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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再说事实（第1页）

六、再说事实

经过几十年的演化，寇连材的“事迹”变得越来越丰富了。站在传统的史学立场上，如果强调确凿的证据，关于寇连材的身世，现在能够确定的并不多。主要有以下几点：他是北京昌平南七庄人，祖父名寇怀璧，父亲名寇士通。寇连材原名成元，排“成”字辈，为独子，叔伯兄弟大排行行七；15岁时与顺义张姓女子结婚；光绪十六年（1890年），其父与赵姓财主因地界纠纷输了官司，家破人亡。寇成元遂抛妻舍子，入京自阉入宫，后改名寇连材。[68]至于入宫后的情况，据清宫档案，可以确定的有三点：其一，寇连材于光绪十九年五月初十日（1893年6月23日）入宫，时年17岁；其二，入宫后即在奏事处当差，充最低级的使令太监，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八日（1895年11月14日）经总管崔玉贵等奏请，才将其补储秀宫当差，这是一次正常的工作调动；其三，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1896年3月29日）被杀。[69]除此而外，其他生动无比的细节和“事实”，都是在寇氏死后逐步衍生出来的。

有关寇连材的事迹，还有一种与“烈宦”形象不同的说法。这是一位名叫信修明的太监所知道的情形：

寇连材是奏事处的太监。素与太后掌案太监王俊如来往过密。王被珍妃卖官事牵连，发往奉天充军。寇连材异想天开，想作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想上一个奏章，自以为如果太后采纳，可为升官之道，如太后不喜欢，仅是充军奉天，不惟可与王俊如聚首，也是发财之一途。因清朝太监充军外地，人还未到，当地就先有人代办沿路车马饮食费用，到了军所，将军以下的官长无不高看，因是近侍太监，谁也不敢得罪。岂知寇连材上了奏章，不仅没博得太后喜欢，反而获一死罪。

太后宫太监，平日事甚繁忙，无休息之时。每至春正月，按例有五天官假。寇因此告假出宫。在此五天之内，他草就了一个奏章。一天清晨进宫未到司房销假，直接去了颐和园乐寿堂。此处是太后寢宫。早晨太后刚刚起床，正在**坐着梳头。寇连材到窗外跪地，头顶奏章说：“奴才有奏事。”太后惊讶说：“吆，这东西，不是找死吗！”叫李莲英上来，不一会，李进殿。奉旨将寇交刑部治罪。李莲英接过寇的奏章说：“好小子，我们的人会有像你这样出色的？”实际上是讥笑他。清朝规定太监不得干预朝政，不问缘由，押到菜市口把寇连材杀了。奏章并不出奇，交司房存库了。[70]

这段口耳相传的说法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至少一直流传在太监内部相对封闭的圈子里，受到外界影响的可能性很小。如果按照信修明的说法，寇连材的奏章“并不出奇，交司房存库了”，那么，这份折子又怎么会流落出来呢，又成为人人欲先睹为快的名篇呢？这里还是有很多可能永远解释不清楚的疑点。

由于一件无法证实的折子，衍生出来一连串的故事和情节。寇连材死去了，历史上却诞生了一位在宫廷斗争中正义凛然的“烈宦”。研究、传承历史，不止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作家、艺术家都是参与者。面对寇连材的“事迹”，人们可能会产生种种联想：“层层累进”的事实是否就是建构出来的？在论证历史学的科学属性时，如何对其中存在的艺术特征加以准确的判断？或许，走向历史深处、探求事实与真相永远是历史学家执著的追求；可是，在一些情况下，从历史的起点出发，顺着时间的方向，考量历史认识（“事实”）增长和演化的过程，知其所以然，也不失为一种精准把握历史的尝试。

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1]参见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4），1054～1058页，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246页；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153～157页，长沙，岳麓书社，1985；甘孺（罗继祖）：《寇连材与荣禄》，载《史学集刊》1987年第4期，后收入《枫窗三录》（大连，大连出版社，2000），147～148页；彭长卿：《太监寇连材》、《再谈太监寇连材上折事》，《紫禁城》总第29期（1985年5月）、总第37期（1987年2月）。在一些文献中寇连材也被写做“寇连才”、“寇联材”、“寇联才”，野史中又写做“寇良才”。

[2]萧公权：《翁同龢与戊戌维新》，46～47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3。

[3]戚其章：《梁启超〈烈宦寇连材传〉考疑》，载《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另见戚其章：《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406～412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

[4]唐益年：《寇连材上书新证》，收入清代宫史研究会编：《清代宫史求实》，411～425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2。

[5]春木、精武：《寇连材其人其事》，载《历史档案》1994年第2期。后收入任继愈主编：《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第3辑，489～491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上世纪80年代初，寇氏后裔寇长城、寇广兴曾撰文章，叙述其祖上“深明大义，赞助维新，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事迹，参见寇长城：《记维新运动中的宦官寇连材》，北京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11辑，238页。

[6]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94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7]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28页。

[8]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479页。当时与汪、吴同时交换过信息的还有梁启超，详见下文。

[9]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下册，9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31页。

[1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34、736页。

[12]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736页。

[13]彭长卿编：《名家书简百通》，8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此前作者已撰文《太监寇连材》在《紫禁城》第29期披露过该信的内容。

[14]该件现藏国家图书馆分馆，题为《甲午战争奏折史料》。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引述概要，全文详见戚其章：《梁启超〈烈宦寇连材传〉考疑》，载《历史档案》1987年第4期。

[15]参见唐益年：《寇连材上书新证》，清代宫史研究会编：《清代宫史求实》，411～425页。

[16]《神京杂俎》，载《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五日。

[17]《凤池染翰》，载《申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初十日。

[18]参见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修订本），160～190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蔡乐苏等：《戊戌变法述论稿》，320～337页。

[19]杨崇伊：《奏为特参侍读学士文廷式记名御史编修李盛铎贪鄙任性请旨查究事》，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录副奏折，档案号035338089，清史工程网，124。207。8。21qinghistory，访问日期，2011年12月12日。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2册，52页。

[21]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887页。

[22]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888页。

[23]参见佚名：《奏为在营口拿获逃走太监王得福等分别就地正法押解赴配事》，光绪二十二年二月（按，应为四月），朱批奏折，档案号0401011071028，清史工程网，124。207。8。21qinghistory，访问日期2011年12月12日。

[24]《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17册，210～21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5]《张謇全集》第6册（日记），381页。

[26]沈能虎、盛宣怀致李鸿章电，转引自钱仲联：《文廷式年谱》，载《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期，300页。

[27]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三），电稿三，639页。

[28]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一月初一日文廷式上疏参劾军机大臣孙毓汶在对日决策中的失误，言辞犀利。次日，慈禧召见军机大臣时指责文“语涉狂诞”，声言“事定当将此辈整顿”。可知慈禧对文廷式早已成见在胸。见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754～2755页。

[29]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1831页。

[30]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719～720页。

[31]《桂林梁先生遗书·感叩山房日记节抄》，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34辑，20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