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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方的萌动（第1页）

第二节西方的萌动

正在东方世界经历着巨大变革的时候，自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后已经安逸千年之久的欧洲也开始冲破中世纪的夜幕，迎来了近代世界的曙光。在基督教大世界里，欧洲人开始萌动起来：持续不断的封建战争渐渐平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之风越过阿尔卑斯山脊吹向了欧洲内陆和英国；古典时代的天文、地理、艺术、哲学等各方面的文化成就重新为欧洲人发现和认识；最重要的一点是，欧洲人的欲望冲出宗教的牢笼，重新被解放出来，开眼看世界的欧洲人被隐藏在宗教“铁幕”背后的神秘东方吸引了目光。

一、百年战争的结束

1453年，法国军队包围波尔多，驻守的英国军队出城投降，法国人收复了除加莱以外所有的领土。至此，改变英法两国历史进程的百年战争正式结束。一百多年的战争埋葬了英法两国大部分的封建贵族，在战争中萌发的民族意识也不断滋长，最终推动两个封建王国开启了创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光辉历程，进而拉开了近代西欧的序幕。

百年战争起因于法国卡佩王朝（Dynasty，987—1328）的绝嗣。1328年，卡佩王朝末代国王查理四世（CharlesⅣ，1322—1328年在位）去世无子。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EdwardⅢ，1327—1377年在位）以外甥身份要求继承法国王位。法国三级会议以古老的《撒利克法典》（LexSalica）中的条文引申出一条后来决定法国王位继承规则的规定，即“女性及母系后裔无权继承王位”[11]。这样，查理四世的堂兄弟、瓦洛瓦伯爵之子腓力得以继承王位，称腓力六世（PhilippeⅥ，1328—1350年在位）。

腓力继承法国王位后，英王爱德华三世面临尴尬的处境。他在法国拥有多处领地，包括吉耶讷（Guyenne）、加斯科尼（Gasy）和蓬蒂约（Ponthieu）等。虽然作为国王他与法王是地位平等的，但作为法国领地的领主，他同时又是法王的封臣。因而，他不得不穿上骑士的铠甲前往亚眠大教堂，跪在法王面前向新任法王宣誓效忠。当时的效忠臣服礼是这样的：两个人对面而立，作为封臣的一方跪下，合起手掌置于封君敞开的双手之中，表示服从。然后，封臣向封君做出简短的承诺，表示他是封君的仆人。然后主仆双方以唇相吻，表示双方的关系建立。正是这种臣服礼使附庸关系中的依附和保护的双重关系建立起来。[12]这种关系构成了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结构的核心。

然而，在14世纪的欧洲，这种效忠臣服已经开始丧失实质意义。对于英法两国来说，法王希望把英国人彻底赶出法国，而英王仍然觊觎法国王位。两位国王矛盾的背后是正在萌发中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1337年，腓力六世借口英王不履行封臣义务下令收回加斯科尼领地，爱德华三世则以进攻佛兰德作为回应，由此，一场持续一百多年的战争拉开帷幕。

英法之间的争斗由来已久。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率军渡过英吉利海峡，击败英王哈罗德，开启了英格兰的“诺曼王朝”，加冕为“威廉一世”。此后英王便身兼英格兰君主与法王封臣双重角色。金雀花王朝的开创者亨利二世于1154年继承英格兰王位，此外，他从其母亲玛蒂尔达那里继承了诺曼底公国，从其父亲那里继承了法国的安茹、曼恩、布列塔尼等领地，又从其妻子那里得到了阿奎丹、波瓦图和加斯科尼等领地。他在法国的领地占据了法国的半壁江山，成为法国最强大的领主，比法王本人的领地还大五倍。历任法王无不把英国作为重要对手，将统一法国作为主要事业。

百年战争爆发初期，英王凭借英格兰这一稳固的大后方和庞大的法国领地做基础，取得了重大优势。1340年，在英军击败法国海军后，骄傲的英王开始自称为“英格兰和法兰西国王”，并将法国王室的徽章百合花添加进英国王室的徽章，以表示英王对英法两国的统治。[13]此后战争经历几次大的转折，但直至15世纪20年代，英国仍然据有绝对优势，而法国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北方是由英国控制的“巴黎法国”，而代表着法兰西民族的是退守南方的“布尔日法国”。1428年，英国军队南下围攻南方法国的屏障奥尔良城。就在法兰西民族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一位传奇的农家少女贞德（JeannelaPucelle，1412—1431）出现了。贞德自称受上帝之命来拯救法兰西，已经无计可施的王太子查理命她率军驰援奥尔良。贞德率领法军一举击退了英军的包围，扭转了百年战争的战局。在以贞德为代表的法兰西民族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法国光复的进程加快。至1453年，法军收复了除加莱以外所有的英军占领区，迫使英国退回到不列颠。

