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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精神价值取向（第1页）

第十六章在历史与人文之间徘徊———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精神价值取向

在新时期文学阶段，中国的文学创作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它们树立了一个个精神高地，使读者能从这一个个精神高地来瞭望这纷繁的世界。文学创作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价值取向。文学可以反思现实，可以寻根溯源，可以消闲破闷，可以娱乐调侃，可以演绎历史，可以增长知识，可以丰富情趣……这多样的追求都无可非议。但毋庸讳言的是，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在多样化中也存在混乱。新时代的社会生活主题无疑是“改革开放”，即一般人所理解的发展经济。正面反映现实改革和社会转型的作品除了有大量的纪实文学外，小说也不少。但就这些小说的艺术范式看，真正有影响并有代表性的则并不多。当然问题还不在艺术范式少，而在这些范式背后的精神价值取向是不是令人满意?本章试图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探讨，并提出“历史—人文”辩证矛盾的精神价值取向的新观点。

一、三种艺术范式及其精神价值取向

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十分复杂。这里不是一般性地泛论小说的得失成败，仅就反映“改革开放”现实的小说的范式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做一些评说。我认为新时期以来反映改革现实的小说的艺术范式，基本上有如下三种。

1。范式A———改革保守

《乔厂长上任记》可以说是最早的最具代表性的正面反映改革的作品，其艺术范式可以概括为“改革反改革”。“铁腕人物”乔光朴靠着自己的领导才能、专业知识和说一不二的作风，大胆改革，击败了反改革势力的代表人物原厂长冀申，硬是使一个亏损的大企业电机厂恢复了生机。这篇小说一出，其范式被许多作家采用。在我看来，连《沉重的翅膀》，连直到不久前出版的《人间正道》，都不过是这一范式的变异而已。作品中的代表改革势力的人物，不论是胜利的功臣，还是失败的英雄，都怀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改革事业奋斗不息。这个范式的价值观是高扬历史理性精神，认为新的创造的现实取代旧的历史的惰性是必然的，社会就是这样在新陈代谢中前进的。在高扬历史理性的同时，“人文关怀”基本上没有进入到他们的视野。一个例子是乔光朴为了避免人家的闲言碎语，为了营造没有后顾之忧的工作环境，竟然未与他的情人童贞商量，便突然宣布他与童贞已经结婚了，从而伤害了童贞的感情。但在乔厂长看来，伤害感情算得了什么，最富人文的爱情婚姻也可以被并入到他的改革方案中。生产的发展就是一切，这就意味着单维的历史理性就是一切，“人文关怀”可有可无。

这种范式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反映现实斗争的小说，虽然观点和具体内容都不同，但基本范式则十分相似。一般情况下，它产生的要么是颂歌式的作品，要么是诅咒式的作品。在这种范式中，作品中被作家从历史角度赋予肯定性（或否定性）的人物或事件，同时也是作家从人文道德角度加以赞美（或否定）的人物或事件。中国当代文学中这样的创作范式一直占主流。《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小传》《创业史》《红旗谱》《山乡巨变》《金光大道》《艳阳天》等以及所有的“样板戏”都是这样的作品。作品中被作家赋予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人物同时也是人文道德上的“完人”（如梁生宝、高大泉），同样，被剥夺了历史发展必然性的则一定同时是十恶不赦的罪人（如黄世仁、南霸天）。由于这类作品在人文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上没有出现分裂或背反，因而风格上具有单纯、明朗的特点。平心而论，这一范式也产生过一些优秀作品，这是不应否定的。但是，毋庸讳言，在更多的情况下，这种单纯与明朗常常是建立在对于历史、社会以及人性的简单化理解的基础上的。这一范式常常人为地掩盖或至少是忽视了社会历史发展中存在的悲剧性二律背反（即历史进步与人文道德的背反、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背反、生活世界与工作世界的背反）现象，慷慨地完全地赋予历史发展以人文道德与价值上的合法性，客观上起着或多或少美化现实、掩盖历史真相的作用。同时，这种创作范式也忽视、掩盖了人性的复杂性，人的道德品质与他（她）的历史命运之间的悲剧性背反（好人、君子没有历史前途，而坏人、小人倒常常成为历史的弄潮儿，这就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可悲事实）。由于看不到历史与人性的悲剧性二律背反，所以在这类作家的笔下充满了一种廉价的乐观主义，一种简单化的历史与道德的人为统一，仿佛历史的进步总是伴随道德的进步以及人性的完善，我们的选择总是十分简单的，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就是道德上的完善过程，好人必然而且已经有好报，坏人必然而且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里反映出某些作家常以时下的口号为规范，而不是以自己对生活的真实体验为创作之资源。

