与流动中的“事实”引发的无常性的幽灵有关的城市中，如何始终把握集体的永久性。笼罩在城市中的无常性的怪异氛围，戏剧性地体现在持续不断的建设和重建举措中，戏剧性地体现在事物、商品、空间和人的永无止境的循环之中，甚至通过城市作为一件经历了恶化和复兴的工艺品的性质，以其时间和空间的混合和匹配为特征，给一切人造物带来一种可怕的本体论折中主义。城市的无常性肯定了自我塑造的集体性积极能力，同时肯定了对一切未来事物的容易消亡性质的反常认识。它以这种方式证明了以作品和成就而闻名的有限性的局限，同时因无法掌握创造本身而遭到诽谤。

城市的无常性触动着他者的心弦，拥抱必须被重建的东西，摧毁将会被取代的东西，在阿波罗和狄俄尼索斯元素不屈不挠的融合中，对想解决永久化问题的集体构成了一种持续性的挑战（zsche，1956）。在暗示一切事物都会逝去的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东西在形式中持续，所有的过程终究可以修改，恒常性任由偶然性的摆布，在所有这些方面，无常性诱使城市屈从于命运，仿佛它的形式确实就是形式本身，无法承受生命的运动和力量（Simmel，1959），也就是说，仿佛集体的力量是一种无所事事的、人道主义的幻想。同样，无常性质疑城市把它的现实性置于“危险之中”，目的是检验它所声称的责任，而不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城市。因此，为了勇敢地面对它的复兴问题，城市迫使自己经受这种挑战，这种虚无主义的挑衅。

在对人工制品——水罐、手柄、桥梁、废墟的一系列分析中，齐美尔表明了建设或重建的任何一个实例究竟如何以一种时间性的方式确证人类对自然的掌握，因为人工制品的耗损或退化——总是被客观化在废墟之中——重申着对大自然的统治，让人类直面认识到他们的脆弱性（Simmel，1959）。如果从某一个立场来看，重建的时机凸显了对尼采所说的无常性的狄俄尼索斯的直觉，那么，它同时也为人类精神持续统治的阿波罗的直觉创造了一个场所（zsche，1956）。

齐美尔提供了把建筑物转化为我们可以在城市中探索社会动力的一种方法。任何建筑或重建举措都提供了研究城市如何激活空间或者把生命注入空间的一种机会。齐美尔认为，建筑物的退化给集体带来了面对面的认识，即在每一个场合，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持续可逆性都被戏剧化为对城市的一种挑战。因此，我们可以把对建设和重建所需要的集体回应理解为一种张力的标志，这是人造物的无常性的直觉与需要通过重新确立人类统治而超越这种认识之间的冲突所释放出来的张力。

在城市中，城市政策与政治、企业利益和建筑行业之间的辩论，被当作一种关于城市空间融入生活的最佳方式和方法的对话而被激活。这些政策和解释预先假定了城市居民及其对空间利用的形象，它以各种方式掩盖了，也以各种方式提供了指向这个问题的话语，即空间的使用者究竟是如何通过这些相遇而被想象为有人使用的和富有生气的。为了通过城市居民所表达的对他们作为一个民族的持续存在和变迁的集体关切确定可能性的范围，我们可以考察各种各样争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如此，我们会继续被这个问题引导，即城市如何给这种辩论烙下它的印记，而这种辩论又是怎样被城市塑造的。

我们可能会把城市看作一个人性被剥光的场所，让人们直面他们的有限性。可以说，城市让它的主体暴露给一切即将来临的事物的根本无常性之中，暴露给技巧和社会建设的不可阻挡的诡异之中。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村民与自然相遇的方式，城市把它的主体定位在存在与生成之间的悬崖峭壁上。同时，城市生活的基本流动褒扬物种的自由以及对这种自由的基本限制，从而唤起我们所建构的事物之永恒性的脆弱幽灵。城市就是一种挑衅，考验着我们在面对无常性的景象时如何发现自身。假如我们被吸引到城市中去，希望挑战极限（对自由的承诺），那么我们在城市中的命运就是要接受这种认识，即这样一种挑战存在于不断更新的需求之中。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传承就在于这一挑战本身的模糊性，它给集体提出了这个问题，即集体必须持续不断地创造、经受和挑战人们提供的各种预期解决方案。我们将开始创造一种叙事，以表明城市是如何通过无常性、多样性和碎片性、虚无主义本身的景象而产生的，对于任何一个当下时刻来说，对于现代性来说，这是对承诺的一种富有意义的激励，对承诺的一种考验。

