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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与情怀（第1页）

学问与情怀

——葛剑雄先生侧记

一

初闻葛剑雄先生大名，在大三那个秋天。《光明日报》以极为醒目的位置隆重推出我国首批博士的照片及简介，葛先生赫然在列。那之前我早已下定决心要报考历史地理专业的研究生，见此报道大受鼓舞。不久我写信向谭其骧先生求教，很快收到葛先生的代复。信中语言简洁，笔迹潇洒而又有法度，令人遥想不知是怎样一位博雅君子。

1988年深秋，我随硕士导师何业恒先生到武汉、南京查资料，回程经过上海，特地拜访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在文科楼八楼史地所办公室，进门就看到一位身量中等的年轻老师，热情地向我们一行打招呼：“我是葛剑雄！”当时他正处理谭先生的信件。他请我们坐下，又从隔壁请来风度翩翩的所长邹逸麟先生。宾主座谈了约个把小时。临别前何先生请葛先生在来年春夏到长沙给我们讲授“中国历史人口地理”课，葛先生一口就答应了。

于是在1989年那个喧嚣的5月，我便有机会在岳麓山下听他系统地讲课。我记得他到达是在5月16日晚，19号开讲，每天讲6小时。讲完后他又去湘西考察了几天。6月8日早上刚送走他乘坐的列车，长沙火车站的其他车辆就都因学生的阻拦而动不了了。回校路上我跟师兄大感庆幸，说葛先生这次长沙之行真是功德圆满。

我迄今仍保存着那次听葛先生讲课的笔记。每次披阅，还能唤醒当年听讲时的鲜活感受，用一个词来形容：惊为天人。

二

那次听讲前，我已经购读过葛先生的博士论文《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对他的治学风格多少有了一些了解。知道他的课一定会很精彩，但还是没料到居然能精彩到如此程度。

葛先生在开讲前泡好一杯茶——后来我注意到，这是他的重要习惯。他每次开讲前都要准备一杯茶；换句话说，请他开讲，只需准备一杯茶就够了。别的，诸如讲稿之类，通通可以不要。他端着一杯茶，往讲台上一坐，听众洗耳恭听就行。不管讲多久，只要事先跟他商量好讲演的题目和时间，他一定准备得十分恰当。逻辑、材料、学理、智慧，交相辉映。听他的讲演，那叫一个享受。当然，跟他一道吃饭也同样如此，绝对满座生风。更绝的是，他天生一副讲演的嗓子，极坚韧无比，不管讲几天几夜，从无倦色。曾多次见他操持大型学术会议，从事先的布置到中间的协调，大小事务他一人综理，同时还要做大会报告或会场主持；几天下来，协助他的人一个个嗓音沙哑甚至失声，他自己却仿佛没事人一样，声音依旧熤熤生辉。真是令人艳羡不已。

史地界素有善于讲演的好传统。不久前仙逝的侯仁之先生年轻时是一位业内有名的演说家，谭其骧先生的讲演据说也极为精彩，可惜我福薄，均无缘得见；而葛先生口才之妙，我从那次开始便不断有所领教。

那次葛先生端着一杯茶，给我们从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意义和基本方法讲起，次第讲到中国历史人口的调查统计、历史人口的数量变化、历史人口的构成与再生产，以及人口分布、人口迁移。这些内容，不仅开阔了我的学术眼界，更重要的是锤炼了我的思维水平。

葛先生的论著和讲演，给人一个突出印象是异常流畅、信息丰富、思维缜密。曾有位台湾好友，初见葛先生后便对我赞叹不已，说他“滔滔不绝、辩才无碍”。对此我当然深有感受。我早就注意到但凡葛先生精心撰写的文章，都浑然天成，不事雕饰，却自有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这方面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回忆谭其骧先生的一些散文，每次读这种文章我都要准备一叠面巾纸。这种本事显然不是每个名家都能有的。

不过，我真心认为，对于葛先生来说，这都不过是些表象。葛先生真正的撒手锏是他的思维特别有穿透力。他总能发现一些独特的视角，将别人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给说清楚，或是将别人一眼滑过去的要害给拎出来。因此，面对复杂问题，他总是比一般人有办法。

可以随便举两个例子。有位“土法炼钢”的学者，自称其藏书量全国第一。这一言论曾屡见于一些无节操却有体面的报章，颇令人疑心实有其事。很多人都心知这是吹牛，可要将其证伪却颇为费事。对此，葛先生只轻轻一问：“全国藏书量第二的是谁？”这一针就将“全国第一”的大泡泡戳了个稀烂。

