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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诗经的情感世界1（第2页）

孔子之后，孟子进一步对情感做了考察，并把恻隐之心视为仁之端。恻隐之心是一种内在的情感，仁则是普遍的价值原则。较之孔子，孟子将情感提到更高的层面。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作为人的一种同情感，构成了仁的出发点。进而言之，这种内在情感可以进一步体现于政治领域，所谓仁政，便以“不忍人之心”为基础，而“不忍人之心”也属内在的情感。由此，可见情感在儒学中的重要性。

情感背后体现的是内在的价值观念和终极关切，具体而言，其价值意义首先表现为对人的注重和关切。情感首先以人为指向。在《诗经》的各种表达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在男女的情爱中，所注重的是个体的人：情爱的对象总是一个一个的人；在社会人伦（伦理关系）中，注重的是他人；在政治领域中，突出的是群体。所有这一切方面，都不同程度地以人为关切的对象。这可以看作《诗经》中情感的价值内涵的具体体现。

情感的背后同时隐含着对人生意义的追寻：什么样的人生才具有意义？在情感的抒发中可以不断看到对以上问题的探寻。完美的人生要以良好的现实政治环境为前提，当所处的时代缺乏这种现实政治环境时，《诗经》中便往往会流露出忧患、愤懑之情。社会背景总是外在于个体，就个体本身而言，则既要在现实人生中站得住，又要在人生的终极意义上挺立起来，这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另外，在《诗经》的作者看来，对个人的幸福也不能持虚无主义的态度，对生不逢时的感慨、“不如无生”的沉重感悟，等等，都以否定的形式表达了对幸福的追求。对《诗经》的作者来说，既有超验层面的追求，又有现实的幸福内涵，这样的人生才具有意义。

《诗经》中情感世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情与理之间的交错，后者构成了《诗经》的感情抒发中的重要方面。在政治、伦理、宗教领域中，各种情感的表达都包含理性的内容。伦理情感包含对父母、对他人自觉的伦理关切和责任意识，这种意识体现的是一种伦理理性或实践理性。在政治愤懑中，一方面体现了正义的原则，即对当时政治正当性的责难，其前提就是对正义原则的肯定，后者同样包含着理性的内容；另一方面，其中又渗入了一种正义感，而正义感则具有情感的意味。情感层面的正义感和理性层面的正义原则交织在一起，体现了情和理的相互关联和沟通。在政治忧患中，理性的推论、判断与忧虑交织在一起：政治的昏暗导致社会混乱，这是一种推论，对这种现象的忧虑则又是一种情感的表达。这里也体现出情感和政治态度之间的联系。同样，对天的质疑既意味着情感认同和情感依归的弱化，又包含了对超验力量的怀疑，其中蕴含了一种理性的精神。

情和理之间的交错，对后来的儒家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无论是对情的重视，抑或是情和理的交错这种独特表现形式，在后来儒学的演进中都可以看到其印记。孔子在谈到《诗经》时，曾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45]“兴”，主要指情感的激扬，由此达到精神的提升；“观”，主要侧重对社会现象的冷静考察，《诗经》中涉及对当时多方面社会生活的写照，通过学诗，同时亦可了解不同的社会现象，前面的“兴”首先与情感相联系，相对于此，以把握和理解社会为内容的“观”包含更多理性的内容；“群”，既涉及不同个体之间情感的沟通，也关乎群体之间的关联，群体之间沟通的重要中介之一，便是情感，诗则构成了情感沟通的重要中介，正是基于这一事实，儒学对诗和乐都给予了特别的重视：二者都以情感的表达为其重要内容。这种情感的内涵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凝聚有重要作用，荀子曾从乐的角度指出了这一点：“乐合同，礼别异。”[46]礼的功能之一在于通过度量分界，把人区分开来，并规定其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乐的特点则在于超越政治上的等级界限而使不同的社会成员之间彼此在情感上相互沟通，从而达到社会的和亲和敬，将人沟通起来，使之彼此融合。就其包含情感内容而言，诗也具有类似乐的功能。

前面提到，孟子以恻隐之心为仁之端，其前提是把恻隐之心同时视为包含着伦理意识的情感：恻隐之心可以理解为一种伦理化的情感，这里也可以看到情与理之间的彼此交织。到了宋明时期，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提出“性其情”：“是故觉者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故曰性其情。”[47]这一观点最早是王弼提出来的，在谈到如何保证情之正时，王弼指出：“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48]程颐对此做了进一步的发挥。在理学的论域中，“性”所体现的是普遍天理，与之相应，“性其情”可以看作普遍天理在个体中的内化。相对于“情”，“性”更多地包含理性的内涵。程颐发挥王弼的观点，强调化“性”为“情”，意味着赋予情感以理性的内涵。这种看法一方面固然包含情感的理性化趋向，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情感和理性之间的沟通。

从思想的渊源看，儒家对情感的以上理解便可以追溯到早期《诗经》等经典。确实，在把情感的表达和理性的内容结合起来这一方面，《诗经》作为早期经典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构成了中国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理论源头之一。从孔子到朱熹、王夫之，都对《诗经》有独到的理解，并将其作为自身思想的重要资源。由此，也可以看到《诗经》在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1]本文系作者于2011年11月在“第二届海峡两岸国学论坛”上的发言记录。

[2]（明）王夫之：《诗广传》卷一，见《船山全书》第3册，325页，长沙，岳麓书社，1996。

[3]（宋）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

[4]《诗·周南·关雎》。

[5]《诗·郑·野有蔓草》。

[6]《论语·八佾》。

[7]《诗·召南·草虫》。

[8]《诗·召南·草虫》。

[9]《诗·鹿鸣之什·出车》。

[10]《诗·谷风之什·小明》。

[11]《诗·鸿雁之什·我行其野》。

[12]《诗·郑·褰裳》。

[13]《诗·谷风之什·蓼莪》。

[14]《诗·谷风之什·蓼莪》。

[15]《诗·文王之什·下武》《诗·生民之什·卷阿》。

[16]《诗·唐·杕杜》。

[17]《诗·节南山之什·小宛》。

[18]《诗·南有嘉鱼之什·彤弓》。

[19]《诗·郑·将仲子》《诗·郑·扬之水》《诗·唐·采苓》。

[20]《诗·节南山之什·正月》。

[21]《诗·节南山之什·小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