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二章 都市网格与都市想象 从城市到赛博空间从赛博空间到城市（第2页）

虽然坐标网格在后现代都市空间中经常被重新配置或以不同的方式部署，它仍毫不意外地存在于后现代城市的时髦概念结构中，并是其中主要的一个。欧几里得几何与牛顿物理学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我们概念中和实际上“人类尺度”下的都市空间或赛博空间模型（主要由于我们可感知的空间看起来就是欧几里得式和牛顿式的），并且，它塑造了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图像以及相应的赛博空间形象。现代物理的“空间”，尤其是量子理论中的空间，是不可感知的，而且最终甚至可能连空间的名称都不再适用。

此外，全球网格或纹理的意识形态以及欲望（例如俄狄浦斯欲望和或作为资本的欲望）始终存在。其结果是，以全球网格和纹理为目标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机构和欲望机器威胁着我们创造新空间的欲望和尝试。这个新空间是由局部的平滑空间和纹理或网格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来界定的。如前所述，黎曼及其追随者首先赋予了此类空间或平滑空间以数学概念，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理论）以及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哲学思想（《千高原》，485页）提供数学模型。正如第一章中讨论的，平滑空间的观念也奠定了德勒兹和瓜塔里反俄狄浦斯的欲望观以及他们在《反俄狄浦斯》中对俄狄浦斯欲望与资本主义共谋的批判。然而，无论在欲望领域还是人类实践的其他领域，看起来都不可能彻底地实现完全平滑的空间。只有数学空间和某些数学理想化的物理模型才能看作严格的平滑空间；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并不生活在纯粹的数学空间中。然而，由平滑空间型运动欲望所定义的人类实践，确实使创造空间架构成为可能。在这些空间架构中，纹理是局部的并且服从于平滑空间和平滑运动，这在某种意义甚至很大意义上，实现了平滑的空间和运动。我们对城市和网络空间的后现代观念和现实不可避免地反映了平滑与纹理关系的复杂性，即从追求全球纹理的渴望机器的坚持到（平滑）欲望的替代机器中平滑与纹理之间的转换。这些复杂性被后现代都市空间放大，也被赛博空间放大。考虑到其依赖数码，赛博空间以一种微妙的方式出现于现代或更早期的空间、纹理、网格、意识形态和欲望机器中，并不可避免地与它们共存且相互影响。的确，正如前面所说，作为城市设计基础的网格是古老的，它的一些前现代层面甚至仍然对后现代城市有影响。后现代控制逻辑中的“堡垒”在某种程度上涉及其中的一些影响，正如术语“堡垒”所意指的那样。然而，我目前最关心的是笛卡尔主义及其对现代性的影响，以及现代性本身对后现代性及其都市空间性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实际可感还是虚幻的，就像赛博空间那样。

在《光明城市：作为我们机器时代文明基础的都市主义的要素》（1935）中，伟大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城市规划专家勒·柯布西耶（LeCorbusier）表达了他有关未来城市的哲学、原则和规划：一座“笛卡尔坐标之城”，由排列成行的十字形“笛卡尔坐标式摩天大楼”组成，四周是大片绿色草坪，上面铺设高高架起的高速路网。6他这部论著是高级现代主义建筑和设计思想的典范，其概念和本质都基于笛卡尔的网格概念。在题为“笛卡尔是美国人吗?”的章节中（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柯布西耶反复将光明城市的笛卡尔式秩序与曼哈顿下城的混乱无序相对照），他通过对数学计算、测量和公式的思考，打断了他关于建筑史的话语，以便奠定他的新视野。他的思考从本质上揭示出了牛顿早先考虑过的世界概念，可以说，这种概念曾在19世纪尤其是法国最为成功。“一个公式，”他断言，“可以……用来代替因本身太烦琐而难以应付的现实……这类公式……蕴含着宇宙定律，而且直到完全符合所有宇宙定律之前，这团混沌不会最终合成统一体。”（《光明城市》，130—131页）这些公式将数学家、发明家和艺术家（真正的艺术家!）联系在一起。一切在他们调和的双手中归为同一：混沌重新吸收为和谐……完成了这一点，人就是巨匠造物主。他对未来事件有决定权。一旦他的计算完成了，他就有权说并确实说道“应该这样!”（《光明城市》，131页；原文着重号）7换个说法，在牛顿力学中，未来是确定的并由合适的初始条件决定，拥有正确的规律并按照某种计算方式正确运行（在本例中，与牛顿物理学里由大自然所设定的条件相反，是人类活动在这样做）。然而，应当提到的是，柯布西耶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看似神圣的计算力量“只是我们人类自身神圣性的镜像”，不应以宗教的方式进行膜拜（《光明城市》，131页；本书作者着重号）。他相信，它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被用来理解世界，而且也应该被用来改变世界，正如马克思在他关于费尔巴哈（Feuerbach）的最后一段论述中非常有名地把哲学和革命实践并列起来所认为的那样。