但是，我们并不认为城市是虚无主义的，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城市敢于冒险把虚无主义及其各种论调当作日常生活话语的235一个重要部分的环境，这就是使城市成为一个主要的自由中心的东西。城市以这样一种方式唤起它需要超越的情感——脆弱性和无常性的反常直觉——在建造和重建中，在延迟永恒把握的同时，也证实着当下。在这种延迟中，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元素的混合，标志着城市的文化及其在建筑方面的根本模糊性。通过这种方式，任何一项工程都会让人们在城市中与空间接触，想象成一场想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强大、具有重要意义的相遇，从而成为一种有关城市自我更新的表达。不管这样一种姿态多么富有创意，都只能从建筑艺术中流传下来的星星点点、空间类型的传统，以及被设想为居住在这些空间里的生命形式表现来充实更新的工作。

对任何一个城市来说，无常性的标志就是流动（财富的内部变化和外部波动）、建设和重建活动的暴力，以及作为一种具有自然和美学价值融合的生命周期的艺术品的时间轨迹。这允许我们可以根据循环、更新和传记的隐喻来谈论城市。通过这些修辞手法，我们可以把城市本身的基本运动理解为一个集体问题，这是城市所面对的并且必须致力于“解决”的问题。为自身所构想的作为一种象征的城市流动，体现在城市生活的各种话语中。这个问题一解决的城市开始以集体的形象看待自我更新问题，以及在被包围的运动中把握自己作为一个完整中心的需要和渴望。这种无常性的氛围表明，城市总是处于失去自我的边缘，人们似乎总是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有关这个问题的道德冲突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它是谁，它是什么，也就是它的身份问题。

纽约的自相矛盾之处就在于它的消失包含了恒常性——并且不只是因为一些早期的建筑幸存下来，促使我们走向历史的自我意识。在纽约，最坚固的东西都具有转瞬即逝的变化无常的表象：这个城市长盛不衰的勇敢、活力、魅力、实验；旧**激励着新形式的奇迹，即湮灭的东西被重新点燃。

（Ozick，1999，152-153）

城市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人们迁入又迁出，事物存留又衰落，空间持续又退化。城市是一个运动和静止、生长和破坏的场所。就当下而言，进入城市的人都会受到其他从未搬家的人的影响，而那些不爱活动的人则会遇到运动中的其他人，也会面对与他们相似的陌生人和看上去根本不同的邻居。使城市变得引人注目的人的运动——进入与退出、出生与死亡、移民、迁移和流动——体现着城市面貌是一种静止和运动、生命和死亡、衰落和重生的辩证法。空间就像个人一样，存留与衰退都会被用于各种用途，补充或者任其腐烂、遗弃和退化。如果希望是永恒的，那么，它仍然与浪费和侵蚀循环中的损失，房屋、财产和属地的更新，没完没了的剩余物和重建，没完没了的地区、区域和事物的衰落和再生并存。正如所有的当下一样，城市的永不停息的运动——它的人和事物——表明，为何它的生命就是它的死亡，这一命运体现在更新结构必然能够瞥见的形象之中。

对于任何时候的城市主题都会提出一些问题。这个城市是否持续存在于整个变迁中?梦想中的城市与真正的城市是什么关系?在这个城市中，我置身何处，我心目中的这个城市究竟在哪里?就其本身而言，这个城市必须使这类问题具有说服力，就像它的话语在这个场所中以一种彰显其天才的方式所体现出来的那样。这就是城市的自命不凡，这就是城市的“**”。假如似乎使我们梦想中的城市与眼前的真实的城市之间的关系问题成为必须回答的持续问题，那么这种表象便是吸引我们去寻找这种结构所隐藏的东西的**。这是因为，城市要求我们去探询它的空间究竟是如何以永恒性问题成为难题的方式而发生变化的，它如何能够保持自身的真实?城市需要我们反思贯穿其表面变化过程的持久力，它的完整性怎样才可以说是持续性的。我们认为，城市的梦想——完整性和持久性——是与人们对城市的迷失、即“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的恐惧所预想的噩梦并存。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说失眠是夹在梦想的**与虚无主义观点的**之间的城市居民的清醒生活的缘故。城市被迷失了，主体所拥有和渴望的是什么以及不再是什么，城市已经死亡，随着这种死亡部分主体也死了。城市——在失眠的主体中——引起了恐慌，人们担心属于整体的部分现在不再是，将来也永远不会再是了。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会为它的主题提出一个有关其中一部分死亡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失眠是城市内在生活中一种永恒**的原因所在。

