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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晚清社会对激进话语的接受（第1页）

二、晚清社会对激进话语的接受

对舆论力量的认知与使用，法国大革命前的知识精英相当成功。[48]托克维尔援引当时一份公开的文件，描述了舆论对法国甚至国王的巨大影响。[49]法国大革命的西方第三代研究者如林菡特、傅勒和瑟威尔等从文化视角出发，强调法国革命是一个由话语和符号推动的历史事件，革命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符号和神话制造。瑟威尔称，法国革命本身就是一个话语过程。[50]

与之类似的“话语过程”，在1900年到辛亥革命前是否存在？答案是肯定的，虽然这一过程更加刻意和峻急。报刊精英掌握新的传播和互动方式，制造了大量“话语”。立宪派为开启民智，试图塑造适合立宪政治下的新国民，革命派则灌输包括种族革命在内的激烈思想，鼓动直接暴力行动。此消彼长中，激进者获得更大关注，革命话语渐为社会同情、接受，从边缘走向主流。1904年，敏感的梁启超对此就有所感觉，他不无忧虑地评价革命话语的势能：“近数年来之中国，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近数年来中国言论，复杂不可殚数，若革命论者，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51]

报刊言论竞争中，为何激进甚至革命话语得以“合理化”甚至被社会接受？报人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下几个因素不可不察。

首先，改革派的温和言论，事实上为激进话语做了初级动员。就思想启蒙的系统和深度看，从戊戌变法到立宪运动，改革派报人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影响最为深远，毕竟“只有立宪派的舆论据有合法的地位，四处流布，其措辞温和，其影响却深远”[52]。这种启蒙主观上虽不与革命话语一致，但对现政权的冲击却十分惊人。个人、民主、自由等现代政治观念的传播与普及，瓦解着传统政治权威和臣民文化，为各种反抗提供了思想资源，无论抗争较为温和，还是暴力取向。李泽厚称：“当革命派由于集中全力于政治斗争和武装起义，做炸弹，入新军、联合会党等，支配了大多数成员的精力和注意，相对忽视了思想启蒙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就反而由改良派特别是梁启超所自觉承担起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梁启超日后被称为革命党的“宣传部长”，并不为过。梁等人提倡新国家、新民，希望对中国进行的乃是根本改变，只是不提倡暴力而推进一种所谓不流血的社会革命，客观上与革命思想形成合力，在立宪派言论日趋激烈后这一点更加明显，直到最后倒向革命鼓吹。时人称：“至庚戌、辛亥年间，立宪之报纸，悉已一折而入于革命运动，此则清廷存亡绝续之大关键。”[53]

其次，社会矛盾和外部危机持续，难以消除，致使对抗政府的“反向话语”日益正当。革命报刊的宣传，起步落后于维新派，陈少白创办《中国日报》始于1900年，在留日学生的加入后始迅速扩大。按照冯自由较为宽泛的统计，同盟会成立之前（1905年）的革命报刊有44种，报纸20种，杂志24种。[54]此后的扩张与中国政治风云高度关联。1905年后，中国社会对“革命”的态度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此前“谈革命而色变”的情景不复存在。清廷内部开明官员端方在一份奏折称，煽动之言“一唱百和，如饮狂泉”，“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55]。虽不无夸张，却颇说明激进话语的风行。

直接的口号和激烈的文字获取了更大注意力，能收如此之效，除了政局和社会变迁促进民众心理上的变化，也在于建构舆论方面相当成功。激进报人更喜欢感性、情绪的鼓吹，而非理性冷静的分析。他们通过报刊指认自己为“民意”当然有自身媒介素养问题，但更有人为诉求，即为了政治动员而将主张指认、伪造成民意，甚至不惜造谣。有过办报经历的严复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把“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头脑中带来的偏见和误解的反响”，作为清朝倒台的原因之一。[56]此外，倾向和支持革命的报人更加注重对底层民众的传播，认为后者是革命重要资源，所谓“中国革命运动之力，不出于豪右之族”，“而出于细民”[57]。这种定位使内容简单直接，突出宣传煽动，而较少考虑报刊的公共属性。比较之下，立宪派报刊精英与现实政治紧密勾连，办报者不少为地方咨议局成员，言论自然相对平和、保守。

最后，报刊言论作为一种公开表达，消弭了激进话语的“反叛”色彩，推动其主流化，使之更易为公众接受。对此当时一篇文章有精彩描写：革命之说从前“持此议者，仅三数人而已”，而“仅自与其徒党议之于私室而”，后来则变为“公言不讳，并登诸报章，以期千人之共见。是则主革命者，必以其说为不可易矣”[58]。革命宣传通过报刊传播，引发社会心理变化。报刊发表使之进入公众视野，激进话语获得合法化假象。至辛亥前夕，中国社会甚至出现“革命崇拜”迹象。这种“革命崇拜”，“排斥一切渐进的改良立宪活动，对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害大利小”[59]。革命的到来，近距离参与或观察晚清瓦解过程的革命党人、改革派、保守派人士，均对报刊舆论在其中扮演的作用有深刻体认。黄兴称，“此次改革政体，虽五大族行动一致，实赖报界鼓吹之力”[60]，陶湘则谓“清之亡，实亡于报馆”[61]。恽毓鼎将报馆（所指主要是上海报馆）总结为清亡主要因素。进入民国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宣统之季，构乱之奸徒，煽乱之报馆，议和逊位之奸谋，皆聚于此。清室之亡，实亡于上海”[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