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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的热情 汪氏报刊生涯（第1页）

一、持续的热情：汪氏报刊生涯

（一）转折点：《时务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年，汪康年[1]心脏病发作，在袁世凯掌权复出后的那个夜晚去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他对袁氏的担心：“是人可为拿破仑，不能为华盛顿也。”[2]革命席卷中国之际，郁郁而终的汪氏已风光不再，此时一份外国报纸的盖棺定论，竟出人意料地客观得体。英文《上海日报》[3]刊发如下悼文：“昨见时事新报广告，知汪康年氏已作古。甚为中国报界惜之。君富于才识。……当时务报、昌言报、中外日报时代。君真可谓为报界之权威。……要之，汪氏之投身报界。以文学之光明与优美提倡新政，虽称之为中国现代先觉者，亦无不可。”[4]

这或许能让忙着跨入民国的精英阶层想起，一度被称为“一代报王”的汪康年。

出生于杭州没落官宦家庭的汪康年，家学传统深厚，系著名藏书家振绮堂汪宅后裔，其父汪曾本为咸丰举人，曾任广东候补知县，汪康年幼年随父在粤读书。19岁那年他改名康年，字穰卿。1882年，丧父的汪康年遭受人生第一次重大打击。作为长子，得到的遗产是一笔沉重的债务。1889年汪康年入京应优贡考试入选，并因此与翟鸿禨结下师生之谊，当年秋返回浙江乡试中举人，次年得邀请赴湖北张之洞幕府，任汉口自强书院编辑等职。随后的人生运气颇为不佳，“1892年汪入京应会试，中式。但因足疾骤发，不及应殿试，遽返湖北”[5]。直到1895年甲午战败，汪氏大受震动，奔走创议“中国公会”，同时萌生办报之想。1896年，汪康年开始了自己后半生的新闻生涯，始点正是著名的《时务报》，人生为之转折。

后世公认《时务报》创立、发展贡献最大者三人：汪康年、梁启超和黄遵宪。[6]但围绕三人和这份影响中国近代的重要报纸，日后却出现了轰动一时的公案，即《时务报》创办之争，核心矛盾是汪康年以创办者自居，而梁启超认为系众人集资，康梁弟子出力最多。《时务报》被改为官报，各界多不满康、梁来自北京的行政命令，颇同情民间身份的汪康年。但世事变迁，梁启超作为近代中国领袖人物，其思想的巨大影响，使“保守”的汪康年相形见绌，在后世的评议中日益处于下风。此外，由于张之洞原先捐给上海强学会所剩的七百两银子为《时务报》重要资金来源，而汪、张关系匪浅，因此汪被视为张的“傀儡”，被认为“秉承张之洞的旨意，实际上成为张在上海的代理人”[7]。《时务报》的冲突也由此被视为汪发动，张之洞幕后主使。[8]

《时务报》之所以陷入一场难有定论的争论，相当程度上源于该报的创办存在两条线索：强学会线索和汪康年线索，站在各自立场上，双方均有证据为己佐证。从强学会线索看，《时务报》无疑是强学会的后续。[9]日后梁启超在《创办时务报原委》一文中称：“查时务报初起，系用上海强学会余款。”[10]有学者认为，“时务报之创办，在精神上即为强学报之延续，在经济上亦有赖于强学会余款及诸会友之捐助”[11]。因此强学会主将康有为、梁启超，将《时务报》视为己出，维护报纸为自己政治诉求服务，发生摩擦、分裂亦在所不惜。

从汪康年的线索看，则有另一番历史景象。甲午战争爆发刺激其投身新闻业，重要原因正是对沪上报刊战争报道的不满。[12]1898年在《国闻报》所刊启事中，汪康年回忆此番办报构想[13]，“比至上海，与嘉应黄公度观察遵宪谈及创办报社事。意见相同”，“时新会梁卓如君（启超）方在京师。先生乃招之至馆，以撰述属之”[14]。

