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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市场形成的研究路径（第2页）

[31]何帆：《市场经济的起源——读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见《出门散步的经济学》，41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32][美]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23页。

[33]何帆：《市场经济的起源——读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见《出门散步的经济学》，41页。

[34]何帆：《市场经济的起源——读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见《出门散步的经济学》，42页。

[35][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前言”，6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36][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3页。

[37][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37页。

[38]SanthiHejeebuandDeirdreMcCloskey，“TheReprovingofKarlPolanyi，”CriticalReview，1999，13（3-4），转引自包刚升：《反思波兰尼〈大转型〉的九个命题》，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6）。

[39][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39页。

[40][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37页。

[41][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3页。

[42]王绍光：《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23页，北京，生活·bd}}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43][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47页。

[44][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49页。

[45][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1～52页。

[46][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5页。

[47][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5页。

[48][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7页。

[49][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5页。

[50][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7页。

[51][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62页。

[52]参见[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9～66页。

[53][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5页。

[54]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36～3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

[55]参见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27～30页。

[56]关于关系网络嵌入论，或者称为形式嵌入论的相关讨论，参见符平的《市场的社会逻辑》，具体分析请参阅该书第27～44页。

[57]参见[美]约翰·麦克米兰：《重新发现市场——一部市场的自然史》，余江译，7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58]参见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47页。

[59]在发生学意义上讨论市场的形成，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课题。在这方面，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做过不少工作，但他们总体上还是以“交易”“交换”来探讨考察对象的物品交流，不一定直接使用“市场”的概念。因为市场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体系中，都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体系。但是，前资本主义的交换是否也可以称为市场呢？事实上，正如上文所叙述到的那样，也有不少学者，如亚当·斯密、哈耶克、波兰尼等人，均在非资本主义市场的意义上，使用过“市场”的概念。因此，从发生学意义上讨论前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同样是一个可以立论的方向，尤其在传统中国商业特别发达的背景下，视其交易为市场，在特定意义上，显然并无不妥。在这方面，国内学者中，彝族学者龙建民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过重要尝试，他从彝族的集会、“十二兽”纪日入手考察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市场形成与发展历程。他指出，他要探究的“市场起源，主要探索和研究偶然的物物交换中一个买主和一个卖主两人的聚会交换如何发展为无数买主与卖主的共同聚会交换即集市——市场的初级形式，以及市场发展的初期状况”（龙著第10页），从这样的理路出发，他揭示了远古氏族男女外婚交往中的互赠礼物发展成氏族部落间以物易物的“访问式交换”，以及由此而反作用于氏族内部所形成的族内的“援助式交换”“馈赠式交换”和“访问式交换”，随后在原始共同体解体后两人的“碰巧式交换”发展为无数买卖双方的共同聚会而形成的“集会集市”，最终形成集场的过程，从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探讨了市场形成的历程。参见龙建民：《市场起源论——从彝族集会到十二兽纪日集场考察市场的起源》，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60]在这方面，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张应强、刘永华和叶锦花的研究值得关注。张应强研究清代贵州清水江流域，在朝廷追求特定木材的利益驱动之下，通过“当江”“争江”等问题以及生苗、熟苗、汉人、地方官和朝廷的共同作用，市场制度和交易场所的形成过程，对清代全国各地已经有大量市场交换行为的背景下，西南地区的市场形成过程提出了相当深刻的理解，显示出历史人类学在经济人类学领域的重要价值，并有可能形成与经济学市场理论的对话。参见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50～10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刘永华揭示了明代到民国四保墟市的形成过程，反映了地方社团进行权力较量和角逐地域控制权的历史，说明了地方社团尤其是宗族组织在墟市形成中的作用。参见刘永华：《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叶锦花研究了明初到明中叶官府对泉州府四个盐场灶户的管理体制从直接人身控制到以征收货币赋税为主的经济控制的转变，揭示了这一管理体制转变所带来的灶户沿着既有食盐贸易路线经商，并建构起将海外贸易与福建山区商业联结在一起的市场网络的过程，探讨了市场形成的制度路径。参见叶锦花：《亦商亦盗：灶户管理模式转变与明中期泉州沿海地方动乱》，载《学术研究》，2014（5）。

[61]参见[法]马塞尔·莫斯：《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汲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2][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233页。

[63][英]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53页。

[64]参见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18～30页。

[65]参见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32～33页。

[66]在社会学家布迪厄的体系中，人际关系网络的意义也可以用“社会资本”来表达。所谓社会资本，就是“某个个人或是群体，凭借拥有一个比较稳定、又在一定程度上制度化的相互交往、彼此熟识的关系网，从而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总和”。参见[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16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67]参见符平：《市场的社会逻辑》，53～70页。

[68]李拂尘在吸收符平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市场形成研究的理论框架。他说，市场形成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市场秩序何以可能，一是市场秩序为何如此。为解决这两个问题，他认为市场由“制度—选择环”和“选择—市场形成环”两个环节构成。制度包括规则、规范和经济社会结构两方面，选择则包括市场主体的行为方式、政府主体的行为方式、社会主体的行为方式三种类型，三种类型的行为方式在具体制度的规范下而行动，形成了市场。他认为由此可以解决市场秩序何以可能和市场秩序为何如此两大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李拂尘的《制度、选择与市场形成：一个理念框架》（载《学术界》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