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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回忆与激发 辛亥之前的思想演进（第1页）

三、“回忆”与激发：辛亥之前的思想演进

（一）少年时代

所谓种族思想根植于少年时期，虽有章炳麟日后重构之意，不过确有重要渊源。浙江是清朝入关后内地抵抗运动最为持久和激烈的地区之一，日后著名的文字狱当事人多为浙江人，仅雍正一代就有汪景祺案、查嗣庭案等，为此厌恶浙人的雍正甚至单独设立了浙江“观风整俗使”一职（为其他诸省所无）。章炳麟家族的“深衣敛”传统[26]，具有明显的抗争色彩。

转向革命后的章炳麟，在各种场合和报刊中表达年少时读《东华录》和清军江南所施暴行书籍，对其“排满思想”影响巨大。此外，很早得外祖父“夷夏之说”的“启蒙”，认为明朝亡于清廷不如亡于李自成，章炳麟自称“余之革命思想伏根于此”，“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族心中，惟隐而不显耳”[27]，“觉得异种乱华，是我们心中第一恨事”[28]。

不过少年种族革命情结一说，更多的应是当事人回忆式重构。人们注意到章氏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的内容，从自定年谱到给报刊、友人的信函，每次回忆几乎都有新说法，年龄与教育内容也常有不同。

（二）《时务报》至戊戌政变：“以革政挽革命”

初入《时务报》的章炳麟，与康有为师徒虽在“尊孔”方面产生分歧，但均希望推进现政权的改革。这时的章炳麟，可谓人生的“平和期”。刚走出书斋的他没有太多过激政治诉求，作为一个新入道的改良派知识分子，也称不上多大影响。

《时务报》的诞生和章的人生转折都与甲午战败有关。章炳麟希望通过政府自救挽回民族危机，为此他加入强学会，后者由开明官员和维新士人组成。1897年进入《时务报》后，除了学术差异，章炳麟与梁启超这样典型维新派的立场并无本质区别。这时，“他在政治思想上还没有和改良主义分清界限”[29]。比之康梁全面政治改革的急切要求，章没有系统的政治诉求，此时他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统治者没有善待知识分子，如果能将这一点加以改善，国家可在政府主导下自强，而传统纲纪基础上的“兴学”和“教民”正是重要手段。因此当务之急是“以革政挽革命”。这些想法体现在《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中，那是他在《时务报》刊发的第二篇文章。

章离开《时务报》随后加盟《经世报》，依然提倡维新变法，作为总撰述的他在第一期《变法箴言》中，称“故议变法者，吾党之责也”[30]，俨然以维新派自居，只是远无康梁激进急切。当年他参与创办的另一份报纸《实学报》，甚至还时常有反对新政的内容，与其合作办报的王仁俊写过《改制辟谬》《民主驳议》等文，该报因此被张元济称为“最足以动守旧者之心”[31]。章与王仁俊存在明显分歧，并很快离开《实学报》，不过在《经世报》《实学报》阶段，他延续了稳健而略显保守的气息。

戊戌变法前后，“在其他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已经由要求发展新式生产力、采用西方经济制度，进而主张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的时候”，章炳麟所谓“革改”，不能不说“具体内容还是十分浅薄贫弱的”[32]。1898年年初，针对山东局势，他上书李鸿章，提出以割让威海卫给日本为代价，联合日本，钳制俄、德。此时他对政府抱有较大期待。

（三）戊戌政变至义和团运动

政府在国内外政治上的糟糕表现令章炳麟大为失望，对现政府的不满，刺激其心中“夷夏观念”，种族主义与“排满思想”日趋明显，行动上更加激进。不过此时的章炳麟，思想和行动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戊戌政变不久，政治风波迫使章炳麟远走。政变中的杀戮和自身经历无法不让他对清政府进一步疏远，但远在台湾的章炳麟与在日本的梁启超颇有相同之处：此时更多的是愤懑，而非革命。大概是共同的流亡遭遇，章与梁启超、康有为此时关系竟大为改善，他们之间书信往来，章赠诗康有为甚至称“老泪长门掬，深情故剑知”。1899年1月13日，章炳麟在《台湾日日新报》上刊发文章，对他与康、梁微妙关系给予公开评价，同时也是对他们重修旧好印象的一种回应，称自己与康有为“论学虽殊，而行宜政术自合”[33]。章还在梁启超的《清议报》上发表诗文多篇。其中包括著名的《客帝论》，后者随后被收入《訄书》，该书于1899年冬付梓，收录了1897年以来所撰（包括未发表）文章约50篇，这本著作日后的几次修改是章氏思想变迁的重要线索。