汪的最初设想，这份报纸将以“译报”为重点，这个思路与中国公会紧密相扣。汪康年系该会主要创办人之一，曾草拟章程。受中日战争刺激，汪康年认为“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治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言变法”[15]，在他草拟的章程草案中有创行译报设想，计划“附刊于译报之后，如款项稍充，则会报宜别行，专报会中事务”，即拟单独发行译报。中国公会最后因故流产，但办报倡议却得众人赞同：“当时公会未能仓猝成立。乃议先设报馆，以为声应气求集合同人之枢纽”[16]，于是汪康年次年赴上海参与创立时务报，那时《中外记闻》已遭停刊，梁启超的行李、书籍均遭没收，“一度穷困潦倒，流落北京寺庙，惶惶如丧家之犬”[17]。汪康年后来所称“时梁卓州孝廉方留滞京师，致书康年，有公如设报馆某常惟命是遵之语”。

1896年5月，梁启超应邀至沪，汪康年、梁启超等制定了五人联合署名的创办公启。[18]当年8月9日，《时务报》第一期刊出。客观地说，从资金来源上看，黄遵宪出力最大[19]，内容上梁启超影响最大，而在报纸草创阶段则以汪康年贡献较大。“时务报初创之时，参与筹议者固不止汪康年一人，然由筹款规划至发刊，则汪氏一人之力最大。而康梁等本人，初未直接参与，因之汪康年之以时务报创办人自任而不辞，固非毫无根据。”[20]“从创办报纸的全过程来看，汪康年实是五人中出力最多、贡献最大者。”[21]不过报纸显然系公共事业，汪的问题是以创办者自居却忽略其他创办人，一句“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无疑开罪梁启超等人。至于梁指责汪康年“私众人所捐之金为己产”[22]，则意气之语。《时务报》为一时之选，为官场和各界关注，以汪康年的稳健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其纳为私有。面对梁的指责，汪康年只发表了数百字的《书创办时务报源委记后》应对。[23]梁启超没有直接回应，直到戊戌政变后才“尝屡致书先生通殷勤修旧好”[24]。总的来说，汪康年在创办之争中目的主要是以创办者自居，以此对抗康有为阵营踢其出局的意图。

1896年8月，线装书本式的《时务报》在上海发刊[25]，汪康年任总理，梁启超为总撰述。言论和西文译报并重的结构体现了两位主持者的办报思想，其中《域外译报》后又分成西文、东文、法文译报，占全刊一半以上，满足了汪康年数年前的“译报”设想。梁启超为后人留下了一段著名评价，描述报纸地位：“时务报起，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数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26]，当非自矜。从发行数量和扩展速度看，该报影响力相当巨大：“诸君子创开报馆，曾未及岁，每期销至万四千册，可谓多矣。”[27]李提摩太[28]回忆录称：“报纸一开始就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从南到北的整个帝国激起了维新思潮的涟漪。”[29]

为生存计，或平衡各方观点，以及应对张之洞对《时务报》的不满，促使汪康年对报纸言论加以调整，这为梁启超出走埋下伏笔。[30]1897年3月，梁从广东回到上海，他与汪康年的矛盾开始浮现。在写给黄遵宪的信中，梁启超批评汪对一些问题处理不当，这是《时务报》康门同仁向他投诉的结果。原本就担心汪康年权力过大的黄遵宪乘机致函汪康年，提出设立报馆董事会，建议汪改任总董而辞去报馆总理，改由吴樵或龙泽厚担任。[31]汪对此愤怒不已，自此内部矛盾逐步公开化。不过黄遵宪此举却远非梁启超所愿，后者认为黄使事态复杂化，梁虽不太满意报社的一些举措，但并无迫使汪康年辞去总理之意，他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里抱怨黄遵宪的行动鲁莽不通人情，认为经理职务仍非汪康年不可。[32]

此后梁启超前往湖南，虽遥领主笔，心思明显游离。寄回的三篇文章名为《南学会序》《俄土战纪序》和《经世文编序》，不是专为报纸撰写。1897年11月，梁启超在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从《时务报》创刊至此，1年3个月的《时务报》主笔角色宣告结束。自第55期后，报纸再无梁启超文章。在此情况下，1898年2月16日，汪康年拟请郑孝胥[33]为《时务报》总主笔，将梁启超改为所谓“正主笔”，同时准备将“论说”内容（梁启超主导）改成“主选外来文字登之报首”[34]。

