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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的合理性（第1页）

二、传统的合理性

本书已提出了三种探究实践合理性和正义的传统叙述史纲，另外，承认了写第四传统（即自由主义传统）之叙述史的需要。所有这四大传统现在和过去都不只是（也不可能只是）四种理智探究的传统。在每种传统之中，理智探究过去是现在仍是社会和道德生活方式之周详阐述的一部分，即理智探究本身也是该生活整体的一部分。每一种传统中的那种生活形式，程度不同地体现了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性，而这些制度还从其他资源中汲取其生命力。因此，亚里士多德传统出现于城邦修辞学和反思**以及学园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辩证教导之中；奥古斯丁传统在宗教界社区和世俗共同体中得到繁荣。这些世俗共同体为这类宗教社区的早期转变样式以及大学里的托马斯主义样式提供了环境；因此加尔文式的奥古斯丁主义和文艺复兴时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苏格兰混合物便指导着教徒集会和教会执行理事会、法庭和大学的生活；因此，自由主义——它以抽象、普遍的推理原则之名义来摒弃传统作为其开始，结果以它自身变成具体的政治权力而告终——其无能把关于那些普遍原则的本性及语境的讨论进行到底的失败，产生了为它所始料不及的效果，即把自由主义也变成了一种传统。

当然，这些传统之间的差异远远不只是它们的实践合理性与正义解释上的相互争执；它们所开列的美德目录互不相同、在自我的概念上不同，在形而上学的宇宙论方面不同。它们也在解释实践合理性和正义的方式上不能达成一致：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是通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相继的辩证法事业精神而做出解释的；在奥古斯丁传统内，是通过服从《圣经》启示的神的权威——经过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中间传递——来解释的；在苏格兰传统内，是通过反驳前辈的方式，通过从他们已经接受的前提开始争论的，休谟提出了他的解释；而在自由主义之内，关于正义的一连串热闹的解释却在没有任何结论的论战中继续着，与之相随的实践合理性观点部分也是如此。

更有甚者，这些传统在其相互关系方面有着非常不同的历史。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信奉者们在他们自己中间争吵不休，看是否必定要对奥古斯丁派采取敌视态度。而奥古斯丁派在同一问题上意见也相互分歧。亚里士多德派和奥古斯丁派都发现他们自己必然要与休谟不和；而且在某种不同的基础上也与自由主义不和。自由主义则不得不否定所有其他主要传统的某些主张。所以这些传统的每一种传统和叙述历史，都涉及那一传统内部的论战与探究的叙述和传统之间以及对手之间的论战与分歧，这些论战和分歧逐渐也规定了这些各种各样敌对关系在细节上的论战和分歧。然而，正是在这里，对论证的进一步追究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

这种论证迄今所导致的结论是：不仅因为社会上体现的、历史上偶然的论战、冲突和探究，使得关于实践合理性与正义的竞争得到推进、修正、抛弃或取代，而且除了从某一种特殊传统内部与那些寓于同一传统之中的人对话、合作和冲突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使人们对实践合理性与正义的解释进行系统阐述、详论和合理的论证、批评。除开由这种或那种特殊传统所提供的东西之外，便不存在任何坚实的根据、余地和方式去进行推进、评价、接受和否定性推理论证的实践。

这并不一定是说，一种传统内部的声音，不能让另一传统中的那些人听到或偷听到。对某些主题问题存在着最基本分歧方式的传统，也可能在其他方面有着共同的信仰、偶像和文本。在一种传统内强烈要求考虑的事，可能会被在另一种传统内进行探究和讨论的那些人所忽略，其代价只能是排除相关的正当理由，即排除相信或不信这个或那个，或以此种而不是彼种方式行动的正当理由。然而，在其他领域，在前面的却可能没有任何与之对应的副本。而且，在那些存在为多种传统共同面对的主题问题或争论问题之领域里，一种传统可能凭借这些概念来构造其论题，而在另一种或多种传统内部，这些论题却可能被认为是虚假论题；而与此同时它们又没有任何合适的或没有充足的共同标准，使它们据之在相互对立的立场之间作出判断。逻辑上的不相容性和无公度性都有可能出现。