在柯布西耶看来，对于他之前和他之后的城市规划者来说，网格都构成了对城市空间即创造的笛卡尔式的“理性化”，或者在已经存在的城市结构中强加秩序。最重要的是，网格具有可视性或可读性的特定形式和功能的优点和缺点。

网格既简单又可以在任何规模上复制，因此有助于成像、绘制（字面意义和概念意义上的）地图以及城市导航；都市空间的商品化将土地划分为便于买卖的抽象单元；网格也有助于市政运作，包括地区管理、区划、税收和安保等。因此，网格同时服务于个人利益（某些时候）、资本和政权。

对城市的个体居民来说，网格的一个主要优势就是它的可导航性，林奇在《城市意象》中写道，“寻找道路是环境形象的初始功能”（125页），而且都市景观的“可读性”可以通过“其各部分易于识别并组织成连贯模式”这一方式来衡量（2—3页）。然而，城市意象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在导向运动时发挥地图作用的直接意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它可以作为一个普遍参照系，个人可以在其中行动，或将他的知识附加其上。从这个层面看，城市意象就像一种信仰或者一套习俗：它是事实性和可能性的组织者”（125—126页）。

然而，网格本身的形式能够告诉我们的是，关于一个特定城市或社会的信息并不一定是清晰的或统一的。如前所述，网格作为一种城市形态，比笛卡尔早了至少八千年，纵观整个历史，它出现在人类已知的每一个经济和管理体系所统治的城市。它的角色经常转换并在过去常常是模棱两可的，同样它也在后现代城市中保持着复杂性和模糊性。尤其是，尽管最近一些支持者声称网格“是传统的、非层级化的，甚至可能是民主的”，但也可能像吉尔·格兰特（JillGrant）说的那样，“从几何原理和测量技术中衍生的网格以及其他城市形态[都是]更经常与军事力量和财富的集中联系在一起，而非传统的平等主义”（220页）。

自早期现代以来（整个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地区都出现过公共土地“圈地”和私有化），资本在网格中发现一种将土地商品化并“开放”新商业开发区的有用机制。在美国尤其如此，19世纪，网格向西穿过整个国家，为扩张和投机助力。当第一个网格由《1811年曼哈顿委员会规划》创造出来时，委员们拒绝“假定的改进……[类似]圆形、椭圆形和星形等”，这种改进虽然会使朗方（L'Enfant）1791年为国家首都的规划增色不少，但是委员会出于经济和实际考虑选择了纯网格。他们指出：“城市由居民栖所组成，而且那种狭窄边缘的直角房子建设起来最便宜也最便于居住。”对于委员们来说，这一明显缺乏公共和娱乐空间的计划被理性化了，因为“地价高得异乎寻常，似乎承认经济法则的影响比可能的还要大才是恰当的行为，另外也符合谨慎的要求和责任感”（引自马尔库塞[Marcuse]“网格”，298页）。尽管“纽约规划”在华盛顿广场以北的未开发土地上拓展到155街，但委员们发现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应付多个当前和未来股东相互冲突的需求。1870年，当网格向更北方延伸时，这种情况又再次出现。

