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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唯物主义（第1页）

第七章唯物主义

引言

城市被认为是唯物主义的；作为资本集中的中心，据说是由唯物主义支配的，只有凭借物质力量才能变得非同寻常。然而，城市给我们的印象通常是不寻常的，因为它们展示了被认为不可磨灭的精神。如果城市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既是物质的又是理想的，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那么我们就能开始揭示这种关系，使之更易于理解。

波德莱尔把大城市称为“文明世界之都”（Baudelaire，1972）。这种形象在重要性方面使城市与文明的辩证关系成为问题，这种关系是以首都的概念及其两面性的模糊性为中介的。这种两面性提醒我们，成为一种商品是城市的命运之一。事实上，城市的价值及其中心地位保证了许多用途都将是能够为参与城市的人创造的交换价值。

与城市的接触怎样建立在一种欲望系统中?这个欲望系统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起源和它的特殊性”为中介（Weber，1930，24）。这是一种由怀疑主义启发的想象性结构，对过去的怀疑主义在当下释放并激发了一种令人兴奋的吸引力，希望把过去延续到未来，作为一种区分现代性及其不确定性的方向。它的表现方式既体现在创新的地方性商业中，也体现在嘲弄它的越轨行为上，它们把每一个城市都表现为充满机遇的景观，把每一个城市都表现为一个提供振兴愿望的允诺场所。我认为，不同的城市通过资产阶级的“地方特性”以具体方式体现出各自的特色，特别是这些在商业与波希米亚主义之间的张力中形成的特色，这种张力使这个阶级对生产性的根本模糊性具有了结构，就190像小资产阶级以典型的方式所经历的那样。

这种既是一件艺术品又是一件商品的双头怪城市，在不断以颠覆决定性的各种方式消解，因此仍然是齐美尔意义上的客观性文化的一种成就（Simmel，1971），其不可估量的用途包括对它所做的一切，包括把城市之美看作有利可图的能力，以及把它的盈利机会看作某种意义上的美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市的象征秩序的存在与斯宾诺莎的观察是一致的：“不同的人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同一个对象的影响，同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受到同一个对象的影响”（Spinoza，1992，111，Prop-osition51）。城市作为这样一个欲望客体的模糊性正不断地用地方性的和显而易见的方式来解决。

城市是一个市场，这是城市研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让我们对市场的文化进行思考。今天，如果我们被告知，对城市的研究必须保留城市文化经济基础的观念（房地产开发、中产阶级化、经济两极分化、消费、住宅变化率和分离、企业涌入），仿佛经济控制着或决定着城市的文化一样，那么我们可能会针对这种观点进行思考，即把城市文化看作有关城市话语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故事的一种声音。对城市进行理论化的努力并不否认唯物主义，但是，只有通过把唯物主义本身恢复为问题提出和解决的象征性秩序和想象性结构的一部分才能发挥作用，并且为甜美的生活梦想和美好生活提出和反驳各种主张。事实上，使唯物主义理论化的努力不敢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表象斥之为一种陈词滥调，因为研究和探索正是来自这样一个开端，不过，总是以某种方式打破这些形象，以便在话语中恢复它们的地位。这是因为市场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秩序和想象性结构，它把意义赋予城市的所有客体、所有价值和所有欲望，从而使之结构化并且与往往表现为无条件的社会结构之现实前景相一致。

世界经济力量

人们通常都谈论世界经济影响力塑造日常生活的力量，而城市似乎也不能幸免于这样一个无情的过程，群体和个人都有点儿像保龄球瓶一样，在一个不动的推动者的道路上来回旋转。每当假设有举措积极干预这个进程的时候，它就会疲软地体现为企业策划和决策发生在一些匿名空间中的功能，体现为一种在最优化的逻辑下以适当的方式机械地完成这个过程的程式化企业活动，或者说，最后体现在只能维持这样一个系统必然发生的进程的无能为力的地方性回应形态之中。

