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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不列颠的崛起（第1页）

第一节不列颠的崛起

一道浅浅的海峡隔开了欧洲大陆与不列颠岛，但它既剪不断英国人的大陆梦，亦扯不开大陆帝国侵略英国的野心。然而，也正是这道海峡，虽然没有阻挡住罗马人的军团，却抵挡住了拿破仑的火炮；虽然没有阻挡住诺曼人的铁蹄，却抵挡住了希特勒的坦克。没有这道海峡，就没有独特的不列颠；没有这道海峡，也不会有纵横海洋的英帝国。浅浅的海峡塑造的是一段深深的历史，一段属于海洋文明的不列颠历史。

一、来自海上的民族

或许不列颠文明要从神秘的巨石阵说起，然而，这些神秘的巨石虽然蕴含着文明的线索，却是难解的无字天书。不列颠文明的进程应从公元1世纪罗马统治的时代说起。罗马人给不列颠带来了坚固的城堡、石砌的大道、训练有素的军队，但很难说他们带来的地中海文明融进了不列颠的血液。诚如E。P。切尼所说：“罗马的统治只是英国历史中一个独立的插曲，而并非连续进程的组成部分。”[1]

公元5世纪，随着日耳曼民族大迁徙时代的到来，来自欧洲大陆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侵入不列颠，英国历史进入盎格鲁—撒克逊时代。至公元7世纪以后，他们已经占据不列颠大部分地区，同时，各部族之间开始相互混战，争夺地盘。后来，盎格鲁人占据优势，统治了北部土地，“英格兰”（盎格鲁人的土地）这一名称得以流传，并逐渐成为今日英格兰全部地区的统称。比德在《英格兰教会史》中最早使用“英格兰人”代指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的地区。[2]

在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竞相争霸的公元8世纪，北欧的海盗民族维京人也看上了这片土地。在反抗维京人入侵的过程中，盎格鲁—撒克逊治下的英国人民族主义渐渐成长，从而推动了英吉利民族的生成和国家统一的进程。至公元9世纪末叶，在伟大的阿尔弗雷德大帝（AlfredtheGreat）的领导下，英格兰的统一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不过公元10世纪，维京人再度大举入侵英格兰。11世纪初，著名的丹麦人克努特大帝（utetheGreat）不仅统一了英格兰，而且建立了横跨北海的克努特帝国[3]。1035年，克努特死后，北海帝国分崩离析，1043年，英格兰贵族将寄居在诺曼底的“虔信者爱德华”（Edwardthefessor）迎回英国，他拥有一半的英格兰血统和一半的诺曼底血统。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是罗马人走后不列颠从蛮荒向文明过渡的关键阶段。它完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进步：其一，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开始了原始民主制解体和封建化的进程；其二，维京人的入侵推动了英吉利民族主义的萌芽和国家统一的步伐；其三，罗马天主教传入不列颠，同时把欧洲大陆上的文明带到这片土地上。公元6世纪，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奉教皇之命来到英格兰，给这片“被上帝遗忘的土地”带来了“福音”。基督教在英国发展迅速，很快，全国各地遍布教堂和修道院，教士们来往于英吉利海峡，不断把文明的血液输进这片先天营养不良的土地。

维京政权退出不列颠后，英国人又迎来新的外敌。1066年，“虔信者”爱德华死后无嗣，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4]借口爱德华曾亲口允诺由他继承王位，率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渡海来到不列颠。此时，英国人已经推举爱德华临死时指定的哈罗德（HaroldⅡ，1066年在位）为国王。在著名的黑斯廷斯战役（BattleofHastings）中，哈罗德英勇战死，诺曼底军队大获全胜。随后，威廉挥师北上，征服了整个英格兰。1066年圣诞节，威廉作为征服者坐上了英格兰国王的宝座，称威廉一世（WilliamⅠ，1066—1087年在位），坎特伯雷大主教战战兢兢地为他戴上了王冠。

诺曼底征服是英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其一，诺曼底成熟的封建制度被移植到了英格兰，“使其由分裂的部族社会逐渐向等级与依附关系下的统一封建社会过渡”[5]。其二，英国与法国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纷争就此拉开帷幕。其三，诺曼底征服也是不列颠最后一次被外来力量征服。此后近一千年里，无论是拥有无敌舰队（Armada）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还是所向披靡的拿破仑，抑或是战争狂人希特勒，都没能再踏上英伦三岛半步。其四，诺曼底征服使英吉利民族的血统最终成型。除了不列颠的先民凯尔特人以外，罗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丹麦人、挪威人以及诺曼底人无不从欧洲大陆横渡海洋来到不列颠，并把本民族的血液汇入不列颠民族的血脉，最终，一个来自海上的多民族血统塑造了现代英吉利人。可以说，英国人是一个来自海上的民族。