《时务报》的衰落虽源于几位创办者的“分崩离析”，但直接原因却是被改为官报。《时务报》突然被康有为奉命接收，汪康年不甘退去，予以反击，宣布将改办《昌言报》，事实上就是除了名称外基本不变。汪康年启事中一句“延请新会梁卓如孝廉为主笔”[35]，引发了报馆创立之争。然而历史关键时刻经常发生令人无法预料的变化，《时务报》的移交因戊戌政变爆发不了了之，康、梁出逃海外，“时务官报”则被慈禧下令裁撤。围绕报纸的这场内讧，并非洋务派、维新派路线之争，毋宁说“《时务报》馆的汪梁之争论，实际上康梁为首的维新派与张之洞和一部分接近张的开明人士之间的争论”[36]。在具体做法上，康、梁失之太急，对官方（光绪）又过于依赖，未能团结广东之外的更多精英，招致更多反对，这也是维新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时务报》改《昌言报》，这个报纸存在了10期，立场从观望和中立，演变为公开支持维新变法，不过内容质量无法恢复《时务报》水准。光绪被囚禁前《昌言报》较谨慎。第七期，章炳麟以化名发表《书汉以来革政之狱》，公开对改革牺牲者表示同情。由于时局艰险，总董梁鼎芬从第七期起在多家报馆刊登脱离该刊的启示，称已交餐霞主人（曾广铨）经理，而曾广铨随后在《昌言报》第七期也刊登启事表示脱离。此后《昌言报》立场明显转变。第九期章炳麟借《蒙古盛衰论》和《回教盛衰论》，讨论变法之道。报纸第九期、第十期译载《中法新汇报》所刊的《中国究竟能否变法答问》和法国《光报》所刊《中国必将变法论》。因此有评论说，《昌言报》第六期后公开支持维新变法，反对慈禧。[37]

《昌言报》停刊亦反映当时政治环境，慈禧亲政后对报馆的打击，令众多报刊停办。社会气氛较《时务报》时期大为改变。不过汪康年并非无所作为，努力支撑报纸维持较高水准。[38]

（二）创办《时务日报》与遥控《中外日报》

1896年，汪康年与梁启超讨论出版日报的愿望，梁表示赞同，称出版日报“一大快事也”，并对创办日报提出一些建议。[39]

创办《时务报》之初汪康年即力主办日报，要与王韬的《循环日报》“争短长”。《时务报》一纸风行，但旬刊出版周期不能满足需要，办日报的直接动因是受德国出兵占领胶州湾刺激。在《时务日报》创刊号上，汪康年对国家上下壅蔽、风气不开表示担心。[40]他认为每天出版的日报，社会干预能力更强：“处今之世，而欲使吾壅蔽顽固之俗，一变而洞彻，而愤厉，惟日报宜也。”[41]

1898年5月11日，《时务日报》在沪开办[42]，资金系汪康年与曾广铨等人集资。不久，合作者或退出或投身政界，汪氏兄弟成为报纸主要支柱，汪诒年实际主持，汪康年常处于遥控状态，中间经历了短期退出和回归风波，但“终以主持无人，遂仍引为己任云”[43]。创刊不久，《时务报》奉旨改为官报，发刊三月的《时务日报》为避免名称混淆，将报名在7月改为《中外日报》，这份报纸此后坚持出至1911年才告停刊，成为戊戌至立宪运动时期中国重要的言论机构。由于外埠新闻较多，《时务日报》带有明显的全国性报纸气质。值得关注的是该报一度引领近代报刊改革。此时上海已有《申报》《苏报》《沪报》《新闻报》等日报五家，汪康年主导改革报纸，以利后来居上。所谓“本馆料集同人，创建此举，一切体例章程，较他报为稍异”[44]。这次改革被载入《中国报学史》。[45]

《中外日报》销售表现总体不错，但中间随着更名和外部环境变化多有起伏：开始销数不到三千份，上海四明公所案发生后骤增至一万，八月政变后又降至数千份，直至庚子年北方义和团事变发生，销路又激增至万份以上。[46]因为人脉关系，据称该报还曾远销至欧洲。[47]

光绪三十四年，《中外日报》经济困难，上海道蔡乃煌予以资助，有人称这是中国报界受政界津贴之始，不过也有人认为蔡的赞助具有私人性质，因为结果是后者成为该报股东。《中外日报》随后的命运却由此改变：“蔡派其乡人沈仲赫至馆监督，编辑者咸感不便，纷纷他去，汪遂以报馆全部售于蔡”[48]，具体原因据悉是报刊言论开罪官方。[49]蔡乃煌接办后，经营者不得其人，言论立场亦闪烁不定，成一非官非民之报，销数一落千丈[50]，于辛亥年终停版。

