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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中的证与悟（第1页）

学问中的证与悟

——陈寅恪、唐长孺两先生对《桃花源记》的解读

今年是唐长孺先生驾鹤西游的第十年。近日从网上读到胡宝国先生题为《走近唐长孺》的帖子，作者以一个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的身份，对唐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风格做了十分亲切、精微的解说，读来令人兴味盎然。这实在是极好的学术史材料，可惜以往林林总总的学术史大多不能给我们类似的享受。

胡先生在帖子中也讲到陈寅恪先生，说：“唐先生最可贵的是，他虽然深受陈先生影响，也非常尊敬陈先生，但他并没有对自己所崇拜的对象采取迷信的态度。相反，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唐先生对陈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令人不能不信服。他在研究领域的广泛与眼光的敏锐、小中见大诸方面都像陈寅恪，但他得结论时要比陈先生更稳一些。”然后胡先生进一步发挥道：“他总是把话说得极有分寸，让人难以反驳，所以和唐先生商榷的文章极难见到。……唐先生文字朴素，从不虚张声势。读他的文章很舒服，仿佛冬日的夜晚，一个老人坐在火炉旁，手捧一杯热茶，正从容不迫地向你讲述着一些古老的故事，讲述着他的道理。”

我得承认，这段文字让我非常之感动，并由此生发出许多联想。胡宝国先生的确是解人，能够把那么复杂的感受转换成这么一幅鲜活的图景。现如今，能这样读书的怕已经不多了。只是凭我对陈寅恪和唐长孺两位先生的尊敬，我总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学术对话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明确结论的谁对谁错的问题。两位先生关于《桃花源记》的文章我都读过，私下里也经常将他们的这两篇文章相互比较。我感觉，这两篇文章讨论的似乎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思维层面的问题，与其说是证明与反驳，还不如说悟与证两种思维取向的不同更合适一些。在这里我试将个人的浅见表露一番，希望能得到学界同好的指正。

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记旁证》一文发表于1936年，早于唐长孺先生《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20年。但两位先生写文章时的年纪很接近，都在45岁左右。陈先生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因而他“就纪实立说”，得出的结论主要有四点：

甲、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乙、真实之桃花源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丙、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

唐先生在其《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的开头引述了上列前三点，稍作分析后认为：

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

他且述且论，依次列举刘敬叔《异苑》卷1所载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因而入石穴见异境，《云笈七签》卷120引《神仙感遇传》所载蜀民射鹿入小成都，庾仲冲《雍荆记》所载武陵西阳县蛮人元嘉中射鹿入石穴见异境，以及《太平寰宇记》卷73彭州九陇县白鹿山条引《周地图记》四条资料。然后他总结道：

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故事先在荆、湘一带传播，陶渊明所闻为渔人捕鱼，发见异境，而稍后的刘敬叔所闻则是为射鹿的蛮人所发见。以后故事又流入蜀地，这个异境也就移到了彭州九陇县，也可能九陇县本有相似传说，说那里有一个隐藏着的小成都，后来和荆、湘传来的射鹿入石穴故事相结合，才构成《周地图记》所载的故事内容。

表面上看，唐先生的结论显得比陈先生的结论更厚实一些，但细想之后不然。问题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简单。两位先生展开问题的线路完全不一致。陈先生用的有点像演绎法，唐先生在质疑之前对其进行分析道：

（陈先生）文中从避难入山推到坞保组织，又从坞保推到“檀山坞”和“皇天源”。又以“皇天源”所在地的阌乡即古之桃林而推到桃花源。

唐先生这个“推”字用得很妙。就是说，陈先生是先觉察到西晋末年以后北方的坞保与桃花源式的世界在聚落形态上非常类似，他意识到这中间可能存在着某种联系。然后又发现陶渊明“与征西将佐本有雅故”，这中间确实有一个信息通道，于是他“疑其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入关途中之所闻见”，因而推定“桃花源记之作即取材于此也”。

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如果借用佛家的语言，那便是不折不扣的禅悟。要想对其进行反驳，肯綮有两点：要么证明坞保与桃花源并不类似，要么证明这种类似只是巧合，其间并无必然联系。

唐先生当然是了得的，他的文章果然就从这两点下手。文章前半求证桃花源是南方本土的传说故事，已如上述，后半则对“避乱”的“乱”字进行分析，力证“如《桃花源记》所述的那种没有剥削的生活，那种‘虽有父子无君臣’的秩序是和那时常见的避兵集团的坞壁生活很不相同的”。他论证的方向十分对头，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

效果不理想我觉得可归结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问题本身的难度，一是唐先生所采取的论证方式。兹先说前者。

一般情况下我们写立论文章总是比写驳论文章费劲，因为立论需要考虑正、反、侧各方面的情况，前人谓之八面受敌；而驳论则只需要朝一个方向挺进，有时候甚至可以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然而在这场学术对话中，陈、唐两先生的处境恰好倒了过来，陈先生是立论的，可是他并不需要攻城略地。他手持利器，高呼疾走，一路上所向披靡。相反唐先生倒像是在打阵地战，他需要建立一条防线，将敌军的兵马限制在防线外。遗憾的是这条防线有点过长，要构筑已然不易，事实上还不等设防的将士合围，敌军早已从空隙处呼啸而过了。

陈先生立论的旨趣，在于发现有这样一种可能：《桃花源记》的写作受到了坞壁生活的启示。应该说他在悟到这一点之后证明得很漂亮，干净利落。唐先生跟陈先生进行商榷，前一半是通过建立另一种可能性来否定陈先生说的那种可能性，后一半则是通过分析坞壁生活与桃花源生活的差异来直接否定有那样一种可能性。唐先生直接否定那种可能性的理由，主要是基于那个年代中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应该说那种话语的可信度是很差的，——就连唐先生自己也不得不在文章中交代：“我们可以承认豪强统率下的集团既然是以宗族、乡里组成，所以也可能带有一定程度的公社色彩。”既如此，陈先生所说的那种可能性在唐先生的论域中就已经有了一方足够的生存空间，唐先生的论证不过是提出了更多的一种可能性而已。

至于文章前半建立另一种可能性的努力，应该说离成功也还有一定的距离。唐先生用以立说的资料上文已述，他用的方法是民间文学研究中习用的套路，问题在于论证过程中还有缺环。其中最麻烦的是，这些资料都比《桃花源记》晚出。尽管唐先生最先征引的《异苑》的作者刘敬叔只比陶渊明同时而略晚，唐先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