很少有城市从一开始就是由一个孤立的个人或一个单一的群体来规划的，因此，彼得·马尔库塞的说法毋庸置疑。他说：“城市形态是一种遗迹。它由不同利益冲突所导致，并体现出产生那些冲突的妥协和让步。”（“网格”，289页）尽管如此，格兰特坚称“历史记录驳斥了马尔库塞的观点，即网格有一个‘民主’的方面，在这个方面，所有的部分都是平等和相似的。所以那些试图向居民展示权力重要性的城市最不可能采用网格规划”[294页；页码已更正]（221页）。相反，格兰特认为，“证据表明，历史上一些最专制的政权，都致力于垄断权力，已经使用网格把他们的标志建立在景观上”（221页）。

网格作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工具拥有很长的历史。就像芒福德在《世界城市史》中提到的：“事实上标准化网格规划是殖民者随身携带并随时使用的工具套件中的基本部分”（192页），通过建立空间区隔和各类封锁线，城市网格将空间纹理化并有助于对人口进行视觉监督和管理。在殖民城市里，古希腊“强行将网格应用于极不规则的地形上，因为数学和科学理性压倒了地形学”（格兰特，230页）。古罗马的占领者在帝国各处殖民地的城镇中使用“基于军营模型并反映其规训”的网格：“殖民地被征服的人常被迁到城镇中，既为控制也为同化……[而且]从非洲到英国都严格执行网格规划，这使罗马的全球性权威在物质上得到了显现。”（格兰特，231页）对屈服的人民进行监视、控制和同化，明显是有关新殖民城市的诸多现代主义议题之一，其中包括勒·柯布西耶未建造的阿尔及尔奥勃斯规划，其目的是“理顺”古老卡斯巴错综复杂、碎片一样的小巷。对于反抗法国殖民的人来说，这些小巷既是力量的源泉，也是避难所。10

随着现代性的到来，至少从18世纪开始，城市网格就成为了政权控制社会的官僚机构的一部分，用福柯的话说就是“规训社会”。与“细胞”“地点”和“分界”相联系的网格已经烙印在了都市景观中。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认为的那样，通过它“规训制造出同时具备建筑性、功能性和层级性的复杂空间”（148页）。就像绘制图表一样，都市空间的安排是“权力的技巧和知识的过程”（148页）。它始终是“一个将多层面组织起来的问题，一个为自己提供遮蔽和掌控工具的问题……一个将‘秩序’强加给都市空间的问题”（148页）。这一秩序本质上是累加的：它不仅支配物理空间，也支配概念空间和社会空间。就像规训本身，网格创造出福柯所谓“混杂空间：[它]是真实具体的，它[管控]建筑物、房间、家具的布置，也管控着思维。因为[它的确]图绘在对描述、评估和层级的安排中”（148页）。因此，它能够构成一个总体和总体化的权力知识体制。

正如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deCerteau）指出的，这种体制也包括净化和抑制、标准化和同质化、同步和同化的过程。他写道：“由乌托邦和城市话语建立的‘城市’，被三重运作的可能性所定义。”

1。它自身空间的生产（unespacepropre）:理性的组织必须压制所有可能危及它的物理、思维和政治污染。

2。用“无时”或“共时系统”来代替传统不确定的、顽固的抵抗；明确的科学策略……必须取代“机会”利用者的战术，这些人通过利用陷阱或失误，使历史的混浊在任何地方重现。

