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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民崛兴之背景02（第1页）

二、平民崛兴之背景02

至宋征课商税，分为过税、住税二种，前者按货物价值抽百分之二，后者抽百分之三，[168]庆历时达于最高额，岁入为二千二百万贯。[169]《文献通考》载：熙宁十年以前天下诸州商税岁额四十万贯以上者三处，北占其二，南占其一；二十万贯以上者五处，皆在南方；十万贯以上者十九处，北得其一，南得十八处；五万贯以上者三十处，北十二，南十八；五万贯以下者五十一处，北二十五，南二十六；三万贯以下者九十五处，北四十五，南五十；一万贯以下者三十五处，北二十南十五；五千贯以下七十三处，北十九，南五十四。[170]据此可知宋中叶以后，商税征收地域之普遍，且南方跃进，超越北方，其发达远盛于唐也。又唐初于盐、茶及酒皆未有课税，而中唐以下由于赋入不足，乃行专卖之法，历久讲求愈精，乃成为最主要之收入。代宗大历时，盐铁使刘晏整顿盐法，其初盐利岁才四十万贯，后增至六百万贯，天下之赋，乃居其半；[171]至宋则达二千余万贯，实三倍于唐。[172]唐德宗贞元九年，张滂始榷茶，按时估每十税一，岁入为四十万贯。[173]至宋景德元年达于最高额，为五百六十九万贯，[174]后增至六百万贯，乃十四倍于唐。唐之酒课始于代宗广德二年，文宗太和八年为一百五十六万余贯，[175]至宋庆历五年达于最高额，为一千七百一十万贯[176]，乃八倍于唐。按商税及专卖收入之激增，其可能原因不外二种：一为物品生产、消费与交换之发达，二为税率及专卖价格之提高。究之史实，北宋一般平均物价水准并不高于唐代，甚或较低于唐，钱币之购买价值既未遭贬抑，则收入增大之原因显由前者。盖商业发达，一般物品之生产消费量大为增加，而交换过程加速，所需周转资金随之大量扩充，政府收入自亦势必激增也。

其四为海上贸易之兴盛。

海外贸易难行之已久，然唐宋以下，其进展始益显著：此盖由于萨拉森帝国适于其时勃兴于西，大食之人来往我国沿海经商者颇多，远胜于前代与印度罗马之关系；而同时中国商人之远航东南洋及西亚一带者，亦初盛于此期，乃开近世华侨殖民之端绪，故殊足重视也。唐代中国之对外贸易港，以广州、扬州为最著，交州、潮州次之，至楚州、苏州、登州、莱州、泉州、明州、杭州等处，亦有对外贸易之事实。唐时广州大食人聚居之所，谓曰“蕃坊”。[177]肃宗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178]，则知其时外人来广州者之众也。《通典》称：“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同书又引《经行记》述大食国事有云：“汉匠起乐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環、吕礼。”[179]据此因见华人之经商做工于西亚等地者亦复不少也。波斯大食同寇广州后之二年，即上元元年，江淮都统刘展叛，邓景山引田神功以讨之；兵至扬州，大事劫掠，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至数千人。[180]乾符五年，黄巢之陷广州，据大食人之记载，其时被杀之回回、犹太、基督、祆教徒约为十万至十二万人。[181]而日本出版之《唐大和尚东征传》亦云：“玄宗天宝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堆积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182]唐设市舶司监督外商务，并征收货税；市舶使或市舶司之名始见于开元二年。[183]当时所定税率，对于输入货品，大约抽原价十分之一以至十分之三，《新唐书·食货志》谓之“下碇税”，而李肇《国史补》所谓“舶脚”者是也。