在对从弗兰克·诺里斯的《章鱼》到罗伯特·卢德勒姆等人书写的资本主义小说传统进行评论时，詹姆斯·苏罗威基认为，这种小说的特征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引人注目的是，正是诺里斯认识到了铁路的胜利并不是因为邪恶的行为，而是因为市场的迫切性。“铁路本身的建设”，铁路总经理曾经说过，“在有需求的地方迟早会得到满足……当你谈到小麦和铁路的时候，你是在与实力打交道……而不是与人打交道”。（Surowieki，2000，62）

这个阐述中，像“小麦”和“铁路”这样的词似乎是不容变更的，就像事物一样。然而，词语也表达一种存在的方式。我们需要恢复与这个词的不可改变的关系。就城市来说，“供给”和“需求”这样的词，意味着要描绘市场的运动；或者“两极分化”这样的词，意思是要描绘贫富之间不可避免的分化；或者“优化”，目的是描绘行为者陷入这个被支配的过程的方式。所有这一切都给了我们各种形象或者含蓄的诠释，它们总是决定着任何一个城市都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的命运，仅此而已。

我们不能忽视这样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看法和声音都是关于城市话语的一部分。可是，我们必须开始研究世界经济力量这个概念，即不动的推动者，而不是简单地维持和重申解释框架本身：

在这个意义上，跨国资本的全球市场是突出的，既不独属于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受外在于其自身运作的内在标准的任何逻辑的约束。它主张一个普遍的交换价值（其存在的唯一媒介）范围，这种价值是从所有其他价值抽象出来的，并且没有其他价值的限制——其纯粹的财务标准完全是对其运作的内在要求。（Hallward，2000，10）

我们可以根据具有地方性表现力的想象性关系和欲望回路具体说明这样一个过程的任务。对于被想象在实践中指向这些解释所需要的一切的行为者来说，供给与需求被认为是基础性的关系（BlumandMcHugh，1971）。如果说，人们认为市场是由供给与需求这样的概念支配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意义上，被解释为所需要和所想要的东西就是，供给和需求必须始终基于一种以行动为导向（在供给和需求要做什么的概念上）的供求社会关系的视野。假如城市是一个经济创新的中心（Jacobs，1970），那么它是一个思想在思维能力方面取得卓越表现的场所，也就是说，共同情境被不断重新定义为创新的场所，因而也是按照某种方式进行经济创新的场所，因此，它是模仿性的而不是自动化的。经济创新不可或缺的东西，就是不断地给旧的东西增加新的价值，即在任何当前时刻创造组织关系的组合。这是纽约市开发商路易斯·霍罗威茨的夸夸其谈所暗示的，他决心把纽约市的天际线变成现实，也就是说，把过去和未来都带到当下的欲望是他帮助完成这种变迁的基础。就想象未来的能力而言，他在当下改变过去，并不是供给和需求的“结果”，而是有能力把（需要和愿望的）未来城市构想为当下的具体化的结果，因为他能够想到如何应对过去的消失和重塑。

我想重新回到对这些（经济）概念的更深刻的理解上来，社会学家们通常称为行动路线、规范秩序、集体表现和社会事实，它们总是牵涉到行动者之间错综复杂的渴望关系。因此，我将讨论一套有限的概念——主要的经济力量、市场、供给与需求、作为一种商品的城市——以便探讨这种象征性秩序和想象性结构，究竟是如何通过各种集体表现方式在城市生活的几个区域里为推理和行动提供依据的。

舍弃

我们需要提出的问题是，究竟如何协商城市作为资本集中和流通场所的性质与作为“文明世界之都”的吸引力之间的界限?在提出文明本身的问题时，城市总是把个人的私利与公共的利益之间的冲突戏剧化，或者把齐美尔所说的处于人类价值意义核心的利益与舍弃之间的关系戏剧化（Simmel，1971）。也就是说，假如唯物主义的表现只是关心利益（贪婪、获取）及其自私自利和私人化的典型现象，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失去对舍弃因素的理解。

