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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刊舆论背后的多数政治（第1页）

三、报刊舆论背后的“多数政治”

（一）清议与公论的过渡

近代中国政治生活与天意、天道等超越性源头逐渐疏远而日趋世俗化，更多地与世间民意发生关系，后者与天道合为一体的终极价值已大为削减，逐渐成为一种尘世化的民众表达和利益诉求。因此从天道到民意，“这是古代正当性与现代正当性的根本区别所在”[49]。

在此背景下，需要一种新的“社会表达”以及与传统道德生活分离的公共生活，报刊的出现既是对此历史潮流的反应，也为其推动。新兴报刊的介入，传统局限于士人群体的讨论主体开始下移，日趋市民化、大众化，以数量为判断标准的“众议”开始借助报刊舆论显示力量。在新的全国型[50]沟通媒介帮助下，看不到的“民意”得以依附新的载体。

报刊舆论首先呈现的是新旧混杂的过渡面貌，比如以所谓“庶人清议”出现，将清议泛化或者说非体制化，逐渐超越士人阶层而扩展至“庶人”。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将之称为“庶人之清议”[51]。《申报》则称“必集官绅而讨论，而庶民亦得参清议焉”[52]和“下采庶人之清议，韦成强国之规模”[53]。郑观应指出需要用“日报”这一新兴媒体加以替换清议，称民情民隐“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54]。这些都是承认或试图将清议的讨论从士人范围扩大到普通民众。此时的清议已非古典原意，更多的是报刊舆论开始时对传统的借用。毕竟在“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的传统中[55]，“庶人”作为政治评价的终极合法来源，原则上一直存在，只不过需处“天下无道”之际罢了，也就是顾炎武所谓“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56]。

结合普通民众的“庶人清议”，正是过渡时期报刊舆论的社会观感。人们注意到以儒家思想为归依的体制内清议向体制外舆论的这种转变，清议与舆论存在相互缠绕和此消彼长的关系[57]，它们经常并列使用或互相指认，如康有为就将报馆与清议直接联系：“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以观物价，琐之可以见土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58]一直到梁启超将报纸取名《清议报》，仍可清晰地看到这一转变中的新旧杂陈。

近代报刊舆论的兴起，西人主办的报刊特别是《申报》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作用。一批西方学者论述了《申报》开始构建一种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共舆论”[59]。对于这一点尚有争议[60]。不过，《申报》确实在清议向舆论的历史转变中示范颇多。《申报》等虽处于体制之外，开始时却也以清议来描述报刊舆论，有意无意之中，将报刊舆论指认为清议，称“宰臣之所操者，朝权也，而总主笔之所持者，清议也。清议之足以维持国是，泰西诸国皆奉以矜式”[61]。

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归因于早期报人的“媒介素养”。清议与西方新式报刊形象紧密结合，以暗示正当性和先进性。所谓“西国日报之设所关甚巨，主笔者得持清议论”[62]。这与早期的体制内改革势力相呼应，墨子刻注意到，改革动力的源头是清朝官员们“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精神。[63]易劳逸注意到19世纪80年代的清议对中国官方政治决策过程的影响。[64]兰金则认为，19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一种可称之为以民族政治觉醒为特征的公共舆论，这一公共舆论包括体制内官员的批评意见，也包括商业报纸上的议论。[65]上述所谓体制内舆论，虽仍是一种清议，但已向近代舆论转变。其中新旧杂陈的历史面貌，并非外来的公共领域理念所能简单解释。“儒家式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大夫反抗性的清议传统等。这些传统因素在清末公共领域最初的形成和合法性方面，扮演了重要的作用”[66]。

报馆言论与清议结合，是早期报人、读者的一种理解或想象，但却成为实际催生公众舆论的一个重要环节。据“清议”传统想象报章为“清议”之代表，报刊角色在此过程中却发生了重要转变。“从渐次由沟通上下、开启民智，发展出监督政府的功能，直至成为某种‘权力’的表达。”[67]报刊舆论不久游离为一种外在势力。与清议不同的是，“这些制度媒介，不论透过传统儒家‘公’的观念或是新的民族主义与民主自由观念，都是以理性的讨论来表达批判意识”[68]。

到晚清最后时期，社会各界一般倾向于把舆论寄托于两种事物：一为报馆，一为议会。后者是所谓“法定舆论之机关”。将议会视为舆论机关，也无疑将舆论与传统士绅的讨论联系起来，因为议会在很多人看来，不过是一种新颖的清议平台，较之过去只是转移了空间，从传统朝堂换到西式会场，不少人将议会视为舆论机关而非立法机关。由于国家议会迟迟未开，报馆则承担了舆论的希望。

