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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筸出凤凰（第2页）

由此涌现一大批军功人物，其中有5人位至提督。咸丰十年（1860），田兴恕授贵州提督、钦差大臣；次年兼署贵州巡抚，年方二十四。同治二年（1863），沈宏富（1837—1868）署贵州提督，此人即沈从文嗣祖。其他追随者自然都升赏有差。

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曾追述这段历史，说：“江南大营包围太平军的天京时，筸军中有一群卖柴卖草亡命之徒，曾参预过冲锋陷阵爬城之役，内中有四五人后来都因军功作了‘提督军门’，且先后转成‘云贵总督’”（《一个传奇的本事》）。这段话无一句有来历。其中最重要的是，筸军根本就没参与天京之战。它成军后，先是在江西与石达开部作战，咸丰八年（1858）转战贵州，之后一直在西南战场。而且，前后无一人升至云贵总督。

筸军史诗般的成就大大激励了当地后生的人生理想。沈从文说：“在湘西十八县中，日本士官生、保定军官团、云南讲武堂，及较后的黄埔军官学校，前后都有大批学生”，而凤凰“同其它县分比，占人数最多”；以致“到抗战前夕为止，县城不到六千户人家，人口还不及二万，和附近四乡却保有了约二千中下级军官”。这一数量估计容有夸张，但当地“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殆近于事实（《一个传奇的本事》）。

熊希龄的父祖三代均为中下级军官。基于他的天资，家庭为他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培养道路。而生长在那样一个环境，他性格中天然地具有那个环境赋予他的一些特质：积极、坚韧。唯其积极，他初出茅庐便站在时代浪尖上，参与湖南新政，开设时务学堂、创办《湘报》；唯其坚韧，他在仕途上起起落落，始终奋发有为；即使在历尽宦海劫波后也不甘消沉，转而从事社会慈善事业。这种性格，可以说既是熊氏一生事功的原动力，也是那个时代多数凤凰人共有的心理特征。

三

与熊希龄不同，沈从文、黄永玉两位属于自学成才。他俩都没受多少正规教育。沈从文高小没念完；黄永玉“文化”稍高，也只读到初二。他们都是在少年时怀揣梦想，奔赴他乡，在读社会这本“大书”的过程中完成自我教育的。

本来，教育的实质就是自我实现，无论是读“小书”还是“大书”。坐在教室里，纵有名师指点，如果自身不主动，到最后无非是浅尝辄止，甚至得其门而不能入。反之，如果将学习当成一种内在的需求，那么翠竹黄花无非妙道。当年弘忍法师临终付嘱，东山五百人都寄望于高座神秀，到后来弘忍的选择竟是在厨下踏碓8个月、从未至堂上的带发修行人卢行者。可见学习、求道这等事，与天资有关，与缘分有关，与形式、身份之类无关。

湖南人考虑问题比较透彻，因而湘籍学者中特多自学成才型人物。沈从文、黄永玉作为文艺家，写作、绘画本来就是一勤学苦练的事，从这一意义而言，他们的自学成才不足为奇。

其卓异之处在于两点：其一，他们都是在很小的年纪就离开故土，孤身一人到异乡去漂泊；在一种近乎流浪的过程中，不仅顽强地活了下来，而且奇迹般地成就了自己。他们为什么敢这样子出去闯？

黄永玉曾感慨：“我们那个小小山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太阳下的风景》）沈从文则承认，他和黄永玉都或多或少受了点故乡水土中“浪漫情绪”的影响，“作成一种诗的抒情、有趣的发展”（《一个传奇的本事》）。个人感觉，这种“浪漫情绪”，这种“献身的幻想”都根植于凤凰那深厚的从军传统。从军就是搏命，讲究出生入死，斗智斗勇。打破了生死关，将未来攥在手上，不管从事何种工作，自然“始终充满信心，顽强坚持”，为此“克服来自内外各种不易设想的困难”（《一个传奇的本事》）。赤手空拳到他乡去闯世界，不过是家常便饭而已。

其二，开始读“大书”时，沈对写作、黄对木刻基本上没入门，短短几年工夫，他们不仅成了名，而且达到相当高水准，能够融入主流以致逐渐影响、引领主流。这，绝对是沈、黄传奇人生的最精彩之处。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他们天赋异禀更兼勤奋过人所致。对此我不敢苟同。学艺这事，最紧要的是眼光。徐悲鸿在中央美院一份《教师登记表》的“个人专长”栏中，亲笔填写着：“能鉴别中外古今艺术之优劣。”我认为，这才是一个成为大艺术家的先决条件。