正如勒·柯布西耶所说，这个秩序井然的城市（我在第三章中更详细地研究它的规训功能）的协调梦想是对生活的一种幻想，“实现的是完美，而不是一些拙劣的东西。这是一种掌控，而不是一种失败的混乱。它是富饶（一种概念清晰的总体辉煌），而不是贫瘠（所有那些对我们伟大城市的现有苦难缺乏考虑的崇拜者把我们扔进了粪堆）”（《光明城市》，134页）。但这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们在真实地方所经历的生活。也不是像勒·柯布西耶和他的追随者们所设想的地方的真实生活。那些地方似乎刚一建成就必须改造（例如芝加哥臭名昭著的加布里尼-格林住宅项目）。尽管柯布西耶声称就像他设想的那样，存在一种极度秩序化或至少是极度的笛卡尔秩序化，但是，这种极度秩序似乎与城市生活相抵触。

城市空间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历史，也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力量和控制结构的转变。然而，当我们从“规训社会”转向“控制社会”时，旧的规训结构仍然存在，即使是在我们最新的空间：

网络空间的虚拟空间和城市。正如前面给出的网络空间的图像和描述所表明的那样，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城市设计所依赖的笛卡尔网格与网络空间网格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事实上，这些表征很可能被一概地视作不表示任何意义，就像勒·柯布西耶、奥斯卡·尼迈耶（Osiemeyer）的伟大现代主义“未来展示”和“明日之城”以及他们众多模仿者的设计一样。在《神经漫游者》赛博空间里，公司和政府数据之间的棋盘式网格空无一物，没有街道生活，就像柯布西耶的笛卡尔式城市里的巨大建筑分隔开的不愉快的绿色空隙，这不是偶然的，有如环绕近日城市政府和企业的缓冲地带一样。仿佛许多虚构和现实空间的建筑师都被同一种乌托邦想象所驱动，乌托邦想象在现实世界的许多化身中都失败了，如今却在虚拟现实的缥缈领域中寻求“实现”。

如前所述，《创：战记》里通过最新电脑特效制作的赛博空间，呈现为由相交网格、闪烁光线组成的悬浮黑色虚空。网格上排列着各种各样的几何结构，它们起着屏障、障碍物和陷阱的作用，中心是“主控”（以高级现代主义大厦的形式）。同样地，《神经漫游者》的赛博空间数据库的排列领域也是绝对笛卡尔的——几何的、抽象的、超越性的。纯粹信息的领域由“在无色虚空中展开的明亮的逻辑格子”构成（4页），形成一个“延伸至无限的透明3D棋盘”（52页），“光线排列在精神实体中”（51页）。在赛博空间的实际设计或实施规划中，笛卡尔（街道）网格同样无处不在。包括硅图公司（SiliGraphic）的三维融合信息景观原型（韦克斯布拉特，69页），迈克尔·本尼迪克特（Miedikt）的赛博城市（本尼迪克特，119—224页），苹果公司的E世界以及丹尼尔·怀斯（DanielWise）和斯坦·乔治（StanGee）的赛博空间呈现（本尼迪克特，石板书1—6页）。

这个新模型远不止网格的“电子化”或数码化，它就是而且可能将来也是多样的混合体。它整合早期规训模型（在从监狱到学校、医院、兵营、工厂和办公室等许多福柯曾描述的空间里，这些模型仍在持续运作），与之协同并使之加剧，但也被一些全新东西所补充（或者可能正处于被取代的过程中）。因此，托尼·斯科特（TonyScott）1998年的电影《全民公敌》中描绘的众多监视技术（卫星、中央监视系统等）最令人恐惧之处就是它们相互连接时将会多么有效。当众多网络连成一个，当它们由所谓“（电子）归档的暴政”相连接，对国家这样的强权力量来说，“数据”看似永恒的本质就是它似乎可以被无限次获取和操纵。现在，正如品钦的奥狄芭在《拍卖第49批》中所担心的那样，“塔无处不在”，而且基本上是隐形的（11页）。德勒兹说控制在我们文化中“持续且不受限制”，因为它的运动超越了规训社会及其机制。在福柯的模型中，权力网并不均衡，一些地方远比另一些地方更加牢固，而且还有盲点。人们总有一些地方可以逃脱权力的凝视，可以在这些地方躲避，可以在其中并从中发起反抗。然而，现在类似的区域似乎更少，而且总是局限于“网外”空间——一种第一世界人口几乎无法设想和维持的位置。