值得注意的是，卢梭意义上的“公意”观念虽在晚清被引入，但并没有真正流行，倒是“公理”一词在甲午之后经常出现。古典的天意、天理首先转变为“公理”而后转变为五四后流行的“公意”，这种变迁路径，也可见清议到报刊舆论的演进。[69]

（二）新权威：“多数政治”

与近代报刊舆论不同，清议以道德评价而非以众人意见为评判归依。“公论之公，或清议之清，表现了对于道德是非意识的强调。”[70]。报刊舆论则必须以多数人作为力量来源，即使这种多数人群是想象或名义上的。

论及“多数”，不能不提“公论”。与清议相比，传统公论的词义在汉语中更为复杂，它实质上更多地指向个人之外的公共性。在宋代甚至一度被提升至国家治理的实践层面，这一时期冠以“公共”的政治和行政用语被广泛使用[71]，可惜这种精神并没有随着历史推进而展开，而在宋之后的明清政治生活中萎缩。把公论与舆论桥接，成为近代报刊舆论的另一个路径。公论观念被作为中介以“想象”西方报刊舆论和现代政制（就公论本身而言，除了论说和表达意义，传统上也有政治讨论与协商之意）。清政府1906年颁布的《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谕》一文，几乎将公论直接指认为舆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时处今日，唯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然而仔细审看不难发现，通过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个体”组成的“众人”填入其中，报刊舆论的“公论”与古典意义的“公论”相去甚远，而更多打上“多数决”政治上的民主色彩。

与清议相似，传统公论也有明显的道德诉求，“公论”虽然其字义为众人的议论，但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典型如东林党人以“公论”“公议”代表正道，超越包括天子在内的一切权威，或如明中期吕坤所言，“公论，非众口一词之谓也。满朝皆非而一人是，则公论在一人”[72]。如果说公论同时指向价值层面和公共政治生活，前者则得到更多彰显，因此很多时候清议与公论可以被同时使用或互相指代，而公共实践的展开，也难以脱离前者的道德评价；即使抛开道德评价，传统公论之“公”所涉的公共性，超越个人却仍扩展于士人范围内，士儒之外的民众难以进入。作为一种有效的传播与沟通手段，近代报刊突出功能正是上下沟通，将不可避免地启动精英之外的普通人群，后者加入后所形成的新公论，范围和边界大为拓展。虽包括精英之间的横向交流，更重要的却是转为“纵向”联合，这种报刊“公论”乃是建立在“多数民众”这一新权威之上。

此时舶来的西方政治理念植入各种传统“义理”，概念丰富而混乱，如清议、天理、公理和公意、公论等说法均在不同时期甚至同一时期、同一报刊交替出现，包括报人在内的很多人，对诸多概念的理解并不清晰，使用上十分随意。中外新旧观念在当时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夹杂。不过变化的主要脉络有两个：一是传统天意转换而来的天理、公理、公意、公论等，超越意义日淡，逐步与世俗社会勾连，转而“以人为中心”；二是此时“众”的概念已悄然置换其中，报人和报馆则自居为代表者，所谓“报馆则代表国民发公意以为公言者”。[73]

具有权利意识的个体崛起成为新的“义理”，这种“义理”的正当性与魅力随着政府的不断衰败而不断增强。晚清最后阶段，尤其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社会心理最大的变化，乃是政治秩序的合法性来源，从超越的天命变为世俗的人民意志”[74]。

权利作为西方政治中的核心概念，在中国的演变有一个从国家下落到个人的过程。[75]经过鸦片战争后数十年西方思想的不断激发，个体价值和权利的主张在中国已具启蒙基础。与中国传统中与数量政治相反的“贤人政治”不同，“现代政治由于欲维持其公平原则而不得不越来越以可计算的‘数量政治’来作为运作方式”[76]。在政治正当性的转型或重建过程中，个体权利观念作为“民主的正当性”核心，成为新的“权威”。