2。范式B———人文改革

第二种范式以发表于1981年的王润滋的中篇小说《鲁班的子孙》和发表于1994年的张炜的长篇小说《柏慧》为代表。这也是一种二元对立范式。在《鲁班的子孙》中，矛盾在一个家庭内部展开，老木匠黄志亮与养子黄秀川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思想路线。前者迷恋于恢复大队主办的“吃大锅饭”的木匠铺;后者则热衷于开带有现代气息的私人的小企业。前者的信条是“天底下最金贵的不是钱，是良心”;后者推崇的则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能赚钱就行”。这是传统的良心与现代的金钱的对抗。《柏慧》的故事则是在象征素朴文明的葡萄园与象征现代文明的新的工业之间展开。作品中的主人公“我”从地质学院毕业来到○三所，不能承受人际纷扰，再到一家杂志社，还是不能适应这城市的生活，转移到登州海角（一处穷乡僻壤）的一个葡萄园，终于远离城市的浩浩人流和拙劣的建筑，找到自己的“世外桃源”，并决心“守望”这片绿色的土地。但现代化的脚步还是来到这里，建立现代矿井的隆隆的炮声意味着“我”将失去美丽的赖以生存的家园。这是素朴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对抗。这两部小说虽然不同，但似乎可以归结为同一范式:“改革人文”。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与“人文”两个维度中，作者情感的天平完全倾向于“人文”一边。在《鲁班的子孙》中，作者的同情与赞美在老木匠黄志亮一边，并非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的那样作者是从抽象的道德良心出发的。作者通过其令人信服的艺术描写，证明了黄志亮的良心道义是世世代代劳动人民道德理想的凝聚，是他自己全部生活实践的凝结，这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可宝贵的。在《柏慧》中，中心话语是“守望”:

……这越来越像是一场守望，面向一片苍茫。葡萄园是一座孤岛般美丽的凸起，是大陆架上最后一片绿洲。

是的，在人们面对现代工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其他种种社会弊端的时候，激起人们的守望森林、山川、河流、果园等一切大自然的热情，是完全合理的。这一范式的价值观是人的价值与生存比什么都重要。改革也好，现代文明也好，一旦妨碍了人的善良之心或诗意地栖居，又有什么意义呢?然而这样一来，“人文”的维度也就压倒了“历史”的维度，甚至于只剩下“人文”这单一的维度了。那么请问，历史还要不要前进?科学文明还要不要加以提倡?物质文明还要不要发展?难道让人类退回到原始的丰富性是合理的吗?人文与工业化就真的是势不两立的吗?如果作者是在写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难道也可以把战争的历史维度，即它的“正义”问题放在一边，而只关注人性、人道和人文关怀吗?

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寻找理由来替这一艺术范式辩护。因为，文学家是专门在人文、人性、情感这块园地上耕耘的人。他们观察现实的角度可以与政治官员、经济学家、企业家保持一定的距离。政治官员、经济学家、企业家所重视的方面，他们可以不予关注或少予关注，相反，政治官员、经济学家、企业家所忽略的方面，作家则会全神贯注。这是作家的责任与权利。中外文学史上都有这种对历史不恭而对人文道德理想倾注了热情的优秀之作。从意识形态理论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意识形态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意识形态、哲学意识形态、法律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形态（如宗教、文学、艺术）等。各种意识形态虽然最终要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来解释，但各种意识形态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政治的意识形态对其他各种意识形态虽有影响，但不是决定一切的。审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常常是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保持距离，不但不一味依附于它，相反要审视、反思这种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所产生的社会效果。新时期以来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就是基于文艺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的性质及其功能，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甚至是批判的声音，而不必重复和图解主流话语，从人的条件和人的生存需要的角度来帮助时代的健康精神环境的形成。