二、英吉利民族国家的创建

16世纪是伊比利亚人纵横全球的时代，他们的崛起源自于海外扩张事业的成功，而支撑这一事业的无疑是强大的民族国家。退出大陆的英国人急于加入这一海外探险与扩张的帝国俱乐部。早在1497年，意大利人卡伯特（JohnCabot）就受雇于英国，拉开英国向大西洋扩张的序幕。然而，没有强大民族国家的支持，英国的海外事业难以取得伟大的成就，历史的发展要求英国必须首先完成国家的转型，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完成英吉利民族国家创建任务的是伟大的都铎王朝。

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除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加莱港外，英国人完全失去了数百年来一直在法国经营和扩张的领地。一方面是法国国家的统一和崛起，另一方面则标志着英国不得不退守到不列颠岛。然而，刚刚从法国的战争泥潭里拔出脚的英国骑士们又不安分起来，势力最为强大的约克家族和兰开斯特家族为了争夺英国最高统治权进行了长达30年的封建混战。由于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分别以红白玫瑰为徽章，因而这场战争也被称为“玫瑰战争”（WarsoftheRoses，1455—1485）。

玫瑰战争对英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一方面，战争使英国屡屡陷于政治危机，两派势力兵戎相见，对英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也大大推动了英国历史前进的脚步。两大封建集团都在战争中被一扫而净，这些被消灭的封建领地军事贵族，“正是组建民族国家的最大障碍”。对于英国来说，“在玫瑰战争废墟的昏暗上空中，已经露出了现代世界的第一丝曙光”[6]。

1485年，里士满伯爵埃德蒙·都铎（EdmundTudor）之子亨利·都铎率领支持者从法国跨过海峡进入英国，在博思沃斯战役（BosworthField）中一举击败了约克王朝的理查德三世（RichardⅢ，1483—1485年在位），即位后称亨利七世（HenryⅦ，1485—1509年在位）。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博福特（MargaretBeaufort）的祖父是兰开斯特公爵冈特的约翰（JohnofGaunt，1340—1399），他因此继承了一点兰开斯特家族的血统，即位次年，他迎娶了约克家族的国王爱德华四世（EdwardⅣ，1461—1483年在位）的女儿，从而彻底消弭战争的根源。亨利七世结束了英国的内战，开创了政治稳定的都铎王朝，从而迈开了创建英吉利民族国家的第一步。亨利七世在位时期励精图治，政治上进一步打击封建贵族，加强中央集权；经济上实行重商主义，鼓励工商业发展；外交上奉行保护国家安全和商业利益的“英国中心主义”（Aric）政策[7]。经过长期的努力，英国终于从长期战争的阴霾下走出来，人口增长了2倍左右，达400万[8]，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

亨利八世（HenryⅧ，1509-1547年在位）继位后，依靠其父积累的国力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展露拳脚。时值欧洲大陆宗教改革思潮风起云涌，民族与宗教矛盾引发剧变，亨利八世一方面努力提升英国在欧洲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与罗马教皇分庭抗礼，拉开了英国宗教改革的序幕，从而迈出了民族国家创建的第二步。随着独立的英吉利民族教会的建立和绝对君主制的日益加强，英吉利民族国家初具雏形。

这次成功的转型或许是从上帝的一句咒语开始的。在《圣经·利未记》中，上帝说：“人若娶兄弟之妻，这本是污秽之事，……他们二人必无子女。”亨利八世的王后阿拉贡的凯瑟琳（eon，1485—1536）本与亨利的哥哥亚瑟王子订有婚约，后因亚瑟早逝，凯瑟琳嫁给了亨利。两人结婚24年，多次生育却只有一个女儿玛丽存活，似乎应验了这个诅咒。盼子心切的亨利八世想要与凯瑟琳离婚，迎娶另一位美貌的年轻侍女——安妮·博琳（AnneBoleyn，1501—1536）。这场离婚案最终成为引发英国宗教改革的导火索。充当仲裁的罗马教皇迫于凯瑟琳的外甥、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查理五世的压力，拒绝了亨利八世的离婚请求[9]。恼羞成怒的亨利八世撇开教皇废黜了凯瑟琳。为了给自己的行为提供合法性，他宣布与罗马天主教彻底决裂，他自己担任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和绝对权威，并在全国发动了宗教改革运动。罗马教皇的势力被清除出英国，标志着英国二元政治结构被绝对君主制取代，国王成为英吉利民族的代表和国家的至尊领袖。