这一转变早至冯桂芬已隐约开始，他提出下层官员选举上层官员，将公论扩大到“千百人公论”，把提名地方官员的权利扩大至生员和乡村中的长者。冯氏在《校邠庐抗议》中试图将这一构想与古典政治理想对接，不过他根据众人选举“得举多少”的办法却是个非常值得关注的转折，因为“在中国政治统治体制中，再没有哪种做法会比平权计票和传统更为格格不入了”。毕竟中国传统承认人与人之间德行与教养上的差异，由此出现了中国政治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且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概念”，即“文人们对于公共生活的共同关切具有合法性”[77]。中国文人尽管在权力分配与政治地位上不平等，但在文化上却享有某种平等，这种共性支持了自魏源开始的扩大政治参与的构想，也为体制内政治精英所体察。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评价美国政治时称，“有偏私不公者，群议废之”，并赞叹“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78]。这和魏源笔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79]一样，皆通过西方政治描述“众人”政治正当性。更晚时候，严复提出立宪政治，也将核心视为众人治理：“近者吾国方议立宪，立宪非他，即是众治。众治则不得不用从众代表一制。”[80]具有平等色彩的众人范围不断下落、扩大，到了以后民族主义构建全国政治公共体时，政治参与者在名义上更是超越了文化身份上的平等，成为国民或公民共享，令更大的报刊政治动员成为可能。

甲午之后报刊舆论与普通民众的勾连，开始表述的方式往往是“民权”[81]。汪康年在《时务报》发表《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敏感的张之洞迅速发表《劝学篇》的《正权》篇予以驳斥，认为“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82]。这里所谓“愚民”和“乱民”，正是传统精英所轻视的普通民众。具有报人身份的何启、胡礼垣[83]则专门对张之洞予以反驳。他们大胆地将“国权”对接“民权”[84]，将舆论明确转换为数量意义上的众人意见，认为“民权者，以众得权之谓也”，“如以万人之乡而论，则五千人以上所从之议为有权，五千人以下所从之议为无权。以中国四万万人而论，则二万万以上所从之议为有权，二万万人以下所从之议为无权”[85]。显然，这和地位尊卑以及合道德性无关，而将人数多寡当作权利和正当性来源。[86]这样的舆论观大异传统，将数量政治意义上的“众意”“众议”提升至新的高度。进入20世纪，大众“权利”意识更加直白，正如《中国白话报》所言：“天下是我们百姓的天下，那些事情全是我们百姓的事情”[87]。如此一来，传统君权主导的寡头统治根基，遭到明确的挑战。因此“民权”一说，素为官方所厌。一份著名的官报《北洋官报》1903年用恶狠狠的语气说：“吾恶吾国之言民权者。”[88]而报人则将“民权”视为自身力量来源，大加推崇。梁启超称《清议报》：“一日倡民权，始终抱定此义，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89]

与“众”相似的概念“群”，此时也非士林之“群”，而由更加宽泛的群体构成，包括商人在内。民众的各种结合体被视为振兴国家的新力量。戊戌变法前，《变法通议》提出三种有益国家的“群”，即“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对新式群体的呼吁，实质是要求国家在各种层面引入民众力量，此时“群”的基础是“数量”赋权，正当性来自个体权利的自我确认。无论议会还是学会，内部游戏规则全面向“少数服从多数”转变。个体价值、权利的开掘与提升，“多数决政治”成为一个隐性原则被大量灌注于精英头脑中，梁启超称“真自由之国民”需要服从三点，其中之一就是“服从多数之决议”[90]。

近代知识精英认为上下沟通失效的主要责任不在下而在上。君民共治也好，以民权接济君权也罢，都需启动广泛的民众参与。报刊言论虽然零散，却真实可见，通过新的表达和沟通平台开掘“众意”，寻求“民意”，可谓对自上而下运转的传统政治的一种“反动”。由于政改停滞，选择这一新的民意汲取方式既不失稳妥，也不违传统政治文化，遂为官方认可或默许。与此同时，自西方人将近代新闻纸引入中国，报刊代表民众的新面貌被一再刻画，“新闻”“新闻纸”“舆情”等字样不仅反复出现，且强调了“合众人之意见”[91]。由于广载众议，新闻纸的发达与国家兴盛联系起来。《申报》称，如果朝廷“必待各处新闻纸言其尽善尽美而后为。至于行事制器，无不皆然”[92]。开办新式报馆“自下而上”推进政治改良的努力，至戊戌变法已成为新政内容之一。

在以西方思想为主导的近代启蒙之中，中国的传统“公共”理念发生了危机和嬗变，世俗主义的围绕人类为绝对主体的公共肉身逐渐取代了天理天道，“现代公共意识逐渐形成以多数民众构成的公共主体为统治合法性与政体价值的衡准。换言之，民主主义填充了现代公共意识的内核”[93]。此时报刊所言“公论”，以公共肉身（个人或群体）的多少为归依，这区别于传统公论，也是向中国近代公共领域转变之中的一个特征。[94]这种变化借助了报刊，报人在其中地位日重，后者对数量政治更加敏感，毕竟舆论建构依赖那些看得到和看不到的“众人”，这是报人构造自身权力的必然路径。

