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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第2页）

我认为西夏以“白上”名国的主要原因，在表明它是具有独立地位的“西朝”，而不再是宋和辽的藩邦；并利用我国社会普遍流行的五行思想学说作宣传，证明他们这样干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当时我国大地上的政局形势，和宋夏在这一时期的交涉情况，便可看出元昊要求宋朝承认他建立“西朝”的实质。宋、辽互以“南朝”、“北朝”相称，而西夏也是如此称呼他们的[45]。西夏倘取得“西朝”地位，则三国鼎峙的局面形成，便可一变臣事宋、辽的藩属形象，会大大加强内部统治及对西北各族的号召力量。元昊称帝，要求宋朝“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宋史·夏国传上》），就明白显示了这种意图。但宋朝为了维护自身封建统治的尊严和安全，实有难以同意这种要求的苦衷；诉诸武力宋朝又遭惨败。范仲淹受命经略西事，写信给元昊劝和，说：“不避本朝，并建大位”是最使人感到“惊愤”的事[46]，要求“名称”不要搞成“与中原天子侔似”，就如“汉唐故事”称号单于、可汗也未始不可[47]。稍后，庆历三年初夏，双方议和进入紧张阶段，难以解决的仍是这个名号问题。当时任执政大臣的韩琦、范仲淹就对宋仁宗指出元昊的意图，是“欲与朝廷抗礼，为鼎峙之国”；还说：“如便许以大号，此后公家文字并军民语言，当有‘西帝’‘西朝’之称”[48]。宋臣任颛办过对夏交涉，熟悉内幕，这时也说：“夏国遣使吕你如定来纳款，且有大须索，凡十一事，其尤者欲去藩臣之名，伸父事之礼。”[49]庆历四年夏、宋和约订立，由于宋朝许给的丰厚经济实惠，虽然换得了“元昊始称臣，自号夏国主”[50]的让步表示，实际仅是空文，“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在我看来，他已经放弃了“大夏”的名称，又不甘心接受“夏国主”的封号，这以后在国内就公开称起“白上国”（“邦泥定”）的新名来了。夏、辽王室通婚，关系本来较为亲近；但随宋、夏议和成功也突然发生破裂。宋田况《儒林公议》卷下记：“契丹界夹山部落呆儿族（按指鞑靼）等族叛离，多附元昊，契丹以词责问，元昊辞不报，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边’。又曰：‘请戢所管部落，所贵不失两朝欢好。’”显然这时元昊对契丹也不再以藩属自居了。

其次，从民族风习上看，西夏统治者打起尚白的旗帜，既宣扬了本身（王室和党项族人民）固有的传统信仰和爱好，同时又可起着拉拢西北各族扩大声势、孤立宋朝的作用。我国北方民族，自古多有喜好白色的习俗；元昊自称所从出的鲜卑，史称“白部胡”，汉人呼他们为“白虏”[56]；西夏拓跋氏内迁后，他们的根据地是在夏州，夏州城就是赫连勃勃所建筑的统万城，夙有白城儿或白城子的俗称[57]。西夏拓跋氏与党项族同化已久，党项族是西夏的主体居民，也是西夏王室所凭借的基本力量。党项是在我国西部地区继西羌而兴起的种落；范晔《后汉书·西羌传》评价西羌说：“性坚刚猛勇，得西方金行之气焉。”宋初编纂的《册府元龟》，在卷九六○、外臣部、土风二里就把论述西羌的13个字原封不动搬到党项头上，这一方面可供说明党项应属羌族，另一方面也明白告诉我们：成为西夏政权的基本组建力量的党项族，具有“得西方金行之气”的特殊品质，也是汉人一贯的认识。

西夏是虔诚崇奉佛教的国家，佛家称“白法”是白净之法，为一切善法之总称。在佛典中经常是把白与黑来比善与恶、清与浊、智与愚、贤与不肖的；称人作好事为“白业”，作坏事为“黑业”。《毗奈耶杂事》卷八：“大王当知白业白报，黑业黑报，是故应舍黑、杂二业，当业白业。”西夏统治者宣扬尚白，通过宗教涂上一层神学油彩，麻醉人民的作用更大，将更有利于加强统治。以白为善的这种风俗，直到明代在四川的威、茂等州番民（羌族）中还依然流行，他们把好人叫做“白人”，“白人者，其俗以白为善，以黑为恶也”[58]。

此外，在西夏的非汉族邻接地区，如吐蕃、西域及蒙古，也多有尚白的信仰和风俗，由于西夏和宋、辽相比，乃是一个颇为逊色的次等政权，它为扩大声势和影响，就特别需要争取相邻“蕃族”的同情与合作。元昊自陈称帝的理由之一，是受到“吐蕃、塔塔、张掖、交河”诸族的热烈拥戴，“称王则不喜，称帝则是从”[59]，显然是举起团结蕃族的旗帜，来和宋朝对话和对抗的。他对宋朝投送“嫚书”，一则曰：“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再则曰：“妄乱蕃族，谅为不可”[60]。西夏统治者一方面和宋朝立异，以西朝自居，表示独立；另一方面也就更加需要和其他蕃族求同，以壮大声势，显示实力。改称为“白上国”，就是为了适应它自己的政治需要，既有利于对外斗争，又能加强对内统治，是富有深意的。

（原载《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

[1]《长编》卷一二五，宝元二年闰十二月记事。

[2]见杨志玖：《西夏是不是羌族》，载《历史教学》，1956（4）。

[3]拙著《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92页附有“西夏拓跋氏世系表”，可备参考。

[4]唐嘉弘：《论西夏拓跋氏、甲绒、吐蕃和羌人的族源关系》，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打字本，1981年。

[5]《廿二史考异》卷三四《隋书二·经籍志一》。

[6]《宋文鉴》卷五三。

[7]《宋太宗皇帝实录》卷二九，《宋史·夏国传上》改“狡恶”为“鸷悍”。

[8]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三，并参《宋史》卷一五九《袁继忠传》。

[9]张澍：《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考释》，载《陇右金石录》卷四。

[10]参《西夏史稿》，253～254页。

[11]《长编》卷一二三，宝元元年九月记事；并参《西夏史稿》，41页，小注⑩。

[12]陈述：《哈喇契丹说》，载《历史研究》，1962（2）。

[13]《西夏史稿》，42页小注⑩，及增订本第409页《再版后记》中的“秃发即辩发”条。

[14]《宋史》卷一九○《兵志四》及同书《夏国传下》。

[15]《陔余丛考》卷二○，《拐子马不始于女真》条。

[16]本书一册，由南京中国学典馆于1945年12月出版。

[17]见黄灏：《藏文史书中的弭药》，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1981年，油印本。

[18]《宋会要辑稿·蕃夷》六之一八，元丰七年二月及绍圣四年记事。

[19]王静如：《论四川羌语及弭药语与西夏语》，见《西夏研究》第2辑，1933年。

[20]冯蒸：《〈河西译语〉初探》，西夏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1981年，手稿复印本。

[21]陈乃雄：《（河西译语）的阿尔泰成分》，1981年9月，内蒙古大学语文研究室油印本。

[22]《西夏史稿》，7～8页，注释①。

[23]见洪钧：《元史译文证补·海都补传》及柯劭忞《新元史》卷二《氏族表》。

[24]王国维：《元刊本西夏文华严经残卷跋》，载《观堂集林》卷二一。

[25]《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26]《辽史》卷一一五《西夏外纪》，及《宋史·夏国传上》。

[27]《辽史》卷一五《圣宗纪六》，德明的明字讳作昭；又同书卷一八《兴宗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