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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时间空间（第2页）

正如商品、物品和产品流通一样，城市展现和展示的形式也是如此。这种影响的循环的不同实例包括人权理论、设计物体和环境方法、多元文化主义、平权行动、爱尔兰酒吧、电影节、网吧和运动中持续的表象边缘。这样一个文明地区的“伟大”致使它把城市表现为热情欢迎这些影响的好客之地，表现为中心或边缘，表现为容纳这种运动而有效组织起来的场所，或者表现为顽固不化、抵制、“落后”之地。在这样的运动中，除了商人、流亡者、难民和游客，各种各样的群体——如巡回表演者、专业建筑师、恐怖分子和学生——都以持续不断地把城市表现为欲望客体的方式循环流通。

我们可以通过地方性成就的细节观察拓展问题上的集体遭遇，正是通过这种特殊性，拓展才具体化为一个问题。集体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可以追溯到一系列举措，如重建城市核心区、博物馆、酒店，为促进企业合并或电影节而重新设计边界、梦想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城市联盟，或者建立维护城市内不同群体和利益的协会（语言权利，同性恋权利，财产所有者和租户的权利），通过组织程序推进对“新”公民或小企业的培训，以及创造各种“现场”以满足有限圈子的专业化发展需要。尽管在采取这种地方性举措的方式上，不同的城市似乎往往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地方性举措在影响回路中所具有的作用，是各种方式和观念传播的一个关键点。在不同情况下，在敏锐的眼光中充满活力的扩展（“它涵盖的范围有多大?”）都会成为影响的主题以及影响范围有多大的问题。相互影响的调解会体现在每一个这样的实例中，集体边界成为显而易见的行动路线，即一条二合一的、既具有地方性又具有普遍性的行动路线。

对于群体涉及城市共同情境的模糊性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看法。首先，修改社会秩序问题的解决办法的不断需要，激发了接触和碰撞的机会。其次，作为“社会问题”的拥堵和蔓延的加剧，人们认为是因为大量人口密集地集中在有限空间而产生的“社会问题”。在这些方面，城市的多样性作为一个场所而发挥作用，其中对稀缺性和秩序问题的争论总是反映在一切有目的的解决方案上，反映在关于城市是什么、城市不是什么以及应该朝什么方向发展的问题的话语碎片之中。

除了有组织的举措和工程外，扩展的问题还以这些方式表现出来，即令人兴奋的事情和集中性的传播。例如，全球性的扩展由于具有把游戏和休闲重构为娱乐的能力而成为欲望体系的顶端，建构了甜蜜生活与流通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不仅与产品或物品的流通联系在一起，而且与“权利”联系在一起，生活快乐，拥有一切，以无限的方式推销自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时间和空间合理化，以及通过品评、测试和营销手段开发新的感性解放领域来扩展自己。这揭示了持续时间和当下时刻、空间和时间究竟是如何在城市中被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在地方上明显可见的各种工程、各种举措和各种安排中认识到的一个共同问题。

永久性

在原初性的实例中，持续时间是因为集体需要与它掩埋的过去保持联系而被确定的场所（ges，1864）。这种过去、传承或传统，包括埋葬在遗址上的祖先是必须被维护或爱护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把永久性看作集体生活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集体的连续性与场所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个场所是一个印刻着集体关系的埋葬地。从根本上说，它与死亡的社会关系是模棱两可的，因此它与其属地的集体关系既是物质的，也是想象性的。库朗热的“圣火”概念表达了这种模糊性，即这个集体与自身的关系，集体与自身在时间上的继承性和连续性的关系（Karatheodor-is，1979）。这个群体将会生存下去还是会消失呢?对于这个集体来说，物质存在在其生命的每一个决定性阶段都会提出这个紧迫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一种狄俄尼索斯和阿波罗式的直觉，持续时间既是在一切都要灭亡的直觉中宣布的，也是在通过创造出经得起时间考验和检验的集体作品以战胜这种无情命运的渴望中宣告的。

