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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第1页）

七、结语

到底怎样认识和评估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的实际影响，学界是存在分歧的。事实上，当我们从思想史的层面着力分析康有为改革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时代意义时，可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无论康有为在当时士林中曾有过多大的影响，无论其政治主张多么犀利和切中时弊，但是在政治运作的层面，他是很无奈的。身为额外主事，康氏职位卑微，根本无法与宋神宗变法时的宰辅王安石可比；[163]因而如何取得光绪帝信任、迅速进入核心决策层便成为康有为孜孜以求的首要目标，甚至是他在京活动的重心所在。为此，他不得不密结张荫桓，精心策划，煞费苦心，寻找终南捷径。可见，澄清康氏进用内幕是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由于康氏骤然进用是沿着非正常途径实现的，以至被视为“钻营”“侥进”，当事人掩盖内幕并不意外。当戊戌年五月许应骙、文悌将张荫桓援引康氏之事揭破时，张、康不得不设法应对。从实际情况看，在援引康氏过程上，张氏始终欲借重翁同龢，共担责任，并得到光绪皇帝的认可，不料，却遭到翁的拒斥。因此，政变后张、康二人异口同声，将荐康的责任推给翁氏，不是偶然的，何况因英、日外交干预而产生的张“非康党”上谕，为他们掩盖真相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当翁氏“荐康”说传开后，刚毅等人又乘机罗织，将翁打入康案。在这场多种力量介入的政治斗争中，康、梁与刚毅、许应骙等人各得其所，张荫桓也得以暂避风险，只有开缺在籍、为慈禧所仇视的翁同龢再遭打击，成为这场博弈的牺牲品。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却再次显示了它的神奇：当真正的荐康者悄无声迹地被淹没在茫茫历史中的时候，“维新第一导师”的桂冠却为翁氏赢得了后世的普遍敬仰。这大概是时人与今人始料未及的。

原载《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本文系2010年5月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第三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会议论文，承姜涛研究员、茅海建教授、桑兵教授、李细珠研究员提出宝贵的批评意见；在修改过程中又得到王汝丰、朱育礼两位先生的指教，特此一并致谢。

[2]参见茅海建：《戊戌变法史实考》，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以下简称《〈我史〉鉴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多年来笔者与茅老师交流较多，屡受启发，兹再致谢忱。

[3]其中茅海建、房德邻两位先生对乙未年康有为公车上书问题的讨论尤具代表性，参见茅海建：《“公车上书”考证补》，载《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4期；房德邻：《康有为与公车上书——读〈“公车上书”考证补〉献疑》，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1、2期；茅海建：《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载《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

[4]目前出版的大部分近代史著作以及翁同龢、康有为的传记都持这种观点，兹不详举。

[5]参见何炳棣：《张荫桓事迹》，载《清华学报》第13卷第1期（1943年3月），185～210页。除了材料的局限，该文有关张、康关系的基本观点至今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6]相关研究论著主要有：王贵忱：《张荫桓其人其著》，载《学术研究》1993年第6期；《〈张荫桓戊戌日记〉后记》，载《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苏晨：《张荫桓与戊戌变法之谜》，载《东方文化》1994年第3期；范耀登：《张荫桓与戊戌维新》，载《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李吉奎：《张荫桓与戊戌变法》，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马忠文：《张荫桓与戊戌维新》，王晓秋、尚小明主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笔者发现，几乎所有关于翁氏“荐康”的文献都是政变后形成的，其中又以康氏本人的记述为多。从文献形成与刊印的时间顺序可以看到，康有为对翁、康关系的描述，如同滚雪球一般，细节越来越生动，是一个不断塑造的过程，到民国时期达到顶峰。参见马忠文：《“翁同龢荐康”说考辨——翁、康关系再认识》，常熟市人民政府、中国史学会编：《戊戌变法与翁同龢》，224～25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8]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116～11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9]黄濬：《花随人圣盦摭忆》，46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引文中括注的人名为引者所加。下同。