当然，逻辑的不相容性确实要求在刻画的某个层次上，每一传统认同它是在以此种方式坚持其论题：它的信奉者与对立传统的信奉者都能够认识到他们所主张的乃是同一主题。但即使是这样，每一种传统肯定都有其自身特异的标准，它据此来判断哪些应该视为在相关方面的相同之处。因此，两种传统可能在用来决定实际情形范围的标准上存在区别。在这些情形中，正义的概念得以运用。然而，每一种传统都按照它自己的标准认识到，至少在这些情形中的某些情形中，其他传统的信奉者们也在运用一种正义的概念，而如果这一正义概念得到应用的话，就会排除他们自己的正义概念的应用。

因此，休谟与罗尔斯在构成正义的规则时，在排除应用亚里士多德的应得概念方面意见一致，而在正义是否要求某种平等性方面则各执己见。所以亚里士多德对某人应该负责的行为等级之理解，不包括对奥古斯丁意志概念的应用。每种传统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可按照自己的方式为其中心论题提供合理性证明，运用那些给自身下定义的标准和概念，但不存在任何不依赖合理性证明的标准，通过诉诸该标准，可以决定相互竞争的传统之间的问题争议。

这时候并非相互竞争的传统没有共享某些标准。我们所关注的一切传统，在其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可以按照逻辑的某些权威达成一致。如果不是这样，其信奉者便不能够以他们不一致的方式发生分歧。但是，他们所达成的一致并不足以解决这些分歧。因此，似乎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面临着在理解实践合理性和正义的方面，要忠诚于许多相互对立和竞争传统的主张，而在这种情况中，我们没有正当理由来决定赞成其中任何一种主张而不是其他主张。每种传统都有自身的推理标准；每种传统都提供自己的背景信仰。要提供一种推理，要求助一套背景信仰，就已经假定了一种特殊传统的立场。但如果我们不作这样的假设，那么我们就没有充足的理由把某一特殊传统提出的论点看得比其对立传统提出的那些论点更有价值。

沿着这些线索所提出来的论证支持下述结论——认为，如果唯一有效的标准只在传统内部行之有效，那么相互竞争的传统之间的问题便不能合理地决定。申言这样或那样的主张或做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相对某种特殊传统的标准而言可能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是那种合理性。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合理性。每套标准，即每一传统体现的一套标准，要求我们忠诚的多少都与其他的标准所要求的一样。让我们把这称之为相对主义的挑战（relativistge），它与我们可以称之为透视主义（perspectivist）的第二种挑战形成对照。

相对主义者的挑战基于否认在对立传统之间的论战中以及在对立传统中间存在任何合理性选择的可能；透视主义的挑战，则对从任何一种传统内部做出真理断言的可能性提出质疑。因为如果存在对立传统的多样性，每种传统都有其内在的、有自己特色的合理性证明模式，那么，这一事实本身便蕴涵着，没有哪一个传统在其外部可以提供正当理由来排除其对手的论题。然而如果这是真的，就没有一种传统有权冒称自己具有排除一切的权利；也没有哪一种传统可以否认其对手的合法性。使得各种对立传统如此排除和如此否认对方的，就是坚信各对立传统内部申言和否认的论题有着逻辑的不相容性这一信念。这种信念意味着，如果承认一种这类传统的论题是真实的，那么至少其对手申言的某些命题是虚假的。

因此，透视主义者争辩说，解决办法是撤出真理和谬误的归结，即至少在迄今这些传统的实践中所理解的“真”和“假”的意义上，从个别论题以及这些论题为其组成部分的系统信念之主要部分中不再做这种归结。我们不把对立的传统解释为相互排斥以及互不相容的、理解同一世界、同一主题问题的不同理解。相反，让我们将它们理解为提供了非常不同的、从互补的视角来展望它们对我们所讲述的现实之透视好了。

相对主义挑战和透视主义挑战共享某些前提，而且往往作为单个论证的部分而一起出现。其中每一种挑战都以多种样式存在，没有哪一种样式按照原来对真理与传统的合理性要求对之评论而得到详细阐述。但是，这样说，它们也并未失去任何力量。然而，我将要论证：它们从根本上被人们误解和误导了。因此我将指出，其明显的力量来自它们对关于真理与合理性的启蒙运动的某些中心立场的倒转。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坚持一种真理与合理性的特殊观点（在这种观点里，真理由理性方法所保障，而理性方法则求助于任何充分理性反思的人不可否认的原则），而后启蒙运动的相对主义和透视主义的倡导者们则宣称，如果启蒙运动的真理与合理性概念不能够维持，他们的主张才是唯一可能的选择。