曾见过多少人自我奋斗，用功不为不勤，天赋不为不高，但未能取法乎上，终致成就有限。湘人性情倔强，不信邪、不畏难，个别人甚至好与有成就者为仇，若未能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结果往往令人叹惋。其例甚多，不烦枚举。

那么，沈、黄两位为何能在学无常师的环境中，找到正确的奋斗方向？

我认为这里面有远近两方面的因缘。就远的来说，凤凰虽然僻处湘黔边界，万山环绕，但作为湘西清代的军政中心，自咸同以降，它已经向洞庭湖以外的广阔世界敞开了门户。不仅一代一代相继出外打拼，到清末甚至有人放洋留学。因之，新式学堂、照相馆、公司厂矿等新事物纷纷在此出现。这不仅在湘西独占鳌头，即使在湖南也属于得风气之先。因而那里的有志少年，早已具备“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气概。

至于近因，我们可以注意到熊与沈、沈与黄之间都存在着亲戚关系，个人认为这中间有一个积极影响在。熊、沈之间关系较远。沈从文少年时，因从军之便曾在芷江的熊公馆出入过半年；后来去北京闯**，熊希龄对他帮助不多。但熊氏的成就，无疑对沈从文深有刺激。沈从文曾记述1937年年底，他表哥夸他：“人家都说你为我们家乡争了个大面子，赤手空拳打天下，成了名作家。也打败了那个只会做官、找钱，对家乡青年毫不关心的熊凤凰”（《一个传奇的本事》）。这话表面上对熊凤凰不以为然，但说话的方式分明透露出，熊凤凰正是沈从文奋斗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参照系。

沈从文那位表哥就是黄永玉的父亲。在黄永玉成名前，他从没见过这位表叔，两人之间也很少联系；但黄永玉对这位表叔非常景仰，凡沈从文的作品，见一本买一本，引以为自豪。沈、黄之间，既是亲戚，又是同道，更是知己。我们可以看到在关于沈从文的文字中，黄永玉写得最鞭辟入里；而关于黄永玉的文字中，沈从文写得简直就是夫子自道。

显而易见，他们之间的这种先后影响不是技术性的，但是比任何技术性的影响都更加深远。

四

很多人注意到凤凰三杰都具有少数民族血统。黄永玉为土家族，其姑母即沈从文母，沈从文祖母为苗族，熊希龄母吴氏亦为苗族。以前我也认为这一点对于他们的成功影响很大，现在看来，对这一点恐怕不能估计过高。

少数民族血统的影响，一般说来都会落实到性格上。有些人认为，少数民族比汉人更强悍，更吃苦耐劳。我不太敢以为然。在凤凰那样一个数百年来多民族杂处的山地环境，即便是汉族，其性格中的坚韧与吃苦耐劳也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况且，清代无论是科举还是行伍中论功行赏对少数民族都有一定的限制，因此，我个人认为至少在熊希龄的人生道路上，这一点对他影响不大。

至于沈从文与黄永玉，由于从事的是文艺领域，有一定特殊性。少数民族背景为他们的成功确实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的作品，无论是情怀还是想象抑或表达，在在都透着湘西那方水土的神秘。而这，是极有助于他们在陈陈相因的艺术圈脱颖而出的。也许换作同样熟悉当地生活的汉族，也能创作出同样风格的作品。但数十年来乡邦后辈尚未出现与他们比肩的成就，只能说，大凡传奇都很难被复制。

之所以难复制，个人化的因素在此可不提，我认为极重要而不能不在此郑重一说的是时代。沈从文剖析他自己“只缘于正面接受了‘五四’余波的影响，才能极力挣扎而出，走自己选择的道路”，同时他认为“大多数比我优秀得多的同乡”，只因没有出来，才未能有所成就（《一个传奇的本事》）。所谓“优秀”与否在此可不置论，但他和黄永玉的成功始于他们的“极力挣扎而出”，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我没去过凤凰，不知那里的少年今天是否还有人怀揣着奔赴他乡献身的梦想。但我敢断定，即使有，也不可能再出现新一代的沈从文、黄永玉。别说他们没有文凭、不懂外语，就凭他们年纪轻轻赤手空拳孤身一人在他乡流浪，有关部门的“临时工”早就把他们遣送回原籍了。

时代咿呀向前，三杰的成功属于民国那个已经逝去的年代。

2013年6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