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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历史地理学八十年 研究技术引领学科发展（第2页）

澎湃新闻：这是你个人的想法，还是其他人也有类似的看法？

张伟然：没跟很多人交流过。至少唐晓峰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忧虑。

澎湃新闻：为什么说GIS技术让历史地理学出现了一个“中兴”的局面？

张伟然：这里面，我觉得要分两个层次来看。首先，从表面看，GIS是一种表达技术，功能极为强大。

前不久，一个朋友问我，谭图从20世纪80年代出版以来，为何不修订，是不是当时的研究已经到顶峰了。我说不，恰相反，谭图的研究不仅没有到顶峰，谭先生本人对这套图就一直不满意。他多次告诫我，绝对不能光看这套图就了事，一定要去核查原始材料。出版20多年以来，之所以没出修订版，主要的制约因素是技术。谭图对每个朝代设定一两个标准年，实际上很不够用。例如，南北朝时期分幅图的标准年是公元497年，如果读者想了解的内容不在这一年，当时的政区情况就得自行去考证。可是，作为纸质的图集，总得有所选择，不可能将每一年的建置都画出来。而且，作为印刷品，每一次改动，无论修订幅度大小，都得重新制版，成本非常高。

GIS技术出现之后，这些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只要把数据库做好，利用计算机自动制图，在界面上输入任意一个年份，它就会自动生成所需的地图。而一旦发现数据有误，只要在后台将数据修订一下就足够了，不需要什么成本。这可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变化，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带来了无穷的活力。

目前GIS在历史地理研究当中应用越来越广泛。复旦史地所、陕西师大西北环发研究院都成立了空间分析实验室。具体的工作，除了复旦史地所与哈佛联合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人民大学华林甫主持的清代历史地图、北大韩茂莉主持的中国历史农业地图、陕西师大张萍主持的丝绸之路历史地图等，都是较大规模应用GIS技术开展的工作。

澎湃新闻：除了制图，GIS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还有哪些应用？

张伟然：这正是我想讲的第二个层面。GIS是个“器”，它不仅有“用”，往往还会影响“道”。作为一种全新的技术体系，GIS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历史地理史料的观念，形成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

例如，过去研究城市的空间扩展，要么用考古资料，要么用旧地图。往往只能复原出不同时期的城墙位置。你知道城墙有时候并不说明太多问题，古代很多城市在城墙内仍有一些农田、菜地，城墙外反而会有一些市井存在。从地理角度来说，应该把一个城市的“建成区”（非农业用地范围）的扩展过程复原出来才有意义。古代城市，记载疏阔，可能没有太多好办法。近代以来，情形完全不同了。满志敏在研究近代上海城市建成区的扩展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认为一个地块修建道路，可以看作它脱离农业用地而成为建成区的标志。上海城区道路的兴修过程，各区地名志、各种档案资料班班可考。将这些道路的兴修过程建成数据库，再用GIS表现出来，也就动态地展现了近代上海城市建成区的扩展过程。

这个事例，表面看来还是GIS，但其中的关键，并不是表现手段而是对资料的开发利用的问题，找到了一种有效的代用指标。过去谁知道那些地名志还能派这样的用场呢？这是GIS技术扩大了资料范围，影响到我们对资料利用方式的一个例证。同时，这样的工作也改变了我们对于历史城市地理的既有认识。以后谁做历史城市地理，只要能找到资料，仍旧不注意建城区变迁的话，恐怕就不能令人满意了。

历史自然地理领域，GIS技术的应用就更广泛了。刚才讲到历史自然地理在20世纪90年代很低落，近年来，由于GIS技术的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几乎如同浴火重生。虽然现在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仍有待增加，但研究的内容和手段已经大非昔比。聊举一例。以往研究历史时期水道变迁，黄河也好，长江也好，都只能定性描述。揭示大势，描述过程，说清楚原理，没办法落实到地图上。当然少不了也要画地图表示，那种地图都只能示意，是很不严格、很不精确的。应用GIS技术以后，借助于高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数据，以及大比例尺的旧地图，研究精度大幅度提升了。

我认为，最近这些年历史地理学当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方法论层面的革新。以前定性研究的时候，一般都是贴着资料，尽量理解到位，然后分析、描述。不会想着去对资料做标准化处理，因为没那个必要。GIS技术兴起以后，思维方式变了。必得有一套标准化的数据。这就需要对问题、对资料做一些标准化的考量。需要哪些属性，怎么定义，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怎么样；如果直接的资料找不到，可否找到代用资料，等等。这样，一方面会发现一些原来根本不认为是资料的资料，另一方面是对资料的处理方式也会发生变化。结果自然是导致研究结论的分辨率大幅度提升。我认为这是导致历史地理学焕发出无限生机的一个很主要的驱动力。

澎湃新闻：GIS以外，还有哪些因素在最近历史地理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张伟然：我还是想强调地理学的作用。地理学有一整套思维方法，往往可以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发挥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前，历史地理学跟地理学界的交流十分密切。谭先生、侯先生都是中科院地学部的学部委员。20世纪90年代以后，历史地理与地理学界的关系有点疏离。最近十几年，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看到了后果，所以，我们现在一些同道有意识地在向地理学的思想方法回归。当然，这绝对不是说要就此舍弃其他学科的思想方法。历史地理是一个高度综合、横跨文理的多学科交叉领域，它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学科交叉，研究对象、研究手段具有极丰富的多样性。我说的向地理学回归，是有鉴于前一阶段很多历史地理工作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只是一些史学工作，对地理学既不理解，也不关心。弄得路越走越窄。现在极有必要重新梳理个中关系，来一个“再出发”。

