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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伪号行用与正朔认同关系辨考（第1页）

一、伪号行用与正朔认同关系辨考

在既往研究中，除了借助卷入叛乱重要人物的墓志考订史实之外，对行用安史年号墓志的文本进行分析，发掘行文中的微言隐曲，也是学者关注的方向。柯昌泗早已论及此点：“祥符常茂徕旧藏段公夫人常氏志文，冠以大燕，不著年号，但书月日卒葬而已。石出北京，时正为安氏所据，不得不书为燕，而不肯用其正朔也。”[5]冻国栋在排比了当时已知所有碑志后，以陈牟少及妻李氏墓志、长孙君妻杜氏阴堂文、刘君妻邓氏墓志等为例，指出行用安史年号的墓志行文中仍保留了如“皇朝”“皇”，志题中不署“燕”或“大燕”，显示出当时人虽处于安史治下，仍不忘于唐的矛盾心态。[6]这一从细绎墓志文本的“隐微书写”角度切入，探究安史乱中吏民心态的研究进路，颇具启发性，但随着所见资料的增广及对文本的进一步细读，这一结论恐怕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

先行研究所抉出的问题实际有二，志盖、志题中对燕国号的书写，志文中对安史年号的行用，学者们倾向于认为不书国号或年号的墓志，或具深意。以下首先重新检视之前学者分析过的几个案例，辨析其结论的可靠性。柯昌泗所举段喜妻常氏墓志，志题作“大燕赠右赞善大夫段公夫人河内郡君常氏墓志铭并序”，志文中虽未提及安史年号，但明确指出段喜之子在安史叛军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厥有令胤，扬名立身，茂功高于一时，圣恩沾于百辟，父以子贵，自古有之。”因此，虽然段喜早在开元十九年（731）便谢世，生前亦未有仕宦经历，但在燕政权建立后，仍被追赠为右赞善大夫。可知段喜一家不但未尝心怀唐室，事实上与安史政权关系紧密，志文保留开元年号，未书圣武年号，只是墓志书写的习惯，并无深意。在冻国栋所举的各种表述中，志题中是否书“燕”或“大燕”，实有一定规律可循，若志主卒于天宝末及之前，仅在安史治下安葬、合祔或迁葬，志题常不署燕国号，仍以“唐”起首。除了冻国栋指出的陈牟少及妻李氏墓志题“唐故左威卫左中候内闲厩长上上骑都尉陈府君墓志”外，新见之例甚多，如王宾及妻阮氏墓志题“故唐陪戎副将太原王府君夫人陈留阮氏墓志铭并序”、唐恕墓志题“唐故许州扶沟县丞唐府君墓志铭”、张义琛及妻孙氏墓志题“唐故楚州司马吴郡张公墓志铭并序”、李琎墓志题“唐故余姚郡司户李府君墓志铭并序”，皆属于这种情况。若放宽视野，检核卒于隋、葬于唐或卒于唐、葬于五代的墓志，便不难注意到志题署“唐”不过是遵循墓志书写的格套，而非另存微言大义。如武德八年（625）葬的宇文述墓志题“隋故司徒公尚书令恭公宇文公墓志铭”，显庆三年（658）与妻费氏合葬的柳雄亮墓志题“隋故黄门侍郎太子左庶子汝阳公柳君墓志铭”，于北宋开宝三年（970）十月重新安葬的牛存节祖孙三代四人，墓志皆书前朝国号。如牛存节墓志题“梁故天平军节度使郓曹齐棣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师牛公墓志”，其子牛知让墓志题“晋故度支郎中牛公墓志”，从其卒官或获得赠官时的国号。