唐末五代，时局不靖，陆海贸易趋于消沉，迨宋一统，海上商务始又恢复。太祖开宝四年置市舶司于广州，真宗咸平三年又于杭明二州置司，至泉密二州置司较晚，则在哲宗元祐二年及三年；[184]其后泉州最称发达，竟代广州之地位。《宋史》卷一六七《职官志》谓：“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宋初，凡大食、古逻、阎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贸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等。太宗置榷易院于京师，诏：诸番香药宝货至广州、交趾、两浙、泉州，非出于官库者，无得私相贸易。后又诏民间药石之具，恐或致缺，自今惟珠贝，玳瑁等禁榷外，他药官市之，余听市货于民。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其价值酌番货轻重而差给之。[185]雍熙四年，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每纲赍空名诏书三道，于所至处赐之。仁宗天圣六年，以蕃舶来航者少，诏广州知州及转运使，谋招诱安存之法；[186]想见其时朝廷注重之态度。清梁廷枏《粤海关志》卷三引毕仲衍《中书备对》，载神宗熙宁十年之对外贸易，言广、明、杭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北宋三处置司，仍以广州为最盛也。按宋代财政本极困难，海舶所入，实为一大财源，故历朝重视，招徕甚殷。此外在宋代对外贸易中当有可特书之二事：一为广州蕃坊势力较唐为盛，颇具近代租界形式与治外法权之意味；[187]一为市舶司有任用大食人充当者[188]，此亦足以说明于时商业之发展，已日邻于近世化之程度矣。

3。都市之发达

商业活跃，人口趋集都市，都市遂随以发达，故入宋世，都市数目大增。如政治中心之汴京，发展特速，固不待言[189]，他若江宁、江陵及杭、广、泉……诸州，或为国际贸易之口岸，或当内河航运之冲要，或位蕃夷互市之中心，皆市况繁荣，逾于往世。且中世以来之都市规模，形态一新，而县以下之区划，于“乡”之外又有“镇”“市”之出现；[190]镇多由草市自然发展而成。[191]所谓“草市”者，为邻接于城郊之新开繁昌区域之俗称，此类小市井于时纷纷簇生，为数不少[192]，此见宋代都市质量两者之发展，皆已迥异于中世之情形。近世都市生活之出现，乃由逐渐演变而大体成于宋仁宗之时；举其显著之特点而言，则为代表中世精神之坊市制度至是尽行崩溃，而转为另一都市之新型。唐代城市之基本区划曰“坊”，坊即汉代之“里”，西晋北魏之世里坊并称，隋初称坊，炀帝时又称里，入唐则专称坊名。坊为四周围墙之区域单位，徐坚《初学记》云：“宅亦曰第，言有甲乙之次第也。一曰出不由里门，面大道者，名曰第。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不得作第。其舍在里门，皆不称第。”[193]按汉之里门即唐之坊门，日启夜闭，为居民出入之必由，惟高官始得临街开户，不受其限制。唐文宗太和五年七月左右巡使上奏云：

伏准令式，及至德、长庆年中前后敕文，非三品以上，及坊内三绝，不合辄向街开门，各逐便宜，无所拘限。因循既久，约勒甚难。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致使街司巡检，人力难周，亦令奸盗之徒，易为逃匿。伏见诸司所有官宅，多是杂赁，尤要整齐，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请准前后除准令式各合开外，一切禁断。[194]

据此，足见坊制之维持，乃所以约束居民，便利治安，倘有犯违，必加制裁。[195]宋都开封，城内外亦有诸坊之布列。王应麟《玉海》云：“至道元年十一月丁卯，诏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八十余，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又云：“旧城内，左一厢二十坊，二厢十六坊，右一厢八坊，二厢二坊。新城内，城东厢九坊，西厢二十六坊，南厢二十坊，北厢二十坊。”[196]是其时乃兼行厢制。厢本为治安而设之监察行政区划。李焘《长编》卷七〇“真宗大中祥符七年十二月”条载，“都门外居民颇多，新城外增置八厢”云云。新城为开封之外城，其时又有居民众多之新繁昌区域簇生于外城之近郊，此正是显示都市日形膨胀之最尖端。其后坊制不复存在，城市之中遂惟见厢制之实族矣。