后启蒙运动的相对主义与透视主义就这样成了启蒙运动的反面对应物，成了它颠倒了的镜中映像。在启蒙运动祈求于康德和边沁的理论时，这种后启蒙运动的理论家们则祈求于尼采对康德和边沁的攻击。因此，毫不奇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看不见的东西，对那些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者和透视主义者来说应该同样看不见，因为他们自称是启蒙运动的敌人，而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和在他们没有承认的程度上却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以前不能或现在仍不能意识到的东西，是传统所拥有的那种合理性。这部分地是由于过去和现在根深蒂固的蒙昧主义者对传统的敌意，一方面现在和过去都可同样在康德派和边沁派、新康德派和晚期功利主义者中发现；另一方面在尼采派和后尼采派中也可发现。但是，传统合理性的不可见性部分是由于缺乏对那种合理性的疏义，更不用说为之辩护了。

布尔克在这一问题上，就像在如此之多的其他问题上一样，是位积极却又有害的代理人。因为布尔克把传统归于好的秩序，如他假定要效法的自然之秩序：即“没有反思的智慧”[2]。因此，他没有给反思留下地盘（合理性理论化作为传统的和传统以内的工作）。而传统的一位重要得多的理论家一般被启蒙运动和后启蒙运动的理论家们所忽略，因为他在其中工作的特殊传统，以及从其观点来看，他表述的理论化是神学的。当然，我指的是约翰·亨利·纽曼，他对传统的解释本身是在《4世纪的雅利安人》和《论基督教学说的发展》两部著作中接连形成的。但是，如果有人要把纽曼的解释从特殊的天主教基督教义传统延展到一般的合理性传统，而且在与纽曼展望的非常不同的哲学语境中这样做，就得在首先承认莫大的歉疚之后，还需如此多的限定与附加条件，以至于我们说，最好还是单独地理解他的观点。

那么，我不得不做的是去提供那些有关探究传统的实践中所隐含和预设的合理性解释。我一直关注着这些传统的历史，而这种历史足以迎接相对主义与透视主义所提出的挑战。没有这种解释，怎样评估不同传统所提出的关于实践合理性与正义的主张这一问题就得不到回答；而缺少来自那些传统自身立场的答案，相对主义、透视主义很可能十分盛行。注意，回答相对主义和透视主义的基础，不应该在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或几个传统之内所清楚提出和表达的任何合理性理论内寻找，而运用其探究实践所预设、所包含但尚未完全表述（虽然为其暗示或部分暗示）的理论，肯定可在各类作者身上，尤其是在纽曼身上找到。

被构成传统与构成性传统探究的合理性，在关键和本质部分，是它通过多种明确规定的阶段所取得的进展问题。这种形式的每一探究始于某些纯粹的历史偶然性情形，始于某些构成一定习惯的特殊共同体之信仰、制度和实践。在这种共同体中，将会给特定的文本和特定的意见授予权威。行吟诗人、牧师、预言家、国王，以及偶尔傻瓜和小丑的意见都会得到表达和采纳。所有这些共同体总是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处于变化状态之中。当那些在帝国主义现代社会文化中受到教育的人报道他们发现了某些所谓原始社会或原始文化没有变化的时候（其中重复而不是变化支配一切），他们部分是由于受到自己对这种社会里的成员有时声称他们服从远古习惯的支配之误解的蒙蔽，部分是受骗于他们关于社会和文化变迁为何物的过分简单与具有时代性错误的概念。

使一既定共同体步入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视作权威的信仰、话语、文本和人物毫无疑问地受到人们遵从，或至少不会受到系统地质疑——的，可能是好几种偶发事件中的一种或几种。权威文本或话语可以通过人们的实际接受，表现出容易受到选择性的和不相容的阐释的影响，也许还诫示着选择性的和不相容的行为过程。在确立的信仰体系中，不连贯性可能变得十分明显。新形势下的对抗产生新的问题，可能暴露确立的信仰和实践内部缺乏力量提供或论证对这些新问题的答案。两个以前分开的共同体来到一起，每个共同体都带有自身早已确立的制度、习俗和信仰，通过迁徙或征服，可以开创新的选择可能性，并要求比现存的评价方式所能提供的更多东西。