齐美尔文章中的舍弃概念听起来好像是指一种选择的情境，某些选择必然会被那些被选中的选择所排除。这是因为在所有承诺、任何行为，包括经济行为中都有一种舍弃因素。因此，如果说“金钱使世界运转”，那是因为共同情境被界定为，行为者被金钱的相关性和力量，以及被作为集体生活基础的倒数第二种纽带、协调一致的实践和项目的“现金联系”的概念所支配。这意味着它们被看作牺牲了定义真实的其他方式。“金钱使世界运转”是一种抽象概念，我们只能通过指定一种表现的场景才能使它具体化，在这种场景中，它所建议的东西在行为中被定位为一个显而易见的必须解决的问题。当说出这种陈词滥调时，我们就建构了一个世界，不管陈词滥调是否建议排除其他问题，行为者都要受到支配。当人们认为行为者是以“金钱使世界运转”作为一种引人注目和不可改变的真实社会结构的体现方式，在实践中指向金钱的优先性和相关性的时候，其他参与真实社会结构的方式就会被排除在外，而这种方式把陈词滥调本身表现为一种舍弃的姿态。我们可以说，为了符合这种描述的条件，任何一种表述都需要它所规定的必须舍弃的行为者。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舍弃是指通过一个过程来破坏主体与市场价值本身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它提出了令人满意及其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在实践中“金钱使世界运转”是可以观察到的，那它就不仅舍弃了构想世界的其他方式，我们不禁要问，怎样才能以一种真正符合言说结构的方式把它说出来。这种陈词滥调要求我们思考言谈问题及其卓越之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探讨关于表象所隐含的棘手问题所压制的辩证法，也是关于表现问题本身的辩证法，就必须舍弃那种把这个命题看作对事实进行辩论的机会的看法。我们放弃了把这种陈词滥调当作一个在事实上或辩论上必须做出决定的问题的**，目的是把它看作一种与有待探讨的问题相关的隐含话语的表现。由于冒着遭遇模糊性而失去控制的风险，这种真正的舍弃破坏了主体与言谈的（市场）价值之间的联系。

正如乔治·巴塔耶在谈到舍弃的时候所说的那样，“它把受害者从功利性的世界中抽出来，并把它复原到莫名其妙的变化无常的世界中”（Bataille，1989，43）。巴塔耶的意思是，当受市场价值支配的世界走到尽头之时，它似乎处于典范性的、高不可攀194的状态，它本身的力量暴露了界限的反复无常，从而使它向所惩罚的生命关头或意义问题的活力和暴力开放。这种生产性的巅峰状态，既是终结，也是开始；既是死亡，也是生命，在生产性通过它对主体的控制来实现其力量的那一刻，便把主体带入了质疑生产性的暴力世界之中。随着物质力量的增加、增强和达到**，它们由于加剧自身的极限而达到终点或死亡；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死亡，才能够通过恢复她与当下时刻的暴力和肯定性质疑之间的联系从而使主体起死回生。这一观点是对涂尔干的失范概念的一种隐晦的传译（Durkheim，1951）。

真正的秩序必须是……使生命保持中立，并代之以劳动社会中属于个体的东西。但不能阻止生命在死亡中的消失，无法揭示生命的无形光辉，生命并不是一件物。死亡的力量意味着这个真实的世界……并不会揭示令人眼花缭乱的消费，直到它停止运转的那一刻。当它存在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它就在那儿；它由于支持真实的事物而被忽视了：死亡是其中一件真实的事情。那个……生命，已经失去了完成自我的能力，我主要把它当作一件事情，但由于它的缺席而完全恢复了我的敏感性。死亡在其丰富性中揭示生命并消解真正的秩序。（Bataille，1989，47）

舍弃打破了主体与市场价值之间的联系，因为市场价值只是根据规范性和合法性惯例（韦伯的“有效秩序”）对用法及其治理的一个隐喻。归根结底，规范秩序基于区分，可理解性可能总是以受到挑战的方式被强制执行和予以制裁。舍弃冒着使主体敞开着暴露给区分之不确定性的风险，而这种区分的不确定性是由某个客体的意义及其根本模糊性问题释放出来的。