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辛德勇的《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是一篇我非常佩服、非常羡慕的文章，我经常思考，他为什么能写出这篇文章。表面上看来，这是他文献功夫好。他的文献是跟黄永年先生学的。可是，文献功夫好的学者历来不乏，为什么只有他能找到这个思路？我认为，实际上这与他学地理出身、受过科学训练深有关系。学地理的人都要学高数，地理学家看待一些数量问题天然地会带有统计观念。将这一观念用于分析史料，那就是系统记录与零星史料的价值大不一样。辛德勇正是带着这样的理念，才敢于颠覆清儒以来的考据路线。通过比勘班固《汉志》和裴骃《史记集解》两份系统记录，加以分析判断，从而得出一个秦始皇三十六郡的新方案。从知识的准确性来讲，只要没找到秦代的原始记录，任何研究出来的方案都值得商榷；但如果我们相信世上有一种叫作科学的东西，恐怕不能不承认，辛德勇的这个方案就目前来说是最可信的。

以前我曾写过一篇随笔，谈谭其骧先生的五星级文章，举到了谭先生的《秦郡新考》。当时辛德勇的这篇文章还没有出来。看了以后，我觉得辛的《秦始皇三十六郡新考》比谭先生的《秦郡新考》更合理。以后有机会修订那篇随笔的话，我要把其中的《秦郡新考》去掉。

再举一个跟我个人有关的例子。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南北朝佛教地理（1990）。刚接触佛教地理时，看到一种论调：中国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东晋才开始广泛传播，南北朝时期蒸蒸日上，隋唐发展到顶峰，之后就走下坡路，宋代以后基本上停滞了。因此，研究佛教史当以南北朝、隋唐为重点。受此影响，我当时选择做南北朝佛教地理。进入新世纪以后，通过与地理学界的交流互动，我觉得研究佛教地理完全不必受佛教史的局限。着眼于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景观，考虑它与自然、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明清以来无疑比中古以前更重要。这一时段资料大大增加，堪称海量；蕴藏的问题也千奇百怪，匪夷所思。这样，视野一转换，一下就出现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澎湃新闻：除了地理学呢？

张伟然：除了地理学，我想着重指出考古学的作用。历史地理学要用到考古的资料和方法，这是很久以前就认识到的。当年在谭先生领导的编图团队中，就有好几位学考古的人员。但在以前，考古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前辈中对考古特别重视的是武大的石泉先生。他是侯仁之先生的高座弟子。石先生两个大弟子徐少华、陈伟，尤以考古功夫深湛为一大特色。徐少华的《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陈伟的《楚“东国”地理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都是分量很重的重要著作。近年来，由于考古资料日新月异，特别是楚简、秦简、吴简等资料大批出土，相关研究成果令人目不暇接，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对秦汉及以前的历史地理认识。

还有一位值得注意的是唐晓峰先生。他是学考古出身的。他做的王朝地理、上古地理思想，以及他指导学生做的山西南部、淮水流域在先秦的历史地理，我觉得都是意义非凡的工作。

前几年我经常跟于薇博士（现为中山大学副教授）一起讨论。她是学先秦史出身的，兴趣在华夏文明怎样从黄河流域推进到了长江流域。我和她都很感慨：中国文明号称五千年，历史地理一般以文献史料为主，也就只能对付秦汉以下。以政治地理而言，历来研究政区的都是从秦代郡县天下开始，顶多在考察郡县制起源时上溯至战国。就是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前面近三千年的政治地理状况都是不甚了了的。这就不能不期待考古学、先秦史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澎湃新闻：你说的学科发展驱动力包不包括一些理念？

张伟然：看情况。我主要着眼于实际操作的技术层面，如果一个理念导致了技术层面的进步，那就算。否则，只是加贴一个新标签，技术上还是老一套，那就谈不上驱动力。

比如，文化区的划分，原来都是设指标、做统计、画地图，纯客观的做法。借鉴文化人类学理念后，我们开始讲认同，考虑一些主观指标。这个理念影响到操作层面了，当然是一种驱动力。另一种情况，比如过去没有人做过“武侠地理”，要是有人提出个新概念，要建立一门“历史武侠地理学”，那就不会有什么学科驱动力在里面了。

澎湃新闻：最后回到一个古老的问题，你觉得历史地理学应属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

张伟然：这个问题我觉得没有意义。就好比一个孩子，你要问他到底是他父亲的孩子，还是他母亲的孩子。历史地理作为一个主要由历史学与地理学，此外还有其他众多学科交叉的领域，要强调它属于任何一个单一学科，我认为都失于偏颇。从学科体系来说，历史地理是按地理学的框架来展开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也在相当大程度上受到地理学的驱动；但从研究资料上看，它用的又主要是历史学的资料。既然要用史料，那么历史学的手段和方法也就尽在不言中。国家从便于管理的角度，把它归口到某个学科，这只是一种方便。完全必要。但从做研究的角度来说，绝不能、也不可能以此为限。一个比较合理的做法是，以问题的最佳解决为度，牵涉到什么学科，就去补什么学科；要用到什么方法，就去学什么方法。凡该学、该用的，一个都不能少。至于算什么学科，管它那么多呢，谁爱怎么说就由他说去吧。

原载《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4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