（三）公众的想象与“培养”

古典政治中体现天意的民意，“转化为个别意志之和的众意”[95]。在此过程中，报刊自居为“多数民众”的代表，虽然这在很多时候只是报人有意无意的一种想象。

不过，如何“指认”多数，仍是个问题，这正是报人自恃优势所在，他们试图通过报刊让“众议”出场，令古典政治中缺乏渠道的各种政见发声，以此寻求多数人“公意”。在民主和报刊传媒不发达的历史时期，指认报刊舆论为“多数意见”非常普遍，且易为社会认可。很多个人、群体意见经过报刊传播，得以主流化并取得表面优势地位。报刊和印刷品所形成的网络和对话关系，促使“原先对事情的零星反应可能透过报刊而形成了集体舆论”[96]。

现代意义上的“公众”与现代报刊互相作用。从世界范围看，公众舆论拥有力量是在政治平等和个人主义崛起以及报刊这样的载体兴起之后。塔尔德认为，“如果没有必要的技术条件和传播手段把公众成员凝结在一起，公众就不可能存在。为此目的而必需的最基本的手段就是报纸”[97]。公众[98]区别于群众、群集的重要方面在于分享一些基本信念，否则难以产生公共舆论。大规模的大众传播方式无疑在扩散、分享信念方面获得历史性突破，因此“新闻业的真正来临，也就是真正公众的来临。全国性的报刊和连续的社会互动都会使基本的符号和信念在全社会弥散”[99]。当然，现代新闻业与真正的公众舆论之间关系复杂，但若缺少前者，现代意义上的“公众”几乎无法凝结。

那些看不到的“想象中”的读者及其意见，成为报刊凭借的力量所在。中国近代“公众”的产生并非一个自然过程，而是带有更多的动员和建构色彩。此时，“中国政党和政党政治形成之际，群众社会尚没有形成”，与欧洲资本主义时代比较，中国“群众不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自然结集起来的，而是由知识人群组织的政党动员、组织而结集起来的”[100]。因此，晚清舆论更带有人造色彩。按照西瑟的划分，存在两种公共舆论：“或是由向公众灌输其思想的知识分子形成的舆论；或是由人民的利益和感情形成”[101]。阿尔蒙德在分析美国的舆论时指出，公众舆论并非只有一种而是三种，其中一种为政策和舆论精英，包括高级记者，他们的意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通常把自己打扮成一般工种的代表，把自己的意见说成是陪同公众的意见”[102]。哈贝马斯援引比希尔的话，描述了早期编辑在舆论中的角色：“报纸从纯粹发布消息的机制变为公共舆论的载体和主导”，“这就引起报纸行业内部组织的变化，在收集新闻和发布新闻之间又有了一个新的环节，这就是编辑”[103]。萨托利也注意到精英自上而下煽动，引导舆论的形成。[104]

以思想指导民众，长期作为一种正面传统呈现，而非“欺骗”或傲慢的形象。如果说，古典舆论在古代社会就是知识分子的主张[105]，从孟子、荀子一直到康有为，丰富的儒家文献中呈现出丰富的“人为构成说”，相信世界的秩序（社会、政治和道德）由英明君主和古圣先贤有意创造而来[106]，而很少有社会自发秩序的明确概念，因此构建舆论以促进政治改革和开启明智，对报人来说，自有长久的传统。

“原始公众”（primarypublic）的传播来自媒介“鼓励和刺激讨论，将原始的公众与其他讨论联系起来”[107]，而大众社会占支配地位的传播方式是正式媒介。晚清虽经历巨大变迁，但中国社会特别是广大的乡村世界里，传统结构，却并没有瓦解，人们还没有成为互相隔离而孤立的个体。此时媒体所面对的是部分集结于报刊周围的城市公众，而非一般社会大众。报刊经常和其他公共讨论方式如演说等相结合，这是晚清公共领域发育过程中的一个特征。原始意义上的公众（primarypublic）尚需要激发。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时的媒体“公众”，是被报刊培养或构造出来的。

在长久的历史中，中国知识精英在国家之外没有生成抗衡的支点，社团和报刊的出现令这一局面得到突破，虽然它们开始时面向精英团体，不过很快将一般民众卷入进来。白话文体和阅报活动，使得报刊读者的范围大为扩展。

晚清中国是否已形成新的“公共空间”，尚有争议。但新兴报刊确实构成了一个“舆论空间”。报人通过“舆论空间”形成了一个有限的“公共舆论”，后者多为自上而下的鼓吹，它不同于后来林语堂所批评的民国时代的低俗商业媒体文化，而更带有明显的启蒙、思辨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