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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第1页）

七、结论

第一，宋太祖之死，《湘山野录》留下“烛影斧声”一极离奇的记载。此事究竟，已无从探考；但就太宗袭取帝位之情形推之，其来历不正，尚有线索可寻：太祖未死之日，太宗已有布置。他勾结宦官，利用道土方伎一流的人，鬼鬼祟祟的才获得了帝位，一点也谈不上“名正言顺”。

第二，宋太宗粗有理国治民之才，后人震于他的虚声，便往往忽略了其失德之处。我们对于太宗的性行加以透视，像忌刻臣僚，迷信僧道，矜骄沽誉，掩护过非诸端，都充分显示他修养之欠缺。太宗既非一个光明耿介的人物，则其进行阴谋攫夺帝位，并不是怎样出人意料的事情。

第三，太宗嫉忌德昭，逼之致死；德芳英年，亦寻殂亡。太祖两子，既已不存。太宗剪除的目标又转到廷美身上。由是太宗的左右亲信，迎合其意旨，首先密告廷美将有阴谋窃发；赵普此时以一失势之人，为欲达其推倒政敌之故，又从而参入诬陷廷美的行列了。廷美不明不白地死去，太宗惧人指责其非，遂不惜造出虚言，谓廷美不是杜太后所生，藉以掩丑。然而嫉害廷美的情实异常明显，欲盖弥彰，更使人有以察见其用心之险毒！

第四，一般人对于太宗之得国，素不发生疑问者，实因所谓“金匮之诏”一事，大大地作了它的掩护。但我们彻底考察此事后，觉得很有可疑。就有关的史籍说，时间较早的《太祖实录》不载其事，重修《太祖实录》与《三朝国史》则载杜太后死时，太宗固同在榻前；这与赵普所说的制诏时的情形，是根本不相容的。再就上章自诉此事的时间说，已是太宗即位的第七年了，其时赵普图报私怨，不惜使用他的恶劣手段；其人格已不可问，其处境又是最适宜于制造虚说的。所以所谓“金匮之诏”一事，我认为实在是不大可靠的。

第五，据元人俞德邻所记，太祖的后人，在北宋时期曾几次发生过复位运动：一是赵惟吉，二是赵世居，三是赵子崧。赵惟吉事，今日考之，疑俞氏之言有误；至于赵世居与赵子崧二人则丝毫不虚。我以为太祖后人之不忘复位，正显示太宗得位的不义，有以激其忿心。靖康之乱，太宗子孙尽遭屠戮，社会人心，痛定思痛，以为辱祸之来，冥冥中实关因果报应。高宗在此种社会心理与舆论的影响或压力之下，渐生感悟，终将帝位还归太祖的后人，实现了宋朝司天监苗昌裔的预言。

总之，我们由各方面检讨的情形看来，宋太宗之得国，其涉于非法不义，事证显然，是不难断言的。

（原载《史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41年3月成都出版）

[1]北宋一代，《国史》凡三：书大祖、太宗、真宗曰《三朝国史》，仁宗、英宗曰《两朝国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国史》。

[2]李焘《长编考异》引杨亿《谈苑》：“大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会宴驾罢。”焘谓恐不然，不取。余以为守真果有其言，大祖察见用心，宜乎视为妖也。

[3]见《长编》卷一七，十一月庚午上距太宗癸丑即位之日才十八日耳。

[4]见《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五月条下。

[5]《玉壶清话》卷七载，开宝初，太宗居晋邸。殿前都虞候奏太祖曰：“晋王天日姿表，恐物附之。为京尹多肆意，不戢吏仆，纵法以结豪俊，陛下当图之。”太祖以其人为离意，亟令诛之。此固有见太祖宽厚之性，友于之爱；然太宗在其即位前，对于朝中臣僚，阴施收买笼络之术，实有例证。《太宗皇帝实录》卷八○：“上在藩邸日，怜其（按指田重进）忠勇，尝令给以酒炙。重进不肯受，使者曰：‘晋王以赐汝，汝安敢拒？’重进曰：‘我但知有陛下，不知晋王是何人也？’卒不受。”《东都事略》卷二八及《宋史》卷二六○《田重进传》皆载其事。又《宋史》卷二六二《刘温叟传》：“太宗在晋邸，闻其清介，遣吏遗五百千，温叟受之，贮厅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纨扇，所遣吏即遗钱者，视西舍封识宛然。还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钱尚不用，况他人？昔日纳之，是不拒我也，今周岁不启封，其苦节愈见。’命吏辇归邸。”《玉壶清话》卷二亦记此事。谓温叟封晋王钱不用，所亲讽之曰：“晋邸赠缗，恤公之贫，盍开局以济其乏。”温叟曰：“晋王身为京兆尹，兄为天子，吾为御史长，拒之鲜敬，受之则何以激流品乎？”

