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三康梁对第一次上书的美化和夸大（第2页）

[17]《与潘文勤书》（1888年），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197页。

[18]《与潘伯寅宫保书》（1889年），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203页。

[19]彭长卿编：《名家书简百通》，173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20]刘志惠点校：《曾纪泽日记》下册，1739页，长沙，岳麓书社，1998。

[21]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2332页。

[22]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2335页。

[23]翁万戈辑：《新政·变法》（翁同龢文献丛编之一），287页，台北，艺文印书馆，1998。

[24]据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称，“康有为始名祖诒，初入京见同龢，用布衣康祖诒帖，既又自称荫生，同龢笑曰：汝既深受国荫，名祖诒，即不应以布衣傲我。阳折之，实阴爱其才”。见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77页。查翁、康首次会面系于乙未闰五月初九（1895年7月1日），胡思敬与康为这一年同科进士，或于此时闻此轶事。依胡氏所言，翁似乎对当年康“以布衣傲我”之举仍有嘲讽。

[25]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292页。

[26]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5页。

[27]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一般认为是戊戌政变后不久。笔者认为，其撰写或始于流亡日本时，但最终定稿当在1927年康氏逝世前不久。因此，有理由推断康有为是看过1925年影印出版的《翁文恭公日记》的，康自言翁未代其上书系出于“保护”，或自日记中“语太讦直，无益，只生衅耳”一句敷衍而来。

[28]康有为：《与沈子培刑部书》，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戊戌变法前后》，206页。

[29]唐文治：《题先师沈子培先生手迹后》，《茹经堂文集》卷2，民国丛书本。

[30]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16页。

[31]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可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603～626页）及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20～56页）。笔者以为，此项研究似不可过分依赖康氏年谱与现存康代屠仁守草拟章奏墨迹之间的互证。因为现存墨迹是否是1888年的原迹，抑或是康后来的新抄件，现在已很难说清；况且，《屠光禄奏疏》刊印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促成是书刊行并为之写序的刘廷琛与康同为复辟党人，康有为看到此书是有可能的。若是，则现存康氏代屠仁守草拟章奏的墨迹是否写于看到此书之后，以及康氏墨迹有无可能出自对屠氏部分章奏的删改诸问题恐怕很难厘清。对此，还需要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32]据康有为说，他曾赠洪良品一首诗，“并示屠老”，称与他们“过从甚密”。参见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36页。

[33]参见陈勇勤：《康有为与清议的动机》，载《北方论丛》1994年第1期。

[34]《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49页。

[35]《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250页。

[36]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8～29页。

[37]钱仲联：《黄公度年谱》，参见《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附录二，1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