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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共讨论与批评申报的示范（第1页）

三、公共讨论与批评——《申报》的示范

从《六合丛谈》开始，关涉时局和变法的讨论已在西人主办的报刊出现。1870年，《万国公报》的前身《教会新报》连续发表了赫德的《局外旁观》、威妥玛的《新议论略》，均讨论了中国变法问题。[68]《万国公报》更是成为公认的维新改革启蒙报刊。对于出版更多非宗教内容的趋势，即使从宗教本身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即李提摩太所言：“政治与真正的宗教就是无法分开的。”[69]他反对用神圣和世俗的区别划分上帝创下的人类事务，担任天津《时报》主笔时他一年内写了两百多篇社论，很多涉及时政，后来部分编辑成《时事新论》一书于1895年通过上海广学会出版。

不过，就讨论的公共性、日常性以及影响而言，报刊舆论力量和批评监督角色的呈现主要来自《申报》，正是这份报纸让中国人初步意识到包括官方决策在内的一切问题，皆可以用公开的方式进行社会讨论，而非昔日传统政治下的单向下达或命令。

《申报》的公共舆论能力，首先奠定在内容的广泛性和读者的大众化之上，这让它拥有了史无前例的读者群和介入日常公众生活的能力。《申报》有意识地将自己与传统中国旧报刊区别，强调自己的“新”，重要体现就是内容的宽泛和民间化。在回顾自身历史的一篇文章中，该报描述说，“中国昔年只有邸抄（邸报），并无报纸”，“只涉朝政，不涉细事（民间的事情）”[70]。正是这些民间细事，让《申报》迅速拥有大众读者群，令报纸出版后在市民中反应热烈。此前的《上海新报》（1861年）、《六合丛谈》（1857年）等诞生虽早，但范围却限于少数知识精英。《申报》则从1872年创刊时的销量600份，迅速猛增到3年后的6000份（日销），数年后的1877年达近万份。[71]此外，该报于1876年创办白话文《民报》副刊，以半个铜板的低廉价格使读者人群抵达底层工匠和手工业者，因此说这张报纸走进上海周边的千家万户并不夸张。该报1887年刊发了一篇自信的宣传文章《论本报之销路》，描述了自己如何为大众喜爱。文章称：“余尝闻之售报人言，皆谓阅报之人市肆最多”，而诸店调查为何喜欢阅读《申报》的答案是，“《申报》文理不求高深，担欲浅显，令个人一阅而即知之。购一《申报》，全店传观，多则数十人，少则十数人，能识字即能阅读。既可多知事务，又可学演文墨”[72]。

与此同时，《申报》将报道范围拓展至国家政治层面，从一开始即宣称“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73]。值得注意的是，1879年后所谓“清流”崛起于中国官场，无意中给了《申报》更多机会，后者得以设置和引发众多热门“议政”话题，并因此“形成体制内言路和体制外言路的交汇，使大批学士、大夫关注《申报》并成为其读者群”[74]。到了1890年前后，很多上海士绅已养成了按日买阅《申报》的习惯。从国家大事、世界时局到天气、物价，《申报》全面“培养”读者对自己的依赖，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传媒效果。

虽说自创刊起，《申报》也对旧式文人骚客的“竹枝词”大力刊发，成为其寓教于乐的一个内容，不过这显然并非报纸全貌，而只是内容“产品”之一。作为一个综合报纸，该报从内容至广告，以花样众多、涉及广泛著称。但成功核心在于大规模的新闻报道和全面介入社会生活的报刊讨论，讨论围绕公众关心的话题展开，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种方针从创刊伊始即有明确意识，而非偶然行为。《申报》创刊首月，就有如下言论：《拟易大桥为公桥议》《拟建水池议》《团练议》《治河议》《拟请禁女堂倌议》等。[75]很明显，上述言论不仅涉及社会热点话题，且很多讨论无法避免地将矛头指向当局。事实上这已试图将幕后的官方政治决策引向公开化。此外，《申报》一批引人关注的报道有力地挑战了旧有政治制度（司法），官员们不久就发现，他们已无法忽视这个报纸的报道和观点。在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事件中，“已透露出申报等大媒体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如何挑战官府的判决，而官方的权威，官方的意识形态等，也都广泛地受到这一类公共舆论的新挑战”[76]。在此过程中，报馆、报人已在悄然建构着自身的“势力”。可以说，《申报》通过日常新闻的报道和言论，打开了真正的中国报刊讨论空间与习惯。