特殊共同体的公民面临着对其信仰的重组或其制度的再造或两者的这类刺激所做的反应，将不仅取决于他们已经拥有的推理、质疑和推理能力的材料，而且也取决于他们的发明创造能力。而这些东西反过来将决定对信仰的摒弃、校订和重构，对权威的重评、对文本的重绎、以新的形式突现的权威和新文本的产生等结果的可能范围。因为信仰在（并通过）仪式和仪式表演、面具和服饰以及房子的建造方式和村镇的布局中获得表达，当然，总的说来通过行动表达，信仰的重构就不应该仅按理智去考虑；更准确地说，理智早就不应该认作是一种笛卡儿式的心灵或唯物主义式的脑智，而应视作通过思维的个人使自己相互关联，并使他们与社会和自然客体相联系，就像这些客体将自身呈现给他们一样。

我们现在到了对传统开初形成中三个阶段进行比照的时候了：在第一个阶段中，还没有对相关的信仰、文本和权威提出质疑；在第二个阶段中，识别出各种各样的不充分性，但尚未对此予以补救；而在第三个阶段中，对这些不足的反应体现在一套重构、重新评价以及新的系统阐述和新的评价方面，以设计出这些东西来补救不足和克服局限。在一个人或一段文本被赋予权威之后（这种权威被认为是来自其与神明的关系），那种神圣的权威因此会在这一过程的进展中免遭否定，但其话语当然可能得到重新地阐述。这实际上是那些被视为神圣的东西被豁免的标志之一。

传统的发展应有别于信仰的渐变（每套信仰都受这些信仰的影响：通过其系统和周密的鉴定）。在任何值得称之为探究传统的东西的最早形成阶段，就这样已给打上了理论化的标记。一种探究传统的发展，还应区别于那些信仰方面突发的普遍变化。这种变化，比如说，在一共同体经历广大民众变更信仰的时候发生，虽然这种变更可能是这一传统的起点。一种合理传统的延续方式不同于前面那些传统的延续方式，而其决裂则有别于后面的那些传统的决裂。某种共享信仰的核心，即对该传统的忠诚之构成性因素必须在每一次决裂后幸存下来。

当一种传统达到发展的第三阶段时，共同体的那些成员接受了新形式的传统信仰——那些信仰可能仅仅告知整个社会生活的有限部分或诸如关注其全盘结构以及实际上对宇宙的关系——已经能够将其新旧信仰进行对照了。在较老的信仰与他们所理解的现实世界之间，存在着有待发觉的根本差异。当那些早期的判断和信仰被称为谬误时，便归咎于当时大脑所判断和相信的与现在作为现实所发现、分类和理解的东西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分歧了。真理理论一致的原先和最初级的形式，是以谬误理论一致的形式回顾实施的。

对此，我们要提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确切地说，它到底与什么一致或与什么不一致？当然，这是口头或书面的申言，但这些是作为明智思想的第二手表达。这种思想在处理其客体，即社会和理性世界的现实时，是充分的，也可能是不充分的。此处，重要的是要记住：这里所预设的心灵概念并非笛卡儿式的。而是作为一种活动的心灵，作为通过社会界和自然界而介入这些活动的心灵，诸如认同、重新认同、收集、分离、分类和命名以及所有这些通过触动、掌握、强调、分解、集结、召唤、回答等方式进行的活动。心灵对其客体来说是足够的，条件是它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构成的期望不大可能导致失望，以及它所进行的记忆能保障它回到和恢复到它以前曾经遇到过的东西，不管客体本身还存在与否。由于心灵介入各种客体（对象）而获得了信息，它是通过这样一些映像——就其目的而言，这些映像或是这些特殊客体或特殊种类的客体之充分再现，或是这些对象（客体）之不充分的再现——和这样一些概念而获得信息的，而这些概念抑或是人们借以把握和划分对象的那些形式的充分再现，或是这些形式不充分的再现。表现（representation）不是那种图像化（pig），而是再现（re-presentation）。图像只是再现的一种样式，而它们在发挥这种功能时的充分与不充分总是相对于心灵的某种具体目的而言的。