另一种情况则是妻从夫，丘昇及妻张氏墓志题为“唐故文安郡清苑县令丘府君夫人墓志铭并序”，崔君妻郑氏墓志题为“大唐故朝议郎行城门郎崔公夫人郑氏墓志序”，李晊及妻司马氏郑氏墓志题为“唐故正议大夫丰王府长史兼光禄卿李府君墓志铭并序”，张氏及两位郑氏皆卒于安史治下，因与先前去世的丈夫合葬之需而撰作墓志，但她们的丈夫皆卒于天宝末以前，由于女性无仕历可称，故志题仍随其夫之官署“唐”。这种书法在其他墓志中亦不难找到类似的例子，如卒于梁贞明四年（918）的郑琪墓志题“唐故右谏议大夫博陵崔公夫人荥阳邑君郑氏墓铭并序”。

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志题署唐国号或未署国号的墓志中不乏与安史叛军关系密切者。如前引张义琛及妻孙氏墓志中云“嗣子燕右金吾胄曹曰澄”，则知其子仕燕，另署“户部侍郎祁顺之撰”。按祁顺之名见于郎官石柱、御史台精舍碑，之前对其事迹仅知《旧唐书·李邕传》云其天宝初为刑部员外郎，与监察御史罗希奭就郡决杀邕[7]，撰文时所署户部侍郎系安史授予的伪官。宋微墓志题作“故洛阳县令宋府君墓志”，未署国号，但志主是一位陷伪唐臣，唐廷第一次收复洛阳后，郭子仪署宋微为河南府法曹参军，后转新安县令，史思明再克洛阳，宋微仕伪，成为燕政权治下的洛阳县令，死后赠钱三十万，哀荣葬礼，可知其在燕政权中颇为活跃。以上两例足以证明志题是否署唐国号，与志主的政治倾向并无关联，亦无表微之意。此外，陈景仙及妻覃氏墓志题作“大唐故兵部常选陈府君夫人墓志铭并序”，志盖篆题“大燕故陈府君墓志铭”（图二）；唐恕墓志题作“唐故许州扶沟县丞唐府君墓志铭”，志盖篆题“大燕故陈府君墓志铭”；姚承珇及妻王氏墓志题作“故司农寺主簿姚府君墓志铭并序”，志盖篆题“大燕故唐府君墓志铭”；孙君墓志题作“故太常寺主簿孙府君墓志铭并序”，志盖题“燕故孙府君墓志铭”；贾君墓志题作“燕故河东道横野军副使贾府君墓志并序”，志盖题“贾府君志”，则同一方墓志中志题、志盖往往也不一致，可知书写不无随意性。

同样目前所见志题书“燕”国号及行用安史年号的墓志中，不乏因抗击安史而殉国的唐之纯臣。如题为“大燕故右骁骑卫中候赵府君墓志”的赵嗣宗墓志，志文云“乃时逢国难，身碎霜刃”。按赵嗣宗天宝十五载六月廿日卒于长安崇化里，安禄山的叛军大约正是在此前后攻陷长安[10]，赵嗣宗无疑死于叛军之手[11]，右骁骑卫中候的禁军之职亦是唐廷所授[12]，而非燕官。但这并不妨碍志盖、志题署大燕[13]，志文用圣武年号。

肃宗之在灵武也，公前后遣判官李铣及马步军张云子以蜡为弹丸，以帛书表实于弹丸之内，潜至灵武奏事。有诏以公为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依前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又于丸内奉敕书，及即位改年赦书至平原，散下诸郡宣奉焉。又令前监察御史郑昱奉赦书，宣布河南江淮。所在郡邑，风从不疑，而王命遂通，则公之力也。[17]