[6]《长编》卷一七云：“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甲寅，上御乾元殿受朝，悬而不乐，大赦改元……群臣上寿大明殿，上以亲政逾月，特与天下更始，非故事也。”

[7]《后汉书·襄楷传》：“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所谓太平道即起于此。《太平清领书》亦即后代道家所奉之《太平经》，本经内容，以为天运循环，近天下太平时，帝王当乘此气运，奉体天意以行善政云。参考傅勤家《中国道教史》第六章第一、二节。

[8]见《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壬戌条。

[9]太祖陈桥黄袍加身一事，由当时史实所示之情形考之，太宗、赵普同为策动之人，其可能性极大。故后人亦多信其如此。清代小说有《野叟曝言》者，即采此种观点，以描述其事。

[10]王钰《默记》卷上，李煜幽居京师，有旨禁与人接。太宗命其旧臣徐铉往见之。一见不胜凄楚，所语有忆念故国之情。“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廷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邵博《闻见后录》卷二二谓：“李王煜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七日生，钱王做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皆与赐器币中使，燕罢暴死，并见《国史》。”据此，然则钱俶亦非令终也。

[11]《宋史》卷二六八《赵镕传》：“与柴禹锡并掌机务。尝遣吏卒变服散之京城察事，卒乘醉与卖书人韩玉斗殴不胜，囚诬玉言涉指斥，禹锡等遽以闻。玉坐抵法。太宗寻知其冤，自后廉事不复听。”同书同卷《柴禹锡传》亦称：“上以藩府旧僚，多召访外事。”是太宗恐人心不赴，而有暗探侦卒之散布矣。《涑水记闻》卷三又云：“太宗时，（王嗣宗）以秘书丞知横州，上遣武德卒之岭南，察民间事。嗣宗执而杖之，械送阙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贤俊，而以此辈为耳目，窃为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至京师。”据此，太宗遣人诇事，远至岭南，其于政治，专尚巧诈，可以见也。

[12]吕蒙正罢相，太宗谓若水曰及若水对曰云云一段，《五朝名臣言行录》二之二《钱若水》卷引杨亿《谈苑》，则以其人为刘昌言而非若水。《谈苑》并将此事记于钱若水言刘昌言事之前，若水既对太宗明赵镕等迎合之诬后，《谈苑》续谓：“若水因自念，上待辅臣如此，盖未尝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遂贻上之轻鄙，将以满岁移疾，遂草章求解职，会宴驾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逊位，乃得请。”

[13]《宋史》卷二八一《吕端传》：“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员外郎，充开封府判官，太宗征河东，廷美将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栉风沐雨，发申吊伐，王地处亲贤，当表率相从，今主留务，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恳请从行。”

[14]侯莫陈利用，西蜀人，始卖药于都市，多变幻之术，诳惑闾里。时枢密都承旨陈从信（从信太宗藩邸旧人）得之，以为方士，遂闻于太宗，即日召见，骤加恩遇，遂历职外内，累至单州刺史、郑州团练使，前后赐与，宠泽莫二。恃以械道得幸，无复畏惮，所为不法，至于居处服玩，皆僭乘舆与宫殿之名，他亦如是。依附者颇获荐用，士君子畏其党而不敢言。会赵普再入中书，于太宗前力攻其奸，乃赐死。时端拱元年三月也。见《太宗皇帝实录》卷四四。

[15]参《宋史》卷二六七《赵昌言传》。

[16]参见《长编》卷三八。

[17]见《长编》卷二○，太平兴国四年五月癸未条下。

[18]《野获编》云：“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有元人冯海粟学士诗曰：‘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吹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盖指靖康之辱，以寓无往不复之意。”

[19]德昭、德芳卒年月，见《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二七下。

[20]德芳少德昭8岁，《宋史》卷二四四本传，谓其“寝疾，年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