《中外日报》可谓近代著名且颇有争议的一份报纸，评价向来褒贬不一。因经济拮据，外商和官员都曾入股，因此有批评者认为《中外日报》带有买办气息[51]，售卖股份则有损报格。此外，在1905年上海反美华工禁约事件中[52]，《中外日报》试图疏导对立双方，却致读者不满。上海工商学界同人“联合发表《不阅中外日报公启》，对该报实行抵制”[53]。

立场摇摆，一度成为该报“特色”，比如在对帝后态度上。[54]不过《中外日报》锐气颇足，戊戌政变后曾刊发《康有为到吴淞口》和《详志都城近事》（报道捉拿六君子情况）等文，均属突破禁区之举。刊载严复的政论文章和各地通讯，亦成为该报一大亮点。此后，《中外日报》以支持立宪著称，对专制集权多有微词，主张地方分权。

就业务和整体质量而言，《中外日报》堪称当时重要报纸，发行量在南方诸省一直占据前几位，编辑形式已接近后世报纸，被公认为近代典范报刊之一，所谓“俨然为上海各日报中之翘楚”[55]。在致汪康年信中，梁启超这位昔日关系复杂的同仁称赞说：“中外日报之婞直，实可叹服。前者清议论说，尚当退避三舍。”[56]不无溢美，却颇能说明此报风采。

（三）短命《京报》与奇特的《刍言报》

进京办报的意图，汪康年在《京报发刊辞》中表达了“假发言论之权”之志。[57]除了“通上下之意，平彼此之情理”，强调报刊言论“助”与“阻”的功能。[58]而能将这些功能发挥最大的地方，北京无疑得其地利。汪氏认为北京的地缘优势是易为官方注意，舆论效力最大，为外省报刊难以企及。[59]想和他一起合作办报的山东人朱淇[60]也持类似看法，后者的说法更加形象：“开官智。”[61]

等到重开新政，汪氏感到政治气象似有可作为，1907年，他终于“以中外日报事委托他人摄理。至是年乃复设京报馆于北京……”[62]，那一年汪康年已48岁。尽管办报资金部分来自政界人士，但只是私人身份赞助，这仍是一份民间报纸。

《京报》从发刊到停刊，南方的《中外日报》仍在发行，只是《京报》创刊后，汪康年把主要精力投入此报。可惜《京报》只有半年之寿，但这张报纸“对当时政局所发生之影响，实远超过其它各报之上”[63]。

《京报》拥护立宪新政，对官场多有批评，对权贵如庆亲王父子讥刺有加，因此以“言论超重督责政府，与上海新闻报相呼应，以故在北京报界颇负敢言之名”[64]。最后终因“言论”而遭关闭，原因有“泄密”或“杨翠喜案”之说。[65]当年7月17日，京城外城巡警总厅以一公文纸命令报社关闭，称“奉民政部谕，京报馆着于本月十八日起停止出版”[66]。

《京报》的停刊并非北京办报生涯的结束，汪康年的最后一站是奇特的《刍言报》。1910年11月2日，一个人的报纸《刍言报》面世，发刊、撰著、编辑、校对、发行由汪一人担任，不知来日不多的汪康年将该报目标描述为“匡救政府，警觉社会，料正舆论”。

每月出6期，每期8页[67]，“以评论及记载旧闻供人研究为主，不以登载新闻为职责”[68]，《刍言报》承载汪氏最后的言论抱负，此时他已放弃经营，报纸无资本和股东问题，[69]并且不刊登广告[70]，不过一年苦苦支撑后，汪康年于1911年11月14日因病故去，《刍言报》也就此停刊。

汪氏不无悲情色彩的报人生涯，就此画上句号。

《京报》《刍言报》历时颇短，却颇得口碑。严复称：“每《刍言报》出，读其议论，如渴得水，如痒得搔。果社会尚有一隙之明，得贤者苦口药言，略以挽颓波制狂吠，则异四万万皇人之福耳。”[71]报界名流林白水更是誉《刍言报》为“全国报界之明灯”“报界之卢孟”[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