集体生命的永恒存在既作为需要和渴望的物质性而存在，也作为生命和死亡的物质性而存在，这是一种怪诞的双头形象。同样，文明与其持续时间问题的相遇不能与城市的地方性举措分离开来。在这方面，这个问题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表现为这种相遇的镜像。对于现代人来说，持续时间中的这种张力可能最恰当地反映在了沃尔特·本雅明的工作中，他一直坚持不懈地注意到新与旧的共同存在，但是，这种冲突似乎是城市重建中的一个永恒特征，人群和活动的运动和迁移引起了对忠诚于过去的关切，不同民族的融合经常会造成新居民和常住居民之间的分歧以及在习俗方面的冲突，艺术、技术和信息、地区、权利和机会，都不断地提出陈旧过时的价值和意义问题，以及一切实践和举措中的最新问题。在城市里，当下时刻与过去和未来的关系被戏剧性地体现在如下各个方面，在被城市预算永恒固定了的规划、节俭和稀缺性的意识形态中，在由未来市场繁荣前景的梦想所激发的企业家精神中，在标准的代际划分及其相关的音乐和场景的地方鲜明特征之中，在确认每一个城市相对于其过去的束缚所拥有的“新”自由之中，以及在持续不断的万花筒般的城市叙事之中，无论是官方的叙事还是地下的叙事，都会让我们回忆起这座城市的过去，想象它一定会出现的未来。从城市幸存者和常住居民的证词，到市政机构和博物馆的档案，在每一个当下时刻，城市的记忆都在被重塑、被持续和被毁容。在这方面，对于城市的生活质量以及它如何可能与未来的幸福相联系，有关当下时刻的话语总是提出各种各样具有挑战性的命题。

必死性

如果这种话语是必要的，并且必然与对城市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的考虑有关，那么为什么这些重要的事情会引起人们的焦虑呢?可以通过必死性的观念提出我们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与我们的身份密切相关来预先考虑这一问题。早些时候，我们谈到了文化是与集体目标的关系的一部分，而这种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模棱两可的。身份提供了这样一种共同情境与需要解决的集体化问题之间的联系，因为身份通过死亡与集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在比较一种僵化的身份概念和一种“辩证”概念时，约翰·麦克库伯指出，为何正是这样一种辩证视野的力量使它认识到了身份的脆弱性，使它认识到了这个事实，即在有关任何一种共同性质的考虑中都没有确定性的界限。

因为要成为……任何东西……都没有一套唯一的属性，却有一个在不同时间里添加和减去各种属性的过程的历史。虽然这段历史对一个群体的身份来说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和“特殊的”，但它总是与一种更大的历史不断地相互作用，最终，没有被实现的人性……在面对经验的不可预测性质时，由于其自身概念的不一致性，最终会需要基本的身份认同，通过对构成其身份的个人施加力量来维持他们自身。一方面，辩证法的身份不受这种特殊的不一致性的影响，尽管它们建立在一套经验的基础上，但是它们并不排除未来的经验会颠覆当前身份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辩证法的身份随之带来了一定的安全损失，接受它的个体和群体……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最终可能在一个不同群体中不再作为独立的个体而存在……这种分离性的损失最终可能被看作一种集体死亡。因此，辩证法的身份构成了一个必死的共同体。避免这种身份苦恼的唯一办法，就是假定这样一种社会的某些特征是永恒的和……超越时间的。（McCumber，1995，1157-1158）

辩证的身份关系把它与城市的遭遇看作与“未实现的人性”的持续相互作用，它作为一种问题—解决是可以被持续观察到的，控制不稳定的共同情境的努力，总是会遇到“不可预测的经验”的极限，从而导致修改、重塑和更新那些似乎是安全的和有把握的东西的可见成就。我们对“经验”范畴的开放性，有可能要以突出其任意性的方式重新界定它们的限制，正如这些开放性创造了一个不可估量的未来一样，它们也有望取消我们在任何当下时刻所尊重的主权边界。我们所体现的凝聚力就是为它的灭绝的恐惧所困扰。但是，这种模糊性又是如何以一种具体和个性化的方式围绕城市作为一个客体的命题而形成的呢?

集体生命以永久性挑战的形式，在“未实现的人性”的衰败与补充、疲惫与振兴的幽灵中面对着命运，这种“未实现的人性”就是集体生命无法估量且不可避免的忧虑。然而，只有在城市中，当下时刻的代谢强度才会在当代人或同辈中被加剧，而这一代人或这一群人总是通过不断做事情来嘲弄必死性的命运，仿佛过去和未来都无关紧要。

城市化

众所周知，世界的城市化是随着商品、产品、民族、思想和影响的普遍现象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人们认为，这种普遍现象以一种自然过程的力量和动力跨越边界而流动。因此，这些相同的技术、组织、学说和产品都是在以前被认为最不相同的空间中具体化的；仅仅是因为对这些事物及其影响的共同接触，这种影响才好像以各种使这些场所变得等价和时髦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可以获得相同的物品（如卡布奇诺）、相同的优势（如24小时的夜生活）、相同的信息（如有线电视提供的）、相同的“生活方式”影响（如广告、商标品牌或家居用品），或相同的混合人群，从而把不同的城市都称之为城市。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城市化似乎有一种循环系统的力量，传播基础设施、财产和影响，就像一个冷漠的搬运工一样。