3。去一坐标，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

为抵消网络技术社会中新的控制性力量和“权力”结构，必须从这些网络内部以及其他概念和文化势力网内部发掘替代性战术和抵抗方式，而其实这些替代性战术和抵抗方式长期以来与网络共存。如前所述，在笛卡尔有关自然文化的思考面世之后，对其质疑就立即出现并贯穿其整个历史，尼采等人甚至以激进的形式加以批评。然而，这些质疑和批评充其量只存在于现代性和启蒙运动的边缘。它们的普遍影响和独特效果，用德里达的话来说，被延迟到——主要是后现代性中。然而，到了20世纪早期，笛卡尔的思维方式不仅引人质疑，而且它事实上被来自最令人意外之处——伟大笛卡尔主义堡垒内部的数学和科学围攻。19世纪数学界非欧几何的发现及许多其他的根本性进步、物理学中的热力学伴随复杂因果思维而崛起，达尔文进化论的引入都可以看作早期的麻烦信号。然而，以上这些至少看起来还为最终将被引入笛卡尔领域的希望留下了空间。20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对笛卡尔主义从物理方面进行强烈攻击。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1905年）以及更为激进的广义相对论（1916年）——一种非牛顿引力理论，它在数学方面基于黎曼空间。正如前面所讨论的，后者是由笛卡尔局部区间的潜在多样性以及局部网格来定义的，但不允许任何普遍性的总体坐标。前面也曾提到，爱因斯坦的思想还继承了莱布尼茨的系谱，从而成为更久远历史的一部分。在此期间，非笛卡尔主义思想与笛卡尔主义思想一起逐渐发展，并最终进入科学和文化前沿。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也有重要的宇宙学含义，从发现宇宙正在膨胀，到发现这种膨胀起源于大爆炸的灾难性奇点，到最近的宇宙学理论，其意义只会越来越明显。在当前语境中，最关键的是由黎曼和爱因斯坦定义的空间性的新形态，通过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平滑和纹理关系，获得了它们的后现代哲学性概念模型。

牛顿物理学在“小”或“极小”规模的原子和“大”或“极大”规模的宇宙层面上的崩溃对后现代知识和文化包括后现代空间性概念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在对后现代城市和虚拟空间如赛博空间的考量方面。现代数学和科学的其他领域也产生了类似根本的“后现代”发展，如哥德尔（Godel）的数学逻辑“不完备定理”（剥夺了我们证明数学本身逻辑一致性的能力）;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几个主要进展；当然还有计算机技术包括那些生产赛博空间的技术的出现。13就像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讨论的，数学和科学自身也是后现代知识文化的一部分，用他书的副标题来说，是后现代状况和后现代实践的一部分，有时科学甚至走在了哲学或文化前面。因此，如果我们想接受启蒙运动中的首要准则——即在人文领域工作时应如何遵循自然或数学的指引，那么现在看来似乎正是自然和数学使得我们远离了如笛卡尔主义等其他启蒙运动的准则。这种新的、有关我们文化空间包括都市空间的非笛卡尔式思维可以通过其他数学和物理空间概念来实现，尤其是那些黎曼-德勒兹式的概念，即由平滑和纹理的异质且相互作用的多样性所定义的空间概念。

人们也可以将这些本身多样且多重互动的平滑和纹理的后现代空间与利奥塔关于后现代异质性和多元叙事的观点联系起来，与“宏大”启蒙运动的元叙事相对。因为每一个纹理或网格都自带叙事性，反之亦然。还有像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351—423页）中所考虑的那种平滑空间叙事，比如“小叙事”或“游牧叙事”，与“宏大叙事”或“国家叙事”（它们始终与全球化、笛卡尔网格和欧几里德空间相联系）相对。这种叙事处于生成中，且处于多样化的生成中。就像德勒兹和瓜塔里曾引用并在第一章讨论的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海浪》:“在年龄、性别、元素和国度之间进行各式各样的生成转化”，在其中任何“个体………设计出一种多样性”，一种多重性的波状移动面，洋溢出网格（252页）。