被构成的传统探究之伟大的原创性洞见之一是：认为虚假的信念和虚假的判断，代表着一种心灵的失败，而不是其客体（对象）的失败。需要矫正的正是心灵。心灵所遭遇到的那些现实显露了它们本身所是的本相，即它们自身的表现、显现和无蔽本相。因此，最原始的真理概念便是客体的显现性，这些客体是它们自己呈现给心灵；而当心灵未能再现那种显现时，虚假即心灵对其客体再现的不充分性便出现了。

当一种探究传统早期阶段的各种信仰之间的差异与某个后期所理解的人物和事物的世界形成对照的时候，这一虚假便作为过去的不充分性而为人们回顾性地认识到。因此，一致或缺少一致便成为形成真理的复杂概念的一个特点。处在心灵与客体之间的一致或缺乏一致的关系，在判断中得到了表达，但并非判断本身与客体或实际上任何东西相吻合。我们的确可以说虚假的判断，即事情并不是判断所宣布的那样；而真实的判断，即是他或她所说的是即是其所是，非即非其所是。但不存在两个可以区别开来的条件，判断是一方面，判断中所描绘的为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可以保持或不能保持一致的对应关系。

最常见的候选者，即以这种方式与判断达成一致的那方面的候选者乃是事实（在现代版本中往往被视为真理的此种一致性理论）。而事实，就像绅士们的望远镜和假发一样，是一种17世纪的发明。在16世纪或更早，英语中的“事实”通常是拉丁文“factum”一词的译文，意为行动、行为，在经院拉丁文中为事件或场面。只是到了17世纪，“事实”才首次以后来的哲学家，诸如罗素、维特根斯坦和拉姆色所运用的方式被人们应用。使用“事实”一词指称判断所陈述之物，无论在哲学上或其他方面，当然永远没有害处。现在无害而过去并非无害但高度误导的东西，便是想象出这样一个事实王国，它不依赖判断或其他语言表达形式，却可以让判断或陈述或语句与事实成对出现，让真理或谬误成为这些成对术语之间被指称的对应关系。比较而言，这种真理一致的理论登上哲学舞台还只是最近的事，如同任何其他理论所能遭到的反驳一样，它也一直受到结论性地反驳。将真理理论置于关于真理的老式系统阐述中去理解，是个很大的错误，诸如“adaequatiomentisadrem”（即，真理是“心与物的吻合”）更不用说置于我正在把它归咎于传统发展的早期史中展开过的真理概念的那种一致性之中了。

在某一发展中达到了一定阶段的那些人，通过把他们现在对世界的判断，或至少是对世界一部分的判断，与当时判断的结果进行比较，便能够回顾并找出他们自己以前理智的不足或其前辈理智的不足。去宣称现时的心灵定向（mi）以及作为其表达的判断具有真理性，就等于宣称这种不充分性，这种差异绝不出现于未来任何可能的情形中，不管探究能多么洞察一切，不管人们提供了多少证据，不管在合理性探究中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发展。因此，现在对真理的检验，总是尽量提出问题，尽量招来最有力的反对；可以当之无愧地宣称为真实的东西，是充分抵御了这种反对者的辩证质疑和攻讦的东西。这种充分性存在于何物之中？这也是一个不得不对之出示答案的问题，即对之很可能出现对立和竞争的答案的问题。只要对此问题进行辩证检验，那些答案便会合理地进行相互竞争，以便能发现哪一个答案是迄今提出的最佳答案。

达到这一发展阶段的传统，多多少少已成为探究的一种形式，将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至少使其探究方法制度化和条理化。它也必将认识到理智的美德，以及那些正等待它解释的美德与品格美德的关系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正如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冲突将会形成，对立的答案将会为人们所提出、接受或摒弃。在某个阶段人们也可以在某种发展的传统内发现某些同样的难题和问题——按照这一特殊传统的内在标准认为是同样的——正在某些其他传统内部进行讨论，并确定与这类其他传统可能形成的一致或不一致的领域。更有甚者，被构成的传统探究之间和之内的冲突会与那些其他冲突维持某种关系（这些冲突出现在身为传统的肩负者的共同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