这样，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作家，基于人文主义的立场对于工具理性、技术全能主义的现代化意识形态的警惕与批判是有益于人类精神环境的平衡、人的全面发展的。人文关怀的理想在他们作品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就显示了自己的特殊意义。这种意义除了在于上述精神文化环境的平衡以外，由于评价角度的不同，还在于作家更多地看到了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和种种负面的情境，特别是历史发展所付出的道德代价，这样他们就从另一个角度真实地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在人类的历史上，历史与道德常常出现二元对立现象，在激烈的社会转型时期就尤其如此。这体现出历史发展的“悲剧性”，体现出历史发展维度与人性完善维度的“错位”。西方的伟大思想家都深刻地看到了现代化和技术进步过程在文化、精神、价值、信仰方面造成的巨大负面效应。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说:

进步的加速似乎与不自由的加剧联系在一起。在整个工业文明世界，人对人的统治，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日益加强。这种倾向不仅仅是进步道路上偶然的、暂时的倒退。集中营、大屠杀、世界大战和原子弹这些东西都不是向“野蛮状态的倒退”，而是现代科学技术和统治成就的自然结果。况且，人对人的最有效征服和摧残恰恰发生在文明之巅，恰恰发生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成就仿佛可以使人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的世界的时刻。[1]

马尔库塞并没有夸大事实，他只是揭露事实而已。20世纪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文明似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正是在这个看起来是历史进步的时代，人类也遭到了空前的战争灾难和种种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与这种情况相对应，站在新的文明之外的西方现代派作品往往是反现代文明的（反科技理性、反物质主义、反工具理性、反工业化、反城市化等），现代派的作家也基本上都是对现代化采取了这样或那样的批判。然而，这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现代文明（自从人类社会进入现代以来，经济发展、物质进步、征服自然、个人自由等一直是主导的思想意识）的盲点，客观上有助于使人认识和警惕社会的现代化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福克纳的作品则走得更远，竟然反对南北战争，为北方的庄园主制度辩护。但历史理性的缺乏似乎并不妨碍他们的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如果福克纳为南方的工业化进程唱赞歌而不是唱挽歌，很难想象他的作品还有如此强大的艺术力量。然而，我并不认为这种“唯人文主义”的作品就全然好。历史的进步包括物质的发展是人类必经之路，也是符合人类的利益的，人文和人性的东西也要有物质的基础，离开这种物质文明的基础，人的生存质量也不可能改善。因此，离开一定的物质条件来讲人性、人情和人道，也是有困难的。

3。范式C———权力商业资本

正面反映改革现实的第三种范式，是产生于1996年的所谓“新现实主义”小说。代表小说主要有刘醒龙的《分享艰难》，谈歌的《大厂》，何申的《年底》，关仁山的《大雪无乡》等。这些作品描写改革和社会转型时期国营企业或乡镇企业所陷入的困境。困境的核心之点是:厂长、党委书记、乡镇长面临着纷繁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得靠钱。有钱一切就会迎刃而解，没钱则寸步难行。“弄钱”成为这些小说的核心话语。为了弄钱，《大厂》中的厂长吕建国和书记贺玉梅就必须以牺牲良知与道德为代价，对那些吃喝嫖赌、无恶不作的订户奴颜媚骨、刻意逢迎、陪吃陪喝，甚至为他们提供犯罪的机会和条件（嫖娼宿妓）。当这些订户被公安局抓获后，又不惜走后门、拉关系，甚至用党费请客，把那些不法之徒“请”出来。以吕建国为代表的“权力资本”在与“商业资本”对抗中实行妥协。为了弄钱，《分享艰难》中的镇领导孔太平甚至可以原谅强奸他心爱的表妹田毛毛的流氓企业家洪塔山，继续与他同流合污。这范式可以概括为“权力与商业资本的又对抗又勾结，以实现摆脱困境的目的”。问题在于如果作者对这种种污浊现象进行批判，揭露其实质，那就好了。可惜的是作者恰恰是同情这些厂长、书记、乡镇领导，把他们看成是改革的力量，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得已的事情。在“弄钱”为中心话语的结构中，这些作者一方面对转型时期的现实生活中的丑恶现象采取了或多或少的认同态度，缺少向善向美的人文关怀;另一方面把改革开放理解为不择手段地发展经济，对何谓历史的进步缺乏清醒的认识，从而又丧失了历史理性。如果说，第一种范式抓住了历史理性维度，第二种范式抓住了人文关怀的维度的话，那么第三种范式是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两个维度的双重缺失。正面反映改革现实的作品变异到这样一种范式，不能不说是文学的“异化”。