在20世纪的文学艺术现代主义中同样可以看到这种诡异现代性的延伸，而且可以说更坚定地追求对笛卡尔现代性的批判而不是肯定。这种批判甚至波及柯布西耶以及相应构想和意识形态主导的现代主义建筑领域。一些柯布西耶本人的项目，他那些总是相互隔离的建筑（例如最著名的萨伏伊别墅或朗香教堂），标志着对其笛卡尔主义在实践中的解构。14与之类似却更激进的是，蒙德里安（Mondrian）绘画中对网格的解构以及网格的自我解构，有时却被当成对笛卡尔主义和网格的赞颂（比如在情境主义者那里）。然而我认为这种观点完全错误。15几乎所有蒙德里安的“格子”画都在对笛卡尔主义进行巧妙而彻底的解构。这一策略在他最后一幅画《百老汇的布吉伍吉》中尤其不可忽略（尽管有人已经忽略了）（1942—1943）。这幅画恰如其分地利用了纽约，而这里被勒·柯布西耶与他的笛卡尔式城市相对应。在以流畅笔法描绘纽约城时，这幅画作消解网格，以便揭示网格下那间断或平滑又间断的空间。虽然自相矛盾，但我们可以说这里有一种“平滑间断”的空间。因为这种爵士乐断奏般的节奏创造出一种无拘无束的动态，一种实际上也可在德勒兹和瓜塔里谈论克莱斯特的观点中找到的动态（《千高原》，356页）。

然而，值得探讨的是，恰恰是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反对笛卡尔现代性或笛卡尔现代主义的斗争最为激烈，也最为成功。这种文学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意义上的“非主流文学”（就像他们有关卡夫卡（Kafka）著作的副标题那样）。除去让卡夫卡在《千高原》中扮演核心角色，德勒兹和瓜塔里还致力于卡夫卡研究，在重要著作《卡夫卡：走向非主流文学》中，他们将卡夫卡作品描述为对资本主义国家机构游牧式和非主流抵抗的文学法则。利奥塔同样认为关键性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尤其是乔伊斯的作品，是后现代认识论及其叙事策略的文学法则：“在其创作和所指中，乔伊斯将无法表现的和可表现的那些东西变得可被感知。在不考虑整体统一性的情况下，运用已知的所有叙事乃至文体，并尝试新的技巧。”（《后现代状况》，80页）

更一般地来说，正如德勒兹和瓜塔里指出的，非主流或游牧的抵抗力量或许不可避免地由某种全球化或总体性协作的纹理和网格所界定，它一贯与笛卡尔式逻辑的主流或政权力量以及现代性文化并存，并的确与权力的支配性形式为伍。这两种类型力量84（非主流和主流的、游牧的和政权的）以及它们中产生的相应欲望机器，使用相同能量领域作为资源，德勒兹和瓜塔里将此定义为“无器官身体”（与福柯的“权力”有关却不相同的概念）。相同的能量存储库和相同的无器官身体被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延伸的历史所重塑。它们能够为后现代抵抗力量提供资源，以对抗各种武装力量和全球性的笛卡尔纹理。这些纹理是贯穿整个现代性且如今延伸到了后现代性中的国家机器（既是阿尔都塞又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意义上的）的目标。