再如，晋代自学成才的皇甫谧曾著《帝王世纪》，详细开列夏禹、周公时的民口数，精确到个位。以往研究人口史的学者，或以为是真实的史料而加以利用，或以为虽不可信，总聊胜于无；即便对此未加采信的，也只是以其时尚无户口统计制度而予以否定。葛先生在面对这一问题时，从史源、史实和社会情势等各方面条分缕析，其气势如排山倒海，手法如剥茧抽丝。看过他的分析，恐怕没有人能不信服，皇甫谧这位所谓学者确实是在“认真作假”。

葛先生对于事理人情有极深刻的洞察，一般人追求的学问中有人的境界对于他来说不仅能够轻易地做到，而且他往往还能更深一层，看到人的心理。因此，在分析问题时，表象的、深层的种种证据他都能发掘出来。他特别擅长于检讨历史上一些制度及其运作状况，其沉着痛快，简直有老吏断狱之妙。这方面例证甚多，不烦枚举。列位看官可自己去翻检葛先生的论著，看在下是否盲目崇拜。

本着这样的理智，葛先生常常能揭示一些我们从善良（其实往往也就是卑怯）的愿望出发而不愿正视的事实。他论述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用统计手段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虽说中国人久已相信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事实上却一直是分裂远远多于统一。一如这欢聚时少而别离时多的人生。同时他还提示，分裂政权对于区域开发其实有着莫大的贡献，南方很多地区正是在分裂时期才得以开发成熟的。这些，现在已差不多成为学界常识，但20多年前我初闻这些见解时，不仅感觉十分清新，简直觉得不可思议。我相信这些史实对于中国当今乃至今后的社会发展，都是值得深长思之的。

三

进入史地所读博以后，我把葛先生的“历史人口地理”课又听了一遍。不仅这门课，但凡葛先生开设的课程和讲演，以及需要他讲话的场合，只要时间能对得上，我都尽量去听。哪怕他之前讲过同样的题目，换个场合，他可能又会讲出些不同的内容。对比着分析其中的异同，无疑是件更让人受益匪浅的事。

那几年，葛先生已经在跟曹树基、吴松弟两位先生合作撰写六卷本《中国移民史》了。这套书后来由福建人民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而之前，为方便读者，他们推出了一本《简明中国移民》（1993）。这项工作从1988年开始筹划，前后10年始克有成。

移民史是谭其骧先生生平最喜欢的学术领域之一。他自1928年受潘光旦先生影响，1930年在暨南大学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一篇长达6万字的《中国移民史要》。1931年底，他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完成的硕士论文为《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1933年《方志月刊》转载时改题《湖南人由来考》）。后来他每到一个地方工作，都会注意当地居民的形成过程。自中年以后，由于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大型集体项目上，再没有时间打理个人的兴趣，移民史也就不得不放下了。葛先生将这一领域接过来，可以说完成了谭先生的一大心愿。

事实上当然不只是遂了谭先生的心愿而已。毕竟时代已进步了数十年。我推测，这项工作若由谭先生本人完成，大概会写成两本书：一本着眼于移民的源，即类似于他的名篇《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那样的工作；一本立足于移民的流，将《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扩展至全国。葛、曹、吴三位先生的《中国移民史》将这两种思路综合在一起，其中，前四卷（元以前）主要相当于前一项工作，后两卷（明、清、民国）大体相当于后一项工作；应该说，总体来看，无论是工作的深度和广度，还是新资料、新方法的运用，新认识的总结和提升，都大大超出了谭先生当年的预期。

这项工作告成以后，葛先生又组织撰写了一套六卷本的《中国人口史》。与《中国移民史》相比，这套书规模更大，参与人数更多。如果说，移民史是谭先生的未竟心愿，那么人口史则是谭先生极少涉猎的工作。它不仅牵涉到历史学、地理学，更需要人口学、制度史的知识背景。由于已有之前雄厚的移民史研究为基础，这项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到2002年就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全部出齐。问世后，迅即引起国内外学界广泛关注，获得高度赞誉。

那几年正好赶上全国文科科研体制渐次发生重大改革，各种基地、平台相继成立，葛先生作为当时的史地所所长，经常被人问到一个敏感问题：谭其骧先生离开10年了，现在史地所有无人超过谭先生？对此，葛先生总是谦逊而自信地回答：作为个人，我们没有人能超过谭先生；但作为一个集体，我们的工作超过了谭先生。

身为谭先生最年幼的学生，我不能不承认，葛先生这句话是十分贴切的。多卷本移民史，这是谭先生想做而没做成的；多卷本人口史，更是谭先生没想过的工作。我甚至怀疑，即便谭先生中年以后不被《中国历史地图集》这样的大型集体项目缠住，移民史这样规模的著作他也未必能完成，因为个中工作量之繁重，实在超出了个人所能承受的限度。而谭先生对学术又极严谨，有时完全到了有洁癖的程度。要不是葛先生这样一方面坚守学术底线，同时又施展其组织长才，学界何时能用上这样两套大部头著作，实在是一件不可知的事。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