据《颜鲁公行状》记载，当时在河北孤军苦战的起义将士已获悉肃宗改元事。[18]太子李亨在马嵬之变后，与玄宗分途，至灵武自立，遥尊玄宗为太上皇，但在玄宗未正式认可之前，肃宗的正朔是否得到河北、江淮等地为唐所守的将士的普遍承认，实存在一定的疑问。[19]如张巡七八月间在《答令狐潮书》中云：“主上缘哥舒被衂，幸于西蜀，孝义皇帝收河、陇之马，取太原之甲，蕃、汉云集，不减四十万众，前月二十七日已到土门。蜀、汉之兵，吴、楚骁勇，循江而下。永王、申王部统已到申、息之南门。窃料胡虏游魂，终不腊矣。”[20]时坚守雍丘的张巡虽与朝廷声问不通，但无疑仍能从各种渠道获悉长安陷落后政局变化的情报。[21]尽管他当时已知晓肃宗继位事，但覆书中仍称玄宗为“主上”，云肃宗为“孝义皇帝”，而“永王、申王部统已到申、息之南门”云云仍叙玄宗平叛的部署，可见入蜀途中丁卯制的影响。作为以“张睢阳齿”而名垂青史的唐之忠臣，张巡覆书中显得在玄宗父子之间有些摇摆不定，这或许反映了长安陷落后各地仍为唐守官员的普遍心态。

至圣武二年闰八月安葬司马垂时，李华无疑早已获晓局势的前后演变，但仍保留的天宝十五年十二月的记事，或系存司马垂被杀时之实录。不过志文仍以燕为正统，视唐为“前朝”，葬年用圣武年号。显圣元年（761）卒于史朝义治下洛阳的司马垂之弟司马望，志文的表述与之类似，志题署“大燕故朝议郎前行大理寺丞司马府君墓志铭并序”，司马望在司马垂被杀后，“抚孤育幼，居丧虑事，哀哀之中，不无时难”，在安禄山统治期间隐居不出。至德二载十月，唐军收复洛阳后，“时东京居守崔光远奏公复旧官，见公隐见之节也”，但好景不长，乾元二年九月，史思明再度攻占洛阳，直至司马望去世，洛阳皆在叛军的控制下。在洛阳两度沦陷期间，司马望一直心怀唐室，隐居守节，并未出仕伪燕，志题所署“朝议郎前行大理寺丞”系唐之旧任，但志题、志文依旧行用安史国号、年号。[22]

综上所述，志题是否署燕国号，志文是否行用安史年号，对于当时人而言，盖属客观实录，并不存在“隐微书写”的深意。更为有力的证据是，我们读到两方安葬于安史之乱平定后的墓志，但在叙述志主生平时皆采用了燕的年号。两位志主皆是女性，家族也无仕宦经历，大约只是出自普通士人之家，墓志的文辞及制作都较为简陋，自然不存在“隐微书写”的可能。这种情况只是由于志主生活在长期为安史政权控制的相州一带，从实录而已。其中葬于永泰二年（766）十二月的张氏墓志，志文记其卒于显圣二年（762）五月，保留了安史年号。葬于大历四年（769）十月的王光庭及妻刘氏，墓志内容稍丰富，特别述及“属安史叛乱，班历差别”。王光庭卒于天成元年（758）十二月，刘氏卒于顺天元年（759）三月[23]，相距不过三个月，但正好跨过从九节度围攻相州至史思明兼并安庆绪这一动**不安的时期，夫妻双方分别使用了安庆绪、史思明两人的年号，可见志文记录年号的“实录”特征（图三）。[24]这种书写的客观性，除了遵循墓志撰写的惯例，可能还与时人的观念有关。如本书第二章所论，安禄山攻陷两京后，有大量唐廷高官显宦附逆，“为贼所污者半天下”[25]，而宋以后日趋严格的“忠臣不仕二主”观念在当时尚未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在时人看来，燕取代唐，与唐取代隋一样，是正常的王朝鼎革，并无太多夷夏之防、正闰之辨的意识。更可注意的是在当时人的经验中尚属于当代史范畴的武周代唐及神龙复辟，皆大体留用了昔日臣僚，也未在朝野上下引起太多非议。这种观念在墓志的书写中也有充分的体现，如唐年号与燕年号在同一篇志文中并用，张惟恭墓志题“大燕故唐泽州司法参军清河张府君墓志”，皆将燕、唐视为先后交替的两个王朝。其他如“大燕之兴”（司马垂墓志）、“燕唐之际”（姚辟及妻郑氏墓志）、“燕朝革命”（陈牟少及妻李氏墓志）、“□大燕创业、楚才晋用”（宋微墓志）、“仕阶七命，名借二朝”（崔收及妻卢氏墓志）之类的表述则更为显豁。