在“控制社会的后记”中，德勒兹将抵抗性干扰、盗版、病毒等作为“黑客”的变种形式。的确，这种策略可能有时、至少暂时是有效的（例如索尼公司迫使digg。网站删除其公布的索尼版权保护软件的代码以后，这些代码在网上被许多个人发布并得到成千上万次转帖，甚至被写成歌词上传到YouTube）。在纳迪亚·埃尔法尼（NadiaElFani）2003年的电影《贝德温黑客》中，一名突尼斯黑客用一些消息打断法国的卫星电视传输。这些消息导致法国之前在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清晰可见，并强调它们“不是海市蜃楼”。16与此同时，贝德温提醒我们，“在第三个千年里，还有其他时代、其他地方、其他生命”，但这并不构成一个非常有效的批判。因为问题恰恰在于，对法国人来说，他们的前殖民臣属确实是“他者”，居住在“原始过去”的“另一个”时代，居住在那些除了作为恐怖主义的潜在输出源头之外似乎不会引起多大关注的地方。正如在德勒兹和瓜塔里更深层次的哲学反思中，那些平滑和纹理空间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所表明的那样，对于堡垒和扫描图景等控制力量和结构的有效抵抗，显然需要更复杂明智的战略和战术部署。网格是控制和抵抗两种经济的一部分，就像本书所言，它可能甚至必须被用于抵抗，但它也是从属性的和不足够的。我们所需要、所追求的秩序，具备开放式结局。为向现实和虚拟或交互性平滑城市（或其他）空间移动，我们或许需要从以跑酷方式创造一个平滑空间开始，也包括努力创造更多具备抵抗性且（作为此过程终极目标的）更高产的纹理和网格。

为创造这种平滑空间和新的开放结局秩序（往往相似，甚至不可避免地包含无序性），无疑需要对城市和赛博空间的想象进行大规模调整，它已经给予我们城市和赛博空间的网格以及它们之间的转换，但它还需要给予我们更多的东西。这项任务的难度部分来自都市空间（或赛博空间）的本质使后现代主义思想在科学、哲学、文学等领域更加明显。正如多琳·梅西（DoreenMas-sey）在她的《政治与时空》中所说：“空间”是由广泛的、错综纷繁又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性、相互间的纽结和断裂，以及从地方到全球性的各种规模的关系网创造的……[由]于这个事实，[空间]是社会关系的概念性产物，就其本质而言充满权力和象征，是一个关系到支配和服从，从属和协调的复杂网络（79—80页）。这样就很清楚并可以理解，“空间”也是都市想象的体现，而且空间结构或架构的任何转换都需要大规模运用这种想象的力量和能量。因此我希望以讨论这种想象来结束本章。都市想象在启发和塑造城市物质形态以及我们的城市经验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本书的一个主要话题——从早期文学中的预期，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和电影，再到视觉艺术和都市环境的多样互动，这种想象在文学、电影和艺术作品中得到发展。与本章物质城市和赛博城市之间的关系这一主要观点相应，我在这里关注的是科幻小说、电影（以及越来越多的广告）中对未来主义城市和赛博空间的描绘。

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描述不可避免地会引发这样的问题：这些描述是否应该被视为对未来的合理预测，或者它们是否被最恰当地理解为叙述性的象征，还是像大多数批评家所说的“为我们当下经验的图像”（费汀，300页）。从这方面来说，对赛博朋克的批判性接受，也就是我所主要关注的对科幻小说的批评，都严格遵循着一种已经确立的科幻小说阅读和批评范式，也就是不加掩饰地评论当代趋势。这些当代趋势是作者为追求作品效果而推断出来（并加以夸大）的。赛博朋克作家本身乐于强化这种观点。在赛博朋克作者布鲁斯·斯特林（Brug）为吉布森《燃烧的铬》所写的序言中说道：“故事生动地描画出现代社会的困境。吉布森带有夸张的鲜明预测揭示出社会变迁汪洋之下隐藏的冰山。现在这座冰山正以一种邪恶的威力贯串晚期20世纪表层，但它的比例是巨大且黑暗的。”（xi）吉布森本人也坚持认为，这就是他自己作品背后的动力所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它有关现在，”在1989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这样说，“这并不是有关未来的幻想。而是一种试图去接受世界在我内心激起的敬畏和恐惧感的方式。”（“高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