芝加哥学派

正是由于芝加哥学派，特别是罗伯特·帕克和他的同事们，我们才把对城市的最激进的解释当作一个运动的过程，在这个过237程中，由于个人和群体都渴望“在都市生活的巨大复杂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再生才被不断地表现为空间的复兴（Park，1926，4-18）。生态学不仅把城市看作个人和集体的问题一解决的一种语境或背景，而且看作为自身的生死存亡所困扰的一个集体行为者，这是一个在自身各部分都反复出现的诸多影响中形成的问题。

被人们设想为一个集体行为者的城市，并不是简单地被描绘成一种聚集或有机体，而是以一种超越确定性的方式被描绘为自我肯定。这幅城市图景中的张力源自被隐藏在自然秩序中的形象，就像自然秩序的“植物一样”（Park，1926，3）经历了一系列不可阻挡的阶段，在成为满足自身欲望和记忆的资源的同时，也限制了它只能在这样一种秩序的范围内回忆和期待，就好像它的过去和未来一样，仅限于记录它的选择和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作为一种集体命运生存下来，而它只能顺从这种命运，这一命运似乎标志着每一个城市在重新配置与这种普遍状况有关的地位的方式上都是独特的。城市的禀赋使它本身表现为“人口的选择和分离都已经走得最远的地方”（Park，1926），这为区分“大城市”和其他城市提供了一种方式。尽管芝加哥学派坚持不懈地关注城市的生死存亡运动，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生态学没有任何办法，提出比他们能够想象的更为复杂的各种自我理解方式，思考城市的生活究竟如何与其历史和记忆联系在一起。

自然选择和分离并存——城市及其力量的不可阻挡的周期性秩序——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上得到了体现。这种“工作”表现在群体和个人的无休止的运动之中，他们通过占有空间、交替着赋予和撤回空间的意义，更新边界和机会而不断地对空间产生作用，所有这些都对中心和边缘以及群体与空间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定义。城市——被描述为一种不断流动的状态——空间的破坏（衰退、衰败）与再生生命之间的更替。在那里，空间通过“人口流动”而被重新创造出来，无论是个人和群体的流动，还是边缘阶层和流动人口（为社会所弃的人、移民、艺术家）的漂流。城市中生与死的波动节奏反映在具有“一种不明确的生活”的命题中，体现在城市内部的空间生成与死亡所隐含的必然结果中，就像居住在城市中的个人和群体一样。

既然城市总是在变化，那在任何一个时刻它都不是曾经所是的样子，也不是它将来要成为的样子。在任何时候，在所有条件下，如空间的土地价值、建筑物的高度、住房的状况、拥堵的波动、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城市居民的空间构成，都标志着任何一个空间从本质上说都是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同于原来的东西，也不同于将来的东西，同时提出——含蓄地——面对这种他者性，它如何能够保持同一性的问题。

芝加哥学派所描绘的城市之生与死表现在边界的脆弱性上，总是遵从选择和分离的规则，总是能够认识到自己在本质上处于转变之中，处在过去曾经是和未来将是的他者性和同一性之中。如果说，芝加哥学派似乎要尽量减少这种流动和运动的城市边界的连续性，那么就必须始终坚持这样一种传承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这是因为，在任何当下形成的始终存在的选择和分离的前景，就是记忆和渴望，就是决定和限制任何个人和任何群体行动的过去遗存。在任何边界中，同一性和他者性的混合体都是以消解标记的方式得到确认的，这意味着这种遗迹的踪迹以不同的形态保持和侵蚀事物，在每一种踪迹中都对遗迹进行重塑。

在芝加哥学派的这个公式中，城市充满了意义，规模和密度就是拥挤动态的标志，在那里，空间的更新是一个标志重新塑造中心与边缘关系的主体化过程，无论是在长期被看作边缘地区对中心性（中产阶级化）的模拟中，还是在现在被视为边缘（去工业化）空间的对中心性的废除中。空间、个人和群体以及依附即将发生和消亡的事物的这种本质的主体间性，总是把空间确立为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相互之间的定位在空间的根本模糊性中都具体表现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自己的（绝对的）空间包含着他者对这个空间的看法，而他者本人的（绝对的）空间也包含着我们对这个空间的理解。这种空间继续证实圈占地的渗透性，更根本的是继续证实任何一个边界的渗透性，因此，任何一种内部东西都总是向外部的东西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