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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放逐的异见者（第1页）

五、被放逐的异见者

（一）出逃的狂人

章炳麟惊弓之鸟般的几次出逃始于戊戌后的政治清算，从第一次流亡开始，他的人生轨迹即拐入一条幽暗通道。尽管此前他对革命没有多大兴趣，一条反体制的政治道路却因此隐隐展开。比较起来，第一次逃亡时他身边同样支持改革的朋友们，虽有各种不满，日后却多成体制内精英：陈黻宸1909年当选为浙江省咨议局正议长，宋恕曾任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文案，孙诒让在立宪展开后任学部二等咨议官。毕竟，那个时代很多知识精英首先是体制内受益者，然后才是不满者。

从书斋走向革命，很大程度上可谓生活遭遇所致，被官方不断放逐的经历，促使章成为一名激进的政治抗争者。

虽与官员有所交往，辛亥前的章炳麟基本处于官场之外。此后他与官方最主要的关系似乎就是通缉与被通缉。1906年“苏报案”出狱东渡日本后，他总结说：“算来自戊戌年（1898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77]最后终因“苏报案”遭囹圄之灾，目睹年轻的革命者邹容死于狱中（后者因他投案）。如此经历，自然不同于他人。章炳麟最终选择了激进阵营作为自己的归属，成为官方最著名的反对者之一。《正仇满论》成为革命派批驳改良派的第一发重炮，1903年所撰《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改良之争的历史性文献。激烈甚至经常几近辱骂的言论，无疑使章炳麟很难回归体制。

在16岁童子试因病未能完成后，章炳麟不再参加科举。离开杭州的书斋，他发现自己与当权者总是难以契合。与张之洞短暂的办报合作迅速告吹，两次上书李鸿章没有得到回应，与孙中山合作不久即告反目。自《谢本师》一文，章炳麟的狂放举国皆惊。[78]在人生各个阶段，他几乎与各种强势人物发生矛盾。《时务报》时，麦孟华进入报馆之后，康门的其他骨干如徐勤、康广仁等也在1897年年初相继来到上海。他们热衷于宣传康有为的“三世说”“大同说”，甚至称康有为“教皇”，最后激怒了章炳麟，大骂康有为是“教匪”，康门弟子遂与之发生了肢体冲突。[79]此后参与《正学报》，章炳麟因对张之洞不满而在写下发刊词后离去。流亡台湾，章与《台湾日日新报》的主办者发生矛盾，不得不出走日本。

与同盟会主流派的一场著名冲突围绕《民报》停刊爆发。[80]此前，因对孙中山收取日本政府资助及用途的质疑，章炳麟一度将《民报》社内孙画像撕下，寄给香港同盟会成员。《民报》停刊后，汪精卫、胡汉民在未经章炳麟知晓后重新出版《民报》，后者随即以《民报》法定编辑人兼发行人的身份发表《伪〈民报〉检举状》，将内斗公开。从1909年11月同盟会主流派在香港等地发表的回应看，后者对章办报“表现”，早有不满。这份五点声明几乎全部围绕《民报》展开，焦点是指责章炳麟将报纸据为个人佛学爱好的阵地，而非革命宣传。[81]章炳麟的回应是，1910年2月重建光复会并任会长。辛亥革命后，他仍在不同场合公开指责主流革命派。

章氏一生，对主流或权贵人物的抗议、反动不断，不能不说拜赐于个性。章炳麟的著名外号是“章疯子”和“民国祢衡”，学识傲人，门下弟子阵容豪华。[82]国学家桀骜不驯的书卷气是他一生示人的主要气质。首次日本之行，面对日本警察厅的户口表格，章炳麟填写出生：私生子；年龄：万寿无疆；职业：圣人。结果差点被驱除出境。章自称有“神经病”，并非都是自嘲，16岁时不得不放弃科考与其先天的癫痫病有关。不过其本人却对“神经病”一说欣赏有加，曾在一次演说中大力赞美“神经病”作风，称“所以古来大有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83]。这种放浪形骸，隐约可见魏晋文人遗风，章对魏晋风格本多有推崇，接手《民报》后对魏晋玄学的评价逐步提高。鲁迅回忆说，自己“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84]。章炳麟一生笔名、别署不少充满这种气质，如章氏学、西狩、陆沉居士、戴角、独角等。

很多时候，狂狷无疑可为章赢得尊重，但在更多时候却显示其与世俗格格不入。萧公权评价章炳麟为最悲观的政治思想家，当有此察：“章氏之政治思想乃以深切沉痛而微妙之抗议也。”[85]然而当传统不可避免地向现代切换，章炳麟的狂狷已是古典士人的挽歌。“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浪潮并没为现代狂士预留多少地盘。现代知识分子和古代的‘士’不管品相上多么相近，还是存在根本的不同。因为20世纪是中国泛科学主义的时代，而科学天生能够止狂制狂。虽然科学家本身也需要狂者精神，但科学以外的‘一事能狂’者，在强势的科学面前未免自惭无形。”[86]

