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应该放在正义的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儿子需要服药,却不肯服,父亲就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而由于用了这欺骗的方法竟使儿子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的行为又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我看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人因为朋友意气沮丧,怕他自杀,把他的剑或其他这一类的东西偷去或拿去。这种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当然,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苏格拉底又问道:“你是说,就连对于朋友也不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坦率行事的?”
“的确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如果你准许的话,我宁愿收回我已经说过的。”
“准许你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苏格拉底说,“因为这比把行为放得不正确要好得多。”
“至于那些为了损害朋友而欺骗他们的人(这一点我们也不应弃置而不予以考虑),你想哪一个是更非正义,是那些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呢?”
“苏格拉底,我对于我自己的回答再也没有信心了,因为我先前所说的一切现在看起来都和我当时所想的不一样了。尽管如此,我还要说,那有意说谎的比起无意说谎的人要非正义些。”
“那么,你是不是认为有一种学习和认识正义的方法,正像有一种学习和认识文字的方法呢?”
“我想有。”
“你想哪一个更有学问些,是那有意写得不正确或念得不准确的人呢,还是那无意之中写得不正确或念得不准确的人呢?”
“我以为是那有意的人,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做得正确。”
“那么,那有意写得不正确的人可能是有学问的人,但那无意写错的人则是没有学问的人?”
“怎么是那样呢?”
“是那有意说谎的人知道正义呢,还是那无意说谎、骗人的人呢?”
“显然是那有意这样做的人。”
“那么你是说,那知道怎样写和念的人比那不知道的更有学问?”
“是的。”
“那么,那知道正义的人也是比那不知道的更正义些?”
“似乎是这样,可是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
“但是,一个想说实话而总是说不准的人,当他指路的时候,时而说这条路向东,时而又说它向西;当他算账的时候,时而算得多,时而又算得少,你以为这样的人怎样呢?”
“很显然,他以为自己知道的事,其实他并不知道。”
“你知道有些人是叫作有奴性的人吗?”
“知道。”
“这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呢,还是因为无知?”
“显然是因为无知。”
“他们得到这样的称号,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打铁呢?”
“当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