至于市制之废弛，亦与坊制情形相同。自汉迄唐，凡都会中之“市”，乃为一种具有固定界址之商业区域。以唐代而言，如长安有东西市，洛阳有南北市，扬州有东市，楚州有西市，益州有东市，夔州有西市等。宋敏求《长安志》卷八《次南东市》云：

南北居二坊之地，东西南北各六百步，四面各开二门，定四面街各广百步。北街当皇城南之大街，东出春明门，广狭不易，于旧东西及南面三街向内开，北广于旧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集积。

唐京都市有令丞以掌交易之事。凡建标立候，陈肆辨物，以二物平市，三贾均市；凡与官交易及悬平赃物，并用中贾。其造弓矢长刀，官为立样，仍题工人姓名，然后听鬻之，诸器物亦如之，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买卖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凡买卖不和而榷固，以更出开闭，共限一价，若参市而规自入者，并禁之。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197]此唐代市制之典型也。大抵唐初旧规，营业限于市内行之，玄宗时随商业之发达，京城两市近场之所，遂有商店之开设。[198]其后两市邻近诸坊，复有商店之迭见[199]，则地域限制亦渐有打破之趋势。文宗时尝有禁断夜市之敕[200]，则知由于市制之紊乱，其时已有夜间营业之事，而政府基于治安理由又旋加禁断也。五代之开封，由于居民增加，商业繁盛，市制亦呈废弛之象。周世宗显德二年四月诏曰：

东京华夷辐凑，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供办实难。[201]

此诏下文复有欲推广城垣之语。据此，当时商肆设立虽已不必限于市内，然究仍有坊市之区分，而非临街开户，自由来往，有如《东京梦华录》中所述北宋末年汴京之情形。其书卷二《东角楼街巷》云：

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十字街南去，姜行。高头街北去，从纱行至东华门街、晨晖门、宝箓宫，直至旧酸枣门，最是铺席要闹，宣和间展夹城牙道矣。东去乃潘楼街，街南曰“鹰店”，只下贩鹰鹘客，余皆真珠匹帛、香药铺席。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东去则徐家瓠羹店，街南桑家瓦子。

又《潘楼东街巷》条云：

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行裹角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土市北去乃马行街也，人烟浩闹。

则开封城内，但见大街通衢，生活自由，无复坊市分区之拘限。且夜市极盛，要闹地点，车马阗拥，通宵不绝；而饮食种类繁多，其专门擅名者，往往不乏其人。如袁褧《枫窗小牍》卷下云：

旧京工伎，固多奇妙，即烹煮盘案亦复擅名，如王楼梅花包子、曹婆婆肉饼、薛家羊饭、梅家鹅鸭、曹家从食、徐家瓠羹、郑家油饼、王家乳酪、段家熝物、石逄巴子、南食之类，皆声称于时。若南迁，湖上鱼羹宋五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皆当行不数者。

又有供市民大众娱乐之瓦子[202]，开封当时有新门、桑家、朱家桥、州西、保康门、州北诸处瓦子。《东京梦华录》卷二记当时肆之情形云：

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自丁先现、王团子、张七圣辈，后来可有人于此作场。瓦中多有货药、卖卦、喝故衣、探搏、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瓦子中所表现之技艺，种类甚繁，有般杂剧、枝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毬杖踢弄、讲史、小说、小儿相扑、杂剧、掉刀蛮牌、影戏、弄乔影戏、弄虫、诸宫调、说浑话等名目。此种规模宏大的娱乐场所之盛行，与唐代技艺表演多在寺院或市中者[203]，情形大异，此种新兴之事实，益征都市繁荣，乃与平民解放之主潮正是息息相关也。周邦彦之《汴都赋》，述开封繁华，其词极涉夸张，或难尽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自序》则富写实精神，其言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