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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1页）

五、余论

1862年10月4日，王韬从上海搭乘一艘英国邮轮“鲁纳”号逃离故乡。在日记中他悲伤地称自己的南下是“窜迹粤港，万非得已”[52]，来自江南的他对岭南“一身作客，四顾皆海”的日子并不满意，感叹自己在这里“山赭石顽，地狭民鄙，烈日炎风”，“无书少读，无人与言”[53]。之所以在此恋恋不去，不过是“隐身绝岛，稍远祸机”[54]。在这里，他虽得到一份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的工作，从事翻译工作，但开始时他甚感凄凉，对未来悲观无望，似乎余生只能聊自排遣。[55]

然而正是在这个远离内地的弹丸之地，王韬意外成为一名“历史性”报人，并为自己赢得了始料不及的社会地位，而那些同时代的众多科举成功者则多被淹没在滚滚历史红尘之中，无声无息。

王韬的报人之路充满了偶然、无奈与被迫，此时，报刊远没有成为一种独立势力，报人也没有被视为值得尊重的社会身份。无论在上海，还是在香港，参与其中的人都在不同程度地将办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且这个人群还限于与西方有所接触的口岸城市人群，栖身其中的传统士人对报刊及其传播特点、功能并无深刻了解。但与其他早期报人不同，王韬之所以可以通过办报获得更大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强烈的政治参与诉求，持续通过报刊发表政治见解与批评，他开创了国人创办新式报刊持续评论政治的路径，香港则为其提供了新闻自由的保障。

在早期知识人群里，王韬报刊意识较强，这当然部分归因于他对西方新式出版的接触和欧洲亲历。但是墨海书局的五个中国传统秀才，却并非皆有这种意识。一个重要解释可能是，其他几位在学科上有所专长，而王韬却属于典型的传统文人或者说“通用型”文人，只有言论和书写才是后者可以操控的传统“技能”。新式报刊符合这种能力的施展，若不是西方人将新的新闻纸导入，王韬这样的人士，未来之路大体可以勾勒：继续痛苦地在考场中挣扎，或成为私塾教师，或成为官员幕僚，或转为商人。毕竟律师、大学教师、工程师等专业角色此时尚没有兴起，只有“言论”之能的士人，很多人之所以进入报业，也是选择机会或自身能力所限。不过他们很快就体会到了这种“文化资本”的好处，尤其是王韬这样政治参与欲望强烈和具有怀疑主义性格的人，更加积极投入，富有热情，更适应成为一名媒体人士。

近代报刊由传教士舶入中国，迅速为国人模仿。从一般士人到甲午之后更接近权力中心的精英相继投身其中，塑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中介和传播系统。在模仿和自身实践中，早期报人对报刊的媒介权力和功能渐有体悟，开始意识到报刊可为表达和社会放大工具，以达成政治诉求和自身地位的提升。在此过程中，王韬是一位成功的早期闯入者，报刊对他来说虽仍主要是一个清议和建言载体，不过却成为新式报刊的受益者。

创办于香港的《循环日报》，被认为是中国本土政论报刊的开始。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报人言论常与官方改革目标一致。报刊被视为有效的政治改良工具，有利于改变上下不通的痼疾，从而襄助政府促成更大的合力。此后随着报人话语权力的自觉和依托舆论权威的建构，报人的独立批判角色才更加凸显。就早期而言，无论官方还是报人，并没有将报刊视为“反叛”力量的预期。

报刊这种民间“社会表达”之兴起，很大一点在于传统权威的衰落，对王韬这样远离权力中心的人来说可谓新的机会。转型为新式报人，王韬凭借报纸自重，如其所说：“日报一道，所系岂不重哉”，而报刊上的文字世界尽管包罗万象，无所不能。最重要的目标，在王韬眼里，仍是“稗在上者得所维持，在下者知所惩创”[56]。但无论如何，他拉开了将报刊作为政治参与手段的新时代。对新闻业历史而言，这将成为一种新传统或价值所在，那就是新闻纸成为不同意见呼吁与抗议的舞台。

[1]〔美〕孔飞力著，陈兼、陈之宏译：《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第17页。

[2]〔美〕柯文著，雷颐、罗检秋译：《在传统与近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第33页。

[3]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53页。

[4]《日报有裨于时政论》，《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5]王韬：《纪英国政治》，《弢园文录外编》，第156页。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也称法国“若一旦举事不当，大拂乎舆情，不洽于群论，则众人得而推择之，亦得而默险之。彼即欲不恤人言，亦必有所顾忌而不敢也。中国三代以上，其立法命意，未尝不如是，每读欧史至此，辄不禁睪然高望于黄农虞夏之世，而窃叹其去古犹未远也”。

[6]王韬：《变法自强》（下），《弢园文录外编》，第58页。

[7]王韬：《答强弱论》，《弢园文录外编》，第292页。

[8]王韬自况“一介儒生”，“何敢谬陈得失，虽有闻见所及，亦第授古证今，仅同警诗朦诵之例。若必感愤激昂，妄谈当局，仆虽不敏，亦当塞教于君子矣”。（《本馆日报略论》，《循环日报》月刊本，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9]王韬：《漫游随录》，《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第58页。

[10]此前英国教会不满早先马礼逊所译《圣经》，认为其中俚语较多，决定重印《圣经》。作为麦都思助译的王韬出力颇大。1850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这部《新约》被英国圣经公会采纳为海外标准本，被誉为《圣经》的“代表译本”。6年间印行11版，成为中国流行最广的《圣经》译本。

[11]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87页。

[1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1页。

[13]张灏对墨子刻观点的总结，参见张灏：《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页。

[14]王韬：《送西儒理雅各回国序》，《弢园文录外编》，第317页。

[15]《西国日报之盛》，《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16]方行、汤志钧整理：《王韬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204页。

[17]王韬自称办报是“若夫间阎细事，或得诸目睹，或得诸传闻，采而录之，亦足使阅者生惩动之思，而上下心情不至于隔阂，其亦不尽无裨也。区区微忱，如是而已”。（《日报有裨于时政论》，《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18]王韬本人也是他的母亲以“求子”仪式“所得”。

[19]卓南生：《早期香港传媒与国家民族意识》，《新闻研究资料》，1991年第3期。

[20]参见萧永宏：《〈循环日报〉之版面设置及其演变探微——附及近代早期港、沪华文报纸间的影响》，《新闻大学》，2011年第1期。

[21]王韬：《上潘伟如中丞》，《弢园尺牍》，中华书局，1959年，第206页。

[22]这种传统可总结为：“古代士儒超越自身利益而面对的公共事务集中在朝廷政治和地方政务，因此他们的政治表达途径与方式要么在宫廷之中面陈政见，要么在地方上疏建言、发布政教。”（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第12页）

[23]《本局布告》，《循环日报》，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24]王韬：《原道》，《弢园尺牍》，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