[10]黄氏又言：“吾闻当时樵野与康、梁，私人抵掌谈政治，辄昌言无忌，实为致死之由。……樵野之死，乃于庚子夏义和团方炽时，京中突有密电致新疆当局，属阴置张荫桓于死地。相传此电乃西后授意者，南海曾述之。见于官文书者乃云，有密旨以张荫桓通俄，就地正法。和议成，始昭雪，复原官。”见《花随人圣盦摭忆》，466页。

[11]胡思敬：《戊戌履霜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以下简称《戊戌变法》丛刊）第1册，375页；第4册，82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

[12]参见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441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3]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465～466、472、478、480页。

[14]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481页。

[15]参见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8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16]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康有为自订年谱有多种版本，本文均据此版本。

[17]参见周育民：《康有为寓所“金顶庙”考》，林克光等主编：《近代京华史迹》，423～42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18]戊戌年康有为在内城仍寓居此处。另外，政变前容闳（字纯甫）也居此，见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59页。

[19]参见汤志钧：《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新探——翁同龢摘抄手迹读后》，载《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马忠文：《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活动探微》，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20]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5册，2696、26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7。

[21]张荫桓甲午日记的两册原稿现藏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一册起自光绪二十年（1894年）三月初一日，止于五月初一日；另一册起自七月初一日，止于八月二十五日。这两册日记原为康有为收藏，后由其家人捐献给近代史研究所，原稿前有康氏题记云：“呜呼！此吾邑张樵野尚书甲午札记也。尚书既以戊戌党祸抄没戍新疆，庚子以谏用拳匪惨戮。此册经如（按，原稿如此）劫流于外，张君有楣以记中有誉我语，因赠我。中多记□□事，关涉颇大，若朝章国故尤夥，足与常熟日记参考。若夫生死患难文酒过从之感，追思萦欷。天游。”（详见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前言）可惜两册原稿都有残缺。从种种迹象看，似系康氏刻意毁弃者。据康年谱，康氏五月初六日离开北京，此前他不会不去张处辞别，但现存稿本第一册五月初一日后的内容却被整齐裁去，并非自然损毁。贾小叶博士认为，这可能是张荫桓在政变后为避祸自毁的。但是，从日记中赞扬康氏的文字保存完好的情况看，似非张氏自为。另外，康在年谱中称：“五月方在京师，有贵人问曰：国朝可百年乎？余答之以‘祸在眉睫，何言百年？’贵人甚谬之。”茅海建教授推测“贵人”可能是张荫桓（《〈我史〉鉴注》，53页）。揆诸当时张、康二人交往密切、无话不谈的情形，这个推断应当准确。而且，笔者以为，这些谈话可能也是被康氏撕去的五月初几天日记中的内容。将张赞誉他的话保留下来，而将批评他的内容予以毁灭，这非常符合康氏的性格。

[22]参见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载《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3]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外二种）》，24页。此外，杨天石先生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发现了一封甲午年八月梁启超致康有为信函的抄件，也提及相关情况。参见《梁启超为康有为弭祸——近世名人未刊函电过眼录》，《杨天石文存·晚清史事》，70～7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该文原载《光明日报》2003年7月8日，史学版。

[24]参见张謇研究中心、南通图书馆编：《张謇全集》第6卷（日记），364～368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

[25]许应骙：《明白回奏并请斥逐工部主事康有为折》，《戊戌变法》丛刊第2册，481页。

[26]关于张荫桓甲午日记稿本缺损的情况，可参见前文注释。

[27]见汤志钧：《乘桴新获——从戊戌到辛亥》，66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这份材料系政变后张之洞授意梁鼎芬搜集并交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希望能在日本报纸发表以揭发康氏，故有贬康的倾向。参见孔祥吉：《清人日记研究》，93～97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28]苏舆：《翼教丛编》，165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