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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1页）

四、余论

传统中国的政治操作，乃是国家统治建立在对儒吏集团的控制上，对普通民众渗透能力有限。国家动员需更多地依赖士绅。知识精英，近代以来这一阶层与政权的疏离，令国家机器大大丧失动员能力。知识精英很多人转为包括报人在内的自由职业者，“他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颇为相似”[82]，立场发生了历史性转向。

新式报刊不仅令动员成本降低，也在传统政治权威衰落之际，在国家之外构建新的权威。基思贝克在讨论法国大革命前的“舆论”时，认为公众应理解为一种“想象性的权威”，与此相似，梁启超等人对“舆论”推崇备至，“将之作为理性和政治进步的化身”[83]。民主意义上的数量政治成为超越道德判断的新力量，这让社会运动的“造反”负罪感日趋消退，为日后中国新的政治动员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84]

虽然众多报人开始时更倾向改革，而非暴力革命，以避免摇摇欲坠的国家遭受更大的动**。但他们并不了解传播和报刊舆论的规律，“抗议”的大门由他们开启，却无法抵抗包括革命在内的更加激烈的话语冲击。非理性言论在意见竞争中获得更多响应，推动语言政治的“烈度”。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形成一个全社会不满、甚至反叛行为得到同情的舆论环境。到了辛亥前夕，中国社会对革命普遍持同情甚至支持态度，民众由不满、怨恨而期待“变天”。

政府权威危机是一种合法性危机、政治文化危机。传统臣民政治文化瓦解后，民众难以认可、服从被描述为“异族”的腐朽统治者。新的政治文化虽然没有塑成，但已萌生，推动者既有革命派，更多的则来自改革派知识精英。事实上，立宪派精英从支持清政府到疏离，进而最后倒向支持革命派，才是辛亥革命成功的要害所在。当然，余英时所说的“社会心理革命”，则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非短期报刊鼓吹所能完成，文字鼓吹、抗议只是表面上瓦解了旧政治，却没有完成更新。

[1]张之洞著，李忠兴评注：《劝学篇》，第85页。

[2]参见罗福惠：《辛亥时期的精英文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

[3]此外，《结社集会律》规定，“凡秘密结社一律禁止”，“各省会党，显于例禁，均属秘密结社，仍照刑律严行惩办”等。

[4]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0～144页。

[5]〔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第391页。

[6]《本馆告白》，《时务报》第8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547页。

[7]1907年10月17日，由梁启超、蒋智由、徐佛苏等人在日本成立，系清末立宪运动中的重要政治团体。

[8]张謇发起，主要人物包括杨廷栋、蒲殿俊、罗纶等人。1909年12月由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成立，以游说继续请愿，促进国会成立为目标。

[9]梯利将三种不同的空间概念加以区分，即泛空间（barespace）、情境空间（texturedspace）和地域（place）。

[10]“它们有着鲜明的，同时也是较为复杂的以意识形态和话语为主导的政治目标。这些政治目标一旦实现，将会部分地，甚至是根本性地改变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生产关系，以及人的价值观和认同感。”所谓变迁，指的是由现代化、人口变迁、自然灾害、大规模疫病流行、外来思潮入侵等原因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变化。这种变化对近代中国而言，变迁主要动力源来自外来冲击，已是历史事实。（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09页）

[11]〔美〕西德尼·塔罗著，吴庆宏译：《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60～62页。

[12]《民主革命论》，《余英时文集》第六卷，第302页。

[13]参见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约翰·波科克谈如何研究政治思想史》，《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波科克参考奥斯丁的语言哲学理论，认为言语行动的作用之一发生于他人的意识中。甲的话一旦为乙听见，便构成乙头脑中的“输入”，乙很难将之抹掉。此外，阿伦特也将“言谈”视为“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在言谈中人们阐释和展现了自己。

[14]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31页。

[15]该报做了详细报道，发文指出建储的实质是对光绪的无形废立变为有形废立，梁启超同时对经元善的举动给予高度评价。

[16]这次士民绅商的抗议活动事件也得益于近代电信技术的发展，“各地可以同时致电反对废立，迅速有效地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声势，显示了舆论的力量”。（吴敏超：《戊戌政变后的社会舆论》，《史学月刊》，2007年第6期）

[17]李细珠：《清末民间舆论与官府作为之互动关系——以张曾扬与秋瑾案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18]如粤汉铁路风潮中，《申报》有如下描述：“筑路势在必行，如有抗议即以阻挠论罪”等。（《粤汉铁路风潮始末情形述略》，《申报》，1906年7月13日）

[19]《国风报》，1910年第1卷第27期。

[20]例如对官方对国会请愿运动的弹压，宋教仁在《民立报》如此质问：“立宪国臣民非有请愿之一法乎？”（《希望立宪者其失望矣》，《民立报》，1911年7月9日，见《宋教仁集》，第254页）

[21]《西顾报》，第41号，转引自隗瀛涛等主编：《四川近代史》，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504页。

[22]《西顾报》，第41号，转引自隗瀛涛等主编：《四川近代史》，第504页。

[23]创刊于1911年6月26日，开始定位为日刊，后改为双日刊。

[24]《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号，1911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