百年战争对英、法两国的影响是巨大的。首先，英国在战后退守不列颠，基本放弃了对欧洲大陆领土的野心，这样，疆域的稳定，特别是不列颠独立于欧洲大陆的特征更强化了英格兰人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认同。英吉利海峡成为天然的民族与国家的分界线，狭小的生存环境，促使英国人形成休戚与共的民族凝聚力。人们意识到海峡对岸的人与自己生活的岛上的人存在着诸多不同。对于法国，他们在战争中萌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发酵，推动了法兰西民族的形成。其次，战争摧毁了阻碍英、法两国民族融合的分裂势力——封建贵族及其所代表的封建制度，推动了以王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化。长期的战争使两国大量封建贵族死在战场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两国封建关系及其封建土地制度。与此同时，在战争中进一步壮大的王权填补了因封建贵族减少而留下的权力空间。这样，以王权为核心，英吉利和法兰西两大民族的统合加快。此外，英法之间的战争与对立推动了“国家”观念的发展。正如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1414—1418）上，英国代表所宣称的那样：“无论是以血缘、传统习惯还是语言来区别国家，还是以其他的任何标准来衡量……英国都是一个真正的国家。”[14]总之，英吉利与法兰西两大民族诞生在战争和封建制度垮塌的废墟之上，拉开了西欧以“民族国家”为载体的近代化历程。

二、西方人的“东方梦”

“三G说”，即“上帝（God）、黄金（Gold）与荣誉（Glory）”是对开辟新航路动因最为传统的说法，虽然不尽完全，但也不无道理。15世纪的欧洲正处于伟大变革的边缘，东方的大变局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在政治、军事、思想和宗教观念上的转变。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与穆斯林在近东地区的崛起使基督徒们感受到了空前的危机。从东欧、地中海到伊比利亚半岛，打着宗教旗号的“圣战”始终不断，打击穆斯林、向东方进军成为欧洲人最迫切的目标。同时，文艺复兴、城市兴起以及工商业的发展给整个欧洲带来了新鲜的空气。人们的欲望被人文主义思潮解放出来，对财富的追求再次点燃了“不老的东方梦”。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旅行家、传奇商人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对新航路开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西欧人不仅从他的游记中看到了“黄金”，也领略到了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广阔天地，特别是他对中国的描述，使欧洲人大开眼界。许多学者对马可·波罗那本游记大加挞伐，把这个穿梭于东西方的“背包客”当作一个说谎的骗子。但是，这个“骗子”在讲了许多大话的同时，确实记载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地理、历史知识，对于把欧洲人从狭小的基督教世界观拯救出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克洛·波罗（NiccoloPolo）与他的叔叔马弗奥（Maffeo）都是威尼斯商人，他们在中亚的布哈拉（Bukhara）滞留期间遇到一位蒙古使节，在这位使节的带领下，他们来到了中国。约1266年，他们到达北京（汗八里）。壮丽的北京城，让他们非常震惊，这是他们在欧洲无法见到的宏大又富庶的城市。元世祖忽必烈（1260—1294年在位）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请他们呈递一封给罗马教皇的信，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忽必烈还赐予他们一面金牌。

1271年，两兄弟带着马可·波罗和教皇的回信进行第二次东方之旅，历时数年再次来到中国。年轻的马可·波罗因为通晓多种语言而得到忽必烈的特殊赏识，甚至提升他做了元朝的官员。他在中国停留了17年之久。他曾奉皇帝之命巡视各地，因而得以游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还曾奉命出使过越南、缅甸和苏门答腊等地。1292年，他受忽必烈委派，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去波斯成婚才离开中国。他们乘船经过爪哇和马来亚等地，又穿过印度洋，到达波斯，完成任务后，他们在1295年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威尼斯。

1298年，马可·波罗作为一艘军舰的指挥官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不幸被俘，之后被囚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中。他的经历通过口述的形式由一位狱友记录下来，得以传世。这位名为鲁斯蒂凯洛的比萨人（RustichelloofPisa）对马可·波罗的旅行进行了一些润色，使之更具吸引力。

《马可·波罗游记》详尽地描绘了13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概况，盛赞了元代初期中国工商业、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伟大成就，尽管有许多夸张与不实之处，但其中的大部分内容仍是有据可循的。《游记》中用极其生动的笔法描述了马可·波罗所见到的各个城市。例如，当时的北京城，“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对于南宋故都杭州城（临安）的宫城的描绘更引人注目：“蛮子国王之宫殿，是为世界最大之宫，周围广有十哩……此宫有房室千所，皆甚壮丽，皆饰以金及种种颜色。此城有大街一百六十条，每街有房屋一万，计共有房屋一百六十万所，壮丽宫室夹杂其中。”[15]

马可·波罗对东方的描绘为欧洲人构建了一个立体的“东方梦”。“热情的大汗”、“遍地的黄金”、“数百座城市”、“豪华的宫殿”这些字眼勾画出梦境的轮廓，当欧洲人抚摸着阿拉伯人从中国贩运的柔滑细腻的丝绸与精美绝伦的陶瓷时，这个梦又变得真实。一代又一代的欧洲人传颂、分享着“东方梦”，然而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近东的崛起，这个梦被活生生地打断了，被阻塞在欧亚大陆最西端的欧洲人开始了由集体性的渴望转变为集体性的焦灼，最终推动他们用行动去追寻“东方梦”。

三、“诱人”的胡椒粒

香料无疑是推动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的直接诱因之一。现代世界的人们很难理解的是：香料这种看似平常普通的调味品为什么会如此令欧洲人着迷。其实，香料虽然在现代社会里司空见惯，但在新航路开辟前的欧洲，却具有非凡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