《客帝论》发表于1899年5月《清议报》第十五册，文章散发着汉族正统论调，不过却并不赞成“逐满之论”，在章看来，“满洲之主”如果可以退居为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主，发奋图强，可以成为所谓“客帝”，尊为“震旦之共主”（与“客帝”相对，中国名义上的虚君皇帝应是孔子后人）。这种制度安排可更加方便地推行维新变法。立场虽不尽相同，《客帝论》论调仍与保皇的康、梁有较大“交集”，特别在对待被寄予改革期待的光绪帝上，因此《客帝论》可视为对康有为“纪孔保皇”主张的一种正面回应。

1899年6月，章炳麟东渡日本，与孙中山相识后对革命思想多有共鸣，横滨与孙中山、陈少白一见，据说会谈“极为相得”[34]。但与此次会面的引见者梁启超相似，章炳麟尚未因此速转为革命者。

与康有为不同，此时章炳麟已有相当的“排满”倾向。即使是在“客帝”论中，他也要求清王朝皇帝承认过去的民族压迫，对光绪则称之为“爱新觉罗第十一”。台湾期间，章氏报刊言论不乏“排满”情绪。他与康有为等人的接近，主要因为戊戌政变后，章对流血和付出生命代价的维新派的支持，但民族主义方面明显不同，这为他与康、梁等人随后再次反目、走向对抗，埋下伏笔。

（四）1900年下半年至1911年：革命鼓吹者

晚清最后十年，章炳麟成为革命派重要代言者，虽与孙中山的主流革命派在政见上不无分歧，但被认为是最用力鼓吹推翻清政府的人士之一。

两篇重要文章可看到章炳麟的“革命观”在1900年下半年后塑成：1900年7月的《客帝匡谬》和1911年的《正仇满论》。《客帝匡谬》一文充满了改良向革命的转变味道，作者对此前《客帝》一文的“苟且之心”表示后悔，称“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故汽，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35]。发表在《国民报》上的《正仇满论》则主要批驳改良派，主要针对梁启超，是几年后《民报》《新民丛报》两大阵营笔战之前奏。

全面转向革命，除了1899年会见孙中山后的持续影响，还包括以下事件。首先是义和团运动后的国家危机。这是清王朝上层试图利用民众对外进行的一次排外尝试，结果不仅令中国背负深重灾难和巨额经济负担，也让这个看似庞大政权的腐朽彻底暴露。这是甲午战败后另一个刺激中国人心理的重大事件，让章炳麟在内的知识精英面临前所未有的危亡感。1900年7月上海发起“中国议会”（又称“国会”），章曾向革命派报纸《中国旬报》“来书”称：“联军进攻，将及国门。覆亡之兆，无待蓍蔡。”[36]这一点在《正仇满论》亦有体现，该文开始便指出，现在人们痛恨满洲，“思顺天以革命者”，并非简单的民族仇视，而是“今日之满人，则固制汉不足亡汉有余，载其砦窳，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37]，中国有沦为“欧美之奴隶”的危险。

自立军失败是另一个重要刺激。以改良派为班底的自立军，名为“勤王”，实质上唐才常有明显革命倾向。这次行动被认为是“在两湖地区酝酿革命的第一步尝试，也是革命形势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时刻”[38]。但一边起义、一边勤王被章炳麟指为“首鼠两端，自失名义”，他参加了自立军之前的聚会，对勤王名义不以为然，明确反对支持光绪。为此他当场断发割辫，脱去长衫，表示与政府势不两立。起义失败和唐才常遇害，令章炳麟不得不再次出逃。更重要的是，自立军失败源于张之洞的镇压，这让章炳麟对张之洞、李鸿章等汉族地方大员的“独立”期待完全破产。此前他提出“分镇”说，以补充“客帝”论，对汉族地方大员寄予厚望（《訄书》）。义和团运动中，章试图上书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希望广东独立，无果。如果说义和团让他对清王朝最高层特别是光绪帝的期待已**然无存，自立军遭到汉族大员的镇压则宣告了维新派从温和到激烈手段的全面失败，让通过清王朝内汉族地方势力更新政权的希望破灭，这是其坚定革命之路的重要动因，正如《正仇满论》一文所言：“革命故不得不行。”[39]

两年之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1903年）显示章炳麟革命思想趋于成熟，民族主义成为他的主要思想武器。章据此驳斥康有为对清政府的支持，不仅在厘清中国种族差异方面着墨颇多，还以李陵答苏武的“子为汉臣”之句警醒康有为。不过，这篇文章过多地渲染“满汉矛盾”，存在主观失实。

从1900年下半年到辛亥革命，章炳麟不仅已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更成为重要的宣传鼓吹旗手。他针对的是满族统治者，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族群，更无狭隘的民族报复心理。章为此强调自己的“排满”对象为皇族、官吏和军士。[40]革命爆发不久，他迅速成为“五族共和”的有力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