循环往复的兴奋跨越城市和国家之间的界限，因为人们迁移到了曾经被隔离的牧场，用通常被认为是城市所特有的影响来标记它们，如拥堵、生活方式、便利设施和与自然精神相对立的人造物，房地产开发后的便利设施（MacGregor，2001，37-55）。在城市内部，同样的循环过程的不同形态被认为激活了从前死气沉沉的地区和行政区，它们被用作发展和“资产阶级化”的场所，取代了老居民，“振兴”了一度被认为不讨人喜欢或狭隘保守的社区。市场所驱动的循环的兴奋，通常归因于放松管制和取消对行动的限制，创造了一种从压迫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疯狂体验，以及从过去的负担中解放潜力的希望。如上所述，这种循环运动不仅包括散居人口，而且包括特许经营、跨国公司、据说可以跨越国界随意传播的疾病、曾经被认为对某个地方具有特殊意义的博物馆的复制件，以及曾经被认为是地方、地区、人民和群体特有财产的所有影响、观念和技术。据说，世界性的影响在任何地方的相互渗透，都在他们接触到的人人都能平等享有的循环系统的基础上使场所变得名副其实。

世界城市化命题的一个含义是，场所由于与一个共同过程的关系而变得相同，其方式是根据循环的一般性及其规范秩序（其“编码”）来确定所有特定的场所。如果这样，城镇和乡村之间的差异似乎就消失了（因为大众文化的普及和“产品认可”的普遍性），那么城市之间的差异似乎也正在消失。在本书中，这样的说法让我把都市性（urbanity）的观念作为城市化（urbanization）的一种衡量标准，在某种程度上，我要问的是，都市性作为城市生活的一种持久而明显的特征是如何持续存在的，从而使这些相等的观念，特別是这些城市化的始终如一的经验观念成为问题。

这就是空间和场所之间的差异性可能变得相关的地方。所有那些因在循环系统中的相对定位相似而出现的相同的区域，可能是不相同的，这不仅是因为外表和现实之间的经典区分，而且是因为它只是不清楚城市化的出现与都市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此外，假如都市性与城市化的关系不仅是一个方式问题，而是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作为集体生活焦点的礼仪或伙伴关系的关注上，那么这就开始提出城市化（设施、电影节、拥挤、寿司）的装备在安置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对它有所贡献还是使其倒退。这就告诉我们，拥有便利设施并不是一种温文尔雅的习惯，而是需要作为一个考虑因素来发挥作用。在所有这些方式中，解释性的问题坚持干预，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具有根本性了，以至于我们不能允许对城市的评论不间断地进行下去，仿佛它只需要证据、进一步论证、反驳或技术澄清一样。我们必须恢复这个有意义的问题。

如果说城市化是一种普遍的力量，那么提出城市的终结问题似乎就会让人感到好奇。但是这并不奇怪，因为如果每一个地方都被城市化了，那么城市的概念就会失去其重要性。正如希腊人所熟知的那样，它要求我们通过询问一个真实的城市和虚假的城市之间的差异来恢复表象与实在之间的区別。如果这种差异性并不意味着公式化的东西，而是提醒我们注意都市性的一条经验法则，那么这样一种挑衅性质疑的本质主义韵味就不应该让我们感到害怕。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假如所有的城市在某些方面看起来都很相似，那么它们如何在这样一种环境中维持自己的生命呢?我们熟悉这种对个性的关注，就像它适用于集体和个人一样，正如齐美尔坚定地指出的那样，他们永远都在这个模糊性的“悲剧”空间中工作，而这种空间就是“解决”其共性和个性共存和冲突的感性问题（Simmel，1950）。

如果说城市化描绘的是商品的普遍流通，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城市作为这种流通的特殊场所来探讨。人们已经注意到，在分类系统中，商品主要是作为分化和凝聚力的标志发挥作用的，在那里，个人和团体聚集和分化为价值的承载者。当我们考虑到对共识的诉求和融入其使用的区分时，商品就会成为可见和可用的文化范畴（DouglasandIsherwood，1979，59）。根据这种观点，商品是信息系统的一部分，允许用户在合适的联系网络中进入和获得可用性。商品的使用调动人们在适当的位置接受和反馈影响，并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会成为“文明进程”的更积极部分（Elias，

1978）。如果商品流通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发挥作用，那么与它们的恰当使用不可分割的商品和信息的获取以及纳入生活机会的考虑就应该集中在城市之中。这是布罗代尔的城市是“交流中心”的概念的加强版（Braudel，1973），不仅是因为它的媒体，而且是因为在它所流通和提供的商品存在的情况下把对社会强化的许诺看作一个具有各种可能性的领域。无论城市化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过程（商品流通），城市都似乎是一个场所。在这里，通过社会允诺的根本模糊性，信息系统的循环过程的透明性会变得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