那么是否意味着在此类墓志中不存在任何的“隐微书写”呢，恐怕亦非如此。在通盘考察了墓志撰文的体例以及志主与作者的背景后，除了之前提到的司马垂墓志，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以下四方墓志中，作者行文或有微言大义存焉。首先值得关注的是刘郁墓志与苏颛墓志。刘郁于天宝十四载（755）六月四日卒于宣城官舍，时渔阳鞞鼓尚未动地而来，但至次年十月归葬洛阳时，山河改易，洛阳已成为燕朝的新都。志文中为了回避使用安史年号，改以干支纪岁，云“以丙申岁十月廿九日己酉附于大茔，礼也”[26]。自从汉武帝创制年号已来，建元与改元便成为构筑王朝正统的重要一环，是帝王受命继统的标志之一，而干支纪年这一古老的方式渐演变为拒绝承认现政权合法性但又不愿公开反抗士人所运用“弱者的武器”，生出了褒贬的蕴意。[27]与之类似的还有苏颛墓志。苏颛系苏源明之兄，源明初名预，志文即由其所撰，通篇用干支纪年，志盖、志题皆作“百石君墓志铭”[28]，不署安史国号、年号，知其仍心怀唐室焉。[29]

另两方墓志的情况则较为隐曲，目前所见60方行用安史年号墓志中，志题保存完整的有55方，其中不书国号者有16方。尽管志题不书国号，在墓志的书法中并不罕见，但这一时期不书国号墓志的数量无疑高于平均水平。如上文所论，有些不署国号的墓志，志主事实上与安史政权关系密切[30]，有些则不难从墓志书法上提供解释，与仍书唐国号墓志的情形类似，因志主卒于天宝末及之前，至安史治下安葬，故不书国号，如李庭训妻崔上真墓志题“故齐州禹城县令陇西李府君夫人清河崔氏墓志铭并序”、王玼墓志题“太原王府君铭一首并序”等。较有玩味余地的是姚辟及妻郑氏墓志、姚伾墓志这两方墓志。姚辟系玄宗时名相姚崇之孙，近年来洛阳地区陆续出土了十余方姚氏家族的墓志，使我们对这一家族的世系、仕宦及葬地规划有了较为明晰的了解。[31]其中姚辟、姚伾两人葬于安史乱中，姚辟墓志亦由李华秉笔。志文记姚辟仕唐至河南丞，入燕为殿中侍御史，但关于姚辟的死因，仅含混云“唯身与家，并陷于法，年才卌四”。结合志文开篇“燕唐之际，有仁义之士，危不忘本，死不逃法，曰吴兴姚公”的叙述，姚辟孙姚勖墓志又记其乱后获赠太常少卿[32]，可知所谓“陷法”是指姚辟因参与反对安禄山的密谋事泄而遭杀害。[33]尽管我们对于这一事件的具体经过已不甚了了，但安禄山事后株连甚广，年仅十六岁的其侄姚伾也因此被杀，“从季父讳辟陷法之坐”，可知事态或相当严重，故招致安禄山严酷的报复。圣武二年四月，两人同时安葬[34]，而这两方墓志的志题都未书写国号，分别题为“故殿中侍御史姚府君墓志铭并序”“吴兴姚氏殇子墓志铭并序”。[35]特别是姚辟墓志，题写的官位系燕所授，却不书燕国号，李华作为以碑版文字闻名于世的大手笔，于此或有微言大义存焉。[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