这一范式的可悲之处在于，它们看似最贴近现实，实际上是向不合理的现实妥协。中国改革开放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以“孔太平”们为代表的“权力”因为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而与“商业资本”的勾结，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导致贪污腐败流行，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在这样一个范式里，一方面是不关心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他们的人性所受到的种种摧残，没有进入作家的视野，自然容纳不了人文精神;另一方面又不强调企业的现代化改造和科学技术的运用具有丰富的内涵，特别要充分考虑人的发展的问题，这自然也就排斥了历史理性。在上述三种范式中不能不说这是最无价值的一种范式。

二、历史理性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张力

当代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当然可以多种多样，但历史理性、人文关怀和文体选择三者之间保持张力和平衡，应该是文学的精神价值的理想。文体问题前面几章都有所涉及，这里仅就文学创作中的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以及两者的关系简略地谈点看法。

1。历史理性和人文关怀作为价值尺度

历史理性是人们对全面促进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进步力量的肯定评价。当然，经济的进步无疑是历史理性的重要的一环。马克思早就说过，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别的活动。要解决吃、喝、住、穿，当然要发展经济。所以发展经济以及如何发展经济是历史理性题中应有之义。如何发展经济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要由经济学家去研究解决。但是面对目前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我们绝不可以把“改革”与不择手段地“弄钱”简单地等同起来。我们起码要知道，在改革开放中建立现代的企业制度的重要性，建立有序的金融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经济的发展应有利于社会的公正与道义的健康的重要性等。社会进步所面临的问题是很多的。文学家如果要正面反映当前的正在变化的现实，就不能不以历史理性深入思考这种种复杂问题，不能没有对社会问题的清醒意识和深刻理解。没有历史深度的作品必然不能体现时代精神，因此“历史理性”不能不是文学创作的价值的一个尺度。马克思、恩格斯在评论作品时高扬“历史的”尺度是理所当然的。但对历史尺度必须有正确的深刻的理解。像当前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那样去把握历史，去理解改革和社会转型，肯定是不行的。《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通过健全厂规厂法，激发人们生产的热情，虽说具有一定的历史理性精神，但总体来看还是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十七年所产生的大量的以反映现实斗争题材的“运动反运动”范式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也是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这里都存在对历史理性的“误读”。

人文主义在欧洲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产物。可以说文艺复兴运动的全部精神成果，就是肯定了“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一般说来，西方思想分三种不同模式看待人和宇宙。第一种模式是超越自然的，即超越宇宙的模式。集焦点于上帝，把人看成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第二种模式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集焦点于自然，把人看成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像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的模式，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2]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关于西方思维模式的概括对我们是有启发的。根据他的研究，他认为人文主义有三个特点:第一，人文主义集中的焦点在人身上，一切从人的经验开始。人可以作为根据的唯一的东西就是人的经验。第二，人的价值就是人的尊严。一切价值的根源和人权的根源都是人的尊严。人之尊严的基础就是人具有潜在的能力以及创造和交往的能力。第三，对于人的思想的重视，人能够通过对历史文化背景和周围环境的理解形成一定的思想。思想既不完全是独立的，也不完全是派生的。与人文主义发生最为密切关系的就是艺术。“艺术与人文主义有着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这除了适用于文学和戏剧以外，也适用于音乐、舞蹈以