（二）“平等”与“自由”的古典渊源

章炳麟始终杂糅着“非儒”甚至反儒思想。[87]他试图提升诸子百家的地位，将儒学从神圣的地位回归为一种与王道统治疏离的一门学问。在《诸子学略说》《国故论衡》中，儒学仅被列为诸子学之一。

纵观其一生，“平等”是章氏重要思想之一。

由此不能不提被他视为一字千金的《齐物论释》，这篇写于1910年的著作，被认为“从存在的意义上选讲了儒学与朱子学、西学、佛学等重学的平等，冲击了儒学的独尊地位”[88]。从中可窥其平等自由观的古典渊源。那么庄子思想特别是《齐物论》，究竟能为他提供何种思想资源？

首先，平等观为庄学思想的一条重要脉络，正是在万物平等之下，所谓圣人礼法、制度和统治不仅可疑，且背天道。《庄子》彰显平等和对个体价值的强烈追求。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皆为无形之“道”的产物，物我难分畛域，而“以道观之，物无贵贱”[89]，“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90]。

章炳麟指认《逍遥游》与《齐物论》分别说的是自由与平等，但“非世俗所谓自在平等也”[91]，自由不是人与人之间“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的自由，而是“无待”，如此才能达到真自由。《齐物论》所谓平等，不仅是人和人平等，而是人与“禽兽草木”这样的物，甚至“是非之心”。[92]

章热衷于均田制这样有利于底层百姓的制度，批评“孔子最是胆小，虽要与贵族竞争，却不敢去联合平民，推翻贵族政体”[93]。在《革命道德说》一文中，他将社会分为十六等人，所欣赏的正是最底层的农人、工人和小商贩，而排在前十名的“则多不道德者”（军官、官员等）。章反对西方代议制和以财产数量限制选举权，担心这不利于“中人以下”阶层。因此尽管以他的精英自负，并非将人民视为积极主题，政治立场却已经明显下行。李泽厚称其“民粹派观点”，“具有中国传统的封建特征”[94]。这种具有古典色彩的“民粹”，与古典自由平等思想的汲取大有关系。

其次，从个人主义角度看庄子的“道”，并非简单否定“仁义”“是非”，而是认为自身之外根本没有一个价值标准。《齐物论》里，“人籁”代表人的思想。“它们表示肯定与否定，表示每个个人从他自己特殊的有限的观点所形成的意见。”[95]以历史背景看，这是一种对专制统治到来的担忧和反抗。“庄子之政治思想诚古今中外最彻底之个人主义，亦古今中外最极端之自由思想”[96]。

晚清中国，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并非西方原生理念。个人自由更多被置于群和国家的“自由”之下，强调由后者派生和保障，国家传统依然暗伏其内。而在章炳麟眼里，个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所生，非为国家所生，非互为他人而生。因此人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97]。他认为中国虽然专制，但存在实际的放任，有一种“散沙的自由”。这种自由观的提出固然是他对历史的洞察，也是其自我投射。章炳麟的个人主义因此在彼时显得十分特殊，一句“个体为真，团体为幻”[98]，无疑深刻而反常。

《明独》为章氏另一值得注意的文章，写于1894年的这篇早期作品是提倡个性解放的重要之作，中国家族、宗派、地域等关系对个人解放和独立性格的桎梏给予深刻批判，是该文突出价值所在。[99]

最后，《庄子》之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根源处的一股反专制源泉，还表现为对价值确定性的沦丧，是非、美丑、成亏、大小、有无、生死、梦觉，最后却是“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100]。庄学把“知”视为道的反动[101]，笔下充满怀疑、不确定性和认知危机。[102]

《庄子》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儒家为批判起点，即司马迁所谓“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特别是将目标对准“仁义”与“礼”，因儒家“要在仁义”[103]，而“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104]。《齐物论》明确称：“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105]

庄子所在宋国为殷民所聚，这种消极思想与“亡国移民愤世之心理相合”，可能来源于对周政的不合作。[106]“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的庄子，反对积极有为的后天培养与政治行动，因此虽然充满个人主义和自由思想，却难以发展为“革命民主之义”[107]。

长期流亡东京的章炳麟，革命“义理”无法避免受西方的影响，不过无论民族主义还是平等、民权、抗议精神，均从包括革命、“华夷之辨”以及《庄子》等传统中大量汲取，上述思想资源经常可以奇妙组合。[108]但正如陈鼓应所言，庄子的生活并不是出世的，而是介于避世与入世之间。[109]事实上，《庄子》一直可被看成儒家人文思想的逆向表达。[110]儒与道之间的根本差异，可能更在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后者“可称悲壮，此语流传千古，岂不因是”[111]。

因此，尽管道之行废在于“命也”[112]，“君子”需承认“知命”，但儒家更强调积极有为。章炳麟继承庄子的反抗气质，却是个积极的行动者。辛亥之前为革命而鼓吹的他虽多非儒，自身所实践的却是典型的入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