舍弃描述了从把客体（城市）看作外在的东西，即一个物，到把城市想象成思想的对象或一种观念的运动。在这个运动中，概念的出现既摧毁又复活它所构想的对象，从而在对话的不确定性及其“莫名其妙的变化无常”中恢复与语言和世界之间的亲密关系。由于冒着在这种姿态中把对话本身当作一件物的危险，重新恢复与客体的对话关系，即便摧毁了事物，它也通过赋予这种关系以生命而聚集强度。如果我们能在这样的谈话面前保留疑心或渴望，可能就会事先提出，城市本身应该承担起这种矛盾的重负，这是把矛盾体现并戏剧化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负。它们通过恢复需求和愿望与生命辉煌的重新联系，把文明成就推向巅峰（并因此以某种方式走向死亡）。也就是说，城市是一个场所，在那里，这种区分在使用中不断地受到挑战，或者以加剧焦虑和不和谐的方式变得脆弱不堪，而这便是当下任何一个时刻动**不安的一部分。在实验或顺从、探索或虚无主义中，伴随着这一持续挑战的激动可以被表达为对安宁和安全的舍弃，尽管现代时刻是一种更新的化身，但是任何一个城市都必须成为承担生命义务的一部分。

把城市称之为一个更新的场所是一种认识的假象，认为旧东西的消失和新东西的出现，在任何当下都表现为关于城市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振兴问题的争论。这种以地方性问题一解决的平庸形式在当下时刻呈现出来的希望和恐惧的混合物，就是城市文化研究方法致力于定位和体现的材料。再一次借用巴塔耶的话来说，假如城市为文明提供了非凡和典范的生产资料发展的景象，那么它也由此提供了“能够充分认识生产意义”的社会探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为解决物质性城市的问题性质提供了机会和动力。

人们开始说：“让我们建设一个生产力越来越发达的世界吧。我们将满足越来越多的物质需求。”大多数人已经同意了工业企业在给人以一种被废黜的独立王国形象的同时，假设的东西继续存在。很明显，大多数人是对的：与工业的崛起相比，其余的都是微不足道的。毫无疑问，这种多数人支持的观点已经使它沦为了事物的秩序。只有生产资料的巨大发展才能够充分揭示生产的意义。（Bataille，1989，93）

生产资料发展的一部分包括鲍德里亚所说的“需求系统”（Baudrillard，1998）。也就是说，需求的发展是作为生产部件增长的一部分而被“产生的”。与生产资料的发展相关的是，人们一致认识到客体的必要性、缺乏的意识和需要纠正的不平衡。当然，我们对洗衣机的需求，是因为认识到洗衣机有更高的效率，并且希望它节省劳动力的能力能够让我们更有创造力，节约更多的时间。但是，这样的“需求”却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症状，这种不安是由我们的缺乏概念和克服这种缺乏的重要性造成的。

这种“发展”是与掌握具有任何现代时刻特征的不安的需要相称的。在个人满意度的层面上，不安表现在获得必需品以度过一段动**时光的需要和渴望上。生产资料的发展导致了纠正占有不平衡的需要，产生了“理智”消费，正如导致极端上瘾和炫耀性消费一样。以完全相同的方式，生产资料的发展继续“产生”各种各样的消费批评，如针对多余性的波希米亚主义（梭罗）、针对商品形式（马克思）、针对伪善（卢梭）或针对庸俗（波德莱尔）。生产资料既“产生”了进入消费的需求系统（在“我们必须拥有这个!”中的迫切性以及伴随着这种欲望的个人生活一体化的愿景），也“产生”了作为这种系统一部分的话语所包含和决定的批评。同样，生产资料的发展包括出现在那些自以为完美无缺的人与那些认为自己没有因为这种发展而得到满足的人之间的不平等，并“产生”了富足与困苦（poros）之间的持续分化，后者体现在增长所内在固有的怨恨中（Gans，1985，171-175）。

人类不能超越物质的限制，但并没有像唯物主义者想象的那样，仅仅是在与物质限制的斗争中变成了人。毋宁说，人类是因为需要克服共同生活和共同行动所涉及的冲突从而超越物质的限制而被造就的。表征的起源，界定了人类，不是在“实用上”，而是在伦理上。而且从那时起，人类的物质问题就一直是由伦理协调解决的。（Gans，1985，95）