亨利八世

亨利八世废黜了一个王后，便喜新厌旧地更换了六任。不过这个在私生活中不如意的国王似乎命定不能拥有一个像他本人一样健康强大的男性继承人。第三任妻子简·西摩（JaneSeymour，1508—1537）生下了爱德华王子，而这位唯一的男性继承人自小体弱多病。亨利死后，他还没来得及亲政就一命呜呼了。亨利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他那波及全国甚至是全欧的婚姻产生的后果并非随他一起埋葬，他留下了两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儿。

亨利八世这一双女儿的母亲正是离婚案的两位主要当事人——凯瑟琳和安妮·博琳。这对情敌的身上刻写着鲜明而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标志。凯瑟琳与亨利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性格温和保守，代表着传统；安妮·博琳与亨利是自由恋爱，她活泼开朗、年轻漂亮，深受新教的强烈影响。安妮用自己的美色与隆起的肚子征服了亨利，而凯瑟琳来自古老的、亨利极其厌恶的西班牙王室，而且，她那欧洲最有权势的外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正对整个欧洲颐指气使，包括英国。两位分别代表着新、旧时代的女性最终以安妮·博琳的胜出终结。两人之间的斗争延续到各自的女儿身上，并且激起了更加汹涌的政治浪潮。

在安妮·博琳做王后的这段时间，凯瑟琳的女儿玛丽丧失了合法性，她从一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公主沦为安妮所生的伊丽莎白的侍女。作为一名生在帝王家的女性，玛丽是不幸的。她目睹了自己的母亲被父亲废黜和监禁，直至抑郁而终；在她37岁成为女王之前，她甚至没有恋爱过，更没有婚姻，支撑着她活下去的唯一支柱是信仰——虔诚的天主教信仰。从荣到辱、起伏跌宕的人生轨迹使她养成了独特的性格。不幸的是，这种性格在她成为女王后演变为王国的灾难。

伊丽莎白公主的早年生活与玛丽有着几乎相同的轨迹。安妮·博琳并没有生下一位男婴，而是一个女孩。这个打击是致命的，正如J。E。尼尔所说：“博琳所生的这个女孩，好像是出现了一块乌云，这乌云最后终于把她遮蔽掉。”不久后，她又怀了孕，然而，事情的发展却愈发糟糕。“几乎是一场诅咒，在1536年1月29日，在为凯瑟琳王后举行葬礼的这一天，安妮·博琳腹中的婴儿奇异地流产了。这的确是一个男婴，一个本该可以让她稳坐王后宝座的救星。”[10]安妮不幸重蹈了凯瑟琳的覆辙。亨利八世厌倦了她，并看上了另一位侍女简·西摩，正像当年他看上作为凯瑟琳王后侍女的安妮一样。不久之后，安妮王后被亨利八世以通奸罪关进伦敦塔。她的罪名非常离奇：她和包括亲哥哥在内的5个男人通奸。她是否真的有罪当时就有很大的争论，后世亦无可考。5月19日，这位“绝代王后”被处死。亨利八世还算念了一点旧情，雇佣欧洲最快的剑客用最锋利的剑砍了安妮的头颅，以减轻她的痛苦。在母亲横死之时，伊丽莎白公主只有2岁零8个月。与玛丽一样，她也丧失了作为公主的合法性，沦为私生女，从高贵的公主沦为平民，并成为亨利八世第三任王后所生的爱德华王子的侍女。在这种起伏的命运中成长，伊丽莎白也锻造了自己的性格，那就是出奇的早慧，据说，6岁时的她已经庄重得像个40岁的中年人。

英国没有女人不得继承王位的法律，在爱德华六世因肺病去世后[11]，依据亨利八世关于继位顺序的遗嘱，玛丽承袭了王位。[12]早在12世纪，英王亨利一世（HenryⅠ，1100—1135年在位）的唯一女儿玛蒂尔达（Matilda）就差点登上了王位，但是遭到了亨利一世的外甥斯蒂芬（StephenofBlois）强有力的竞争，双方为此还进行了长达10年的战争。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女人继承王位，国家必将面临或内忧或外患的危险，因为“她必须结婚，要么是和国内的人结婚，要么是和国外的人结婚。如果是和国内的人结婚，由于她的丈夫的权力会遭到妒忌，国家就有发生内战的危险。如果是和外国人结婚，国家又有并入另一个国家变成一个行省的危险”[13]。玛丽成为女王后的统治加深了人们的这种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