对民众而言，《申报》所形成的“体制外言路”，其中的大胆报道和议论，带有一种权利暗示：包括官方政治在内，一切皆可以讨论、参与甚至反对，渠道就是新式印刷媒体。由于报刊讨论发生于传统控制力之外，并且以代表民众的面貌出现，官方很多时候也不得不加以回应。《申报》批评产生的效果不久即已显露，如针对工部局建造公家花园只向外侨开放而禁止华人入园，当1885年11月8名知名华商致函工部局要求解除这一禁令时，《申报》特别刊发了专论予以支持，批评工部局此举“与公家两字最有矛盾”，质问公园的创立和日常管理、修葺等经费“皆出自西人乎？抑出自华人乎？”[77]在报刊舆论和华商的共同压力下，工部局终于让步，在1886年5月解除禁令，对华人开放。

与《循环日报》等其他早期报刊不同，《申报》的讨论和批评，最大的力量在于其“日常性”和聚合了巨大的读者群。显然，那些看似琐碎的日常新闻报道无不带有报人的“选择”和价值评价，所展开讨论的题材和结论事实上为社会设置了议题。这当然首先是一种商业上的成功，但不能不说同时是一种自身势力构建意义上的成功。《申报》开启的这种现代媒体功能，远非古代“报刊”所能承载，对中国报刊从旧入新时的功能、角色再造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近代报刊舆论崛起过程中，可以说《申报》扮演了重要的示范或“暗示”之用。对于该报是否构建了早期的公共空间虽然尚有争议，但《申报》上的讨论，催生了报刊作为公共批评的“新”角色，报刊由此也日益多了一种“权力”的面貌，则是事实。而这一切发生于体制之外，对中国传统政治而言可谓史无前例，对民众而言这是他们所陌生的一种力量，不过从此之后，读者头脑世界中的“大事”和判断，日益与报刊发生关系。

报刊讨论空间的生成，带有很大的自发性和偶然性，由于《万国公报》《申报》等皆发育于中国官方控制力不及的租界，且为西方人主办，因此讨论的展开是在官方无意识或控制范围之外，凭借舆论自身的传播规律和上海市民阶层的崛起，这一讨论得以迅速成长，渐入主流生活，显示其在新型都市生活中的强大社会需求。值得注意的是，《申报》的成功在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阶层对它在文化上的接受，而非单独依赖治外法权，官员们并非对这份报纸普遍怀有敌意。[78]这份报纸毕竟在中国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版面和文字迎合了中国人的胃口，并自谓为“华人之耳目”[79]。通过分析《申报》撰述的文章，有研究者认为对早期报人“借报端以发抒抑郁”，对“国计民生，漠不关心”的叙述失实。“如果把梁启超的办报时间作为界线，来论定报纸的优劣和报人品质的好坏，显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80]此时《申报》一批具有秀才身份的报人，虽没有日后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力，但也并非想象中那么落魄潦倒。他们和王韬一起，事实上已经在19世纪70年代开启了中国报刊的体制外批评。与后期的革命派激进报人相比，《申报》的言论显得稳重甚至偏保守，这也是该报讨论和批评得以常态化进行的一个原因。

《申报》上的批判和讨论，为中国公众展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妙世界：可以目睹不同意见的生成和博弈，那似乎是一个一切皆可讨论的纸上世界，是罗伯特·达尔所说的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被卷入政治体系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意味着对国家政治论证、判断的形式本身，开始了重大改变。在此过程中，报人通过手中之笔拥有了一种传统政治体系之外的舆论力量。中国报刊政治讨论的正当性、合法性，以这种日常出版的方式悄然启动，可谓波澜不惊，却收惊心动魄之效。此后王韬创办的《循环日报》，常在“中外新闻”栏内较固定地刊发“论说”，并大体维持每天一篇的做法，就是积极借鉴和效法作为“上海版”模式重要代表的《申报》的结果。[81]

就扩散范围而言，近代上海报刊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全国化视野与影响，这种全国意识并非始于甲午之后的《时务报》。《申报》地处华洋杂处、信息发达、人员流动的上海，1887年已在北京、天津、南京、武昌、广州、重庆、香港、济南、长沙等全国32个地区驻有“访员”，主要读者不仅包括上海，也分布于江、浙等中国知识精英集中的地区，其示范和影响力绝非仅限于上海。上海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报刊舆论，到戊戌变法时期更是如此。《时务报》所附英文标题：Theeseprogress，显示了它的雄心绝不在上海本地。“《时务报》及其他维新报刊宣传的成功，塑造了上海作为全国政治宣传中心的形象。”[82]此后无论数量、质量还是影响力，上海都是中国最重要的舆论策源地，印刷业也成为上海最早一批产业工人的来源地。这一切的发生，《申报》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