数量与数字景观

为了探讨城市如何发挥自身的唯物主义作用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通过构建一种叙事，以体现模糊性资源和集体行动的激励方式，把数量问题所伴随的社会复杂性看作集体生活的一个焦点。我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把城市看作本质上是物质主义的观点，与它作为一个数量压倒质量的场所形象格格不入。数量和质量的价值之间的这种张力似乎存在于城市表征的核心。正是通过这种辩证法，才能看到大城市的唯物主义的集体表现。这让我们开始认识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唯物主义并不是集体生活的一个明确焦点。

为了开始研究这种张力，我们需要考虑布罗代尔所说的城市中的“数字权重”与所处“交流网络中心”位置之间的联系（Braudel，1973，374）。这要求我们开始思考城市吸引力以及作为想象性结构重要组成部分的拥挤的**力。假如说，数量是集体生活的一种最基本的表现，那么它在城市中的突出作用就必然会刺激与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数字始终相关的过剩，即与密度、循环、多样性、极端的富足和匮乏的数字相关的过剩。当场所通过持续不断的运动以及人群、观念和物体的流动集中和传播影响的时候，城市就必须总是在某些方面表现为一种反常，一个“怪物”;“一个物体是可怕的，在那里人们无法根据它的大小来把握构成其概念的目的”（Kant，1992，Book11，Part1，253，39，100）

对于城市，“构成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目的在历史上一直被等同于城邦的概念，或者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共同体。在目前没有解决这个关系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只会注意到，在这个意义上，这种目的总是涉及对城市品质的概念，涉及城市的卓越性或德性（arete）。当城市对目的或卓越性的关切被规模所“困惑”时，城市怪异性的幽灵就会表现为一个让人焦虑的集体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城市的传承就是数量增长与作为一种自豪感持久源泉的场所之间的相互作用。“数字的权重”迫使我们不得不用持续解决问题的方式来关注它的怪异性。

用这样一种方式，物体和人进出城市的运动总是把波动性本身表现为流动中的客体，表现为一个充满价值的目的地。这个千禧年的“两个最重要的”过程，“西方国家寻找香料，使外来民族和文化第一次相互接触；以及教育机会的扩大，使世界上的殖民地人民重新获得了教育的机会……有权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AnantaToer，1999，112）。在这里，香料和人都从它他们的原产籍地向外流——往往是强有力的和在不知不觉间加剧的——标志着城市在最具体的意义上是一个交流中心，也就是说，城市是一个吸引香料和新来者的欲望的客体。尽管在没有冰箱冷藏的情况下，香料被当作食品防腐剂而让人垂涎，但是最为强烈的是，它们满足了人们想改变有限的本地菜肴口味的需求。同样，作为这种相互影响的一部分，新来者为了教育或居住而来到城市，有助于当地人口的多样化。因此，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城市肯定了对变化和多样化的需要和渴望，标志着城市有能力集中和传播这种变化——其香料和人的混合体——这是城市刺激作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特征。城市作为一种欲望的客体的基本形象，植根于作为香料和人的变化以及多样性之家所具有的魅力，也植根于改变长期被认为不可改变的遗产的承诺。在某种程度上，大城市的魅力就在于，通过密度在新的事物和长期存在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而为生活增添情趣（spice）。

如果城市是自由精神栖息的场所，并且是多样性和变化形成的家园，那么，通过对与众不同的作品的生产性和创造性所带来的对城市中心地位的自豪认可，城市同时成为一个驯服这种异质性的场所。城市的财富既是异质性的标志，也是同一性、自由和生产性的标志。城市吸引和聚集这种变化本身，并把这种变化再生产为独特性象征，这是一个能够自由栖息和繁荣的场所。让城市具有吸引力的东西不仅仅是变化，而且因为它有能力用一种能够保证生产性的方式把规训施加给异质性，从而把城市导向一种有别于其他城市的事业和成就的希望。我们必须考虑，城市为何是具有生产性的?这种生产性与文明的延伸和持续时间的联系，又如何把这些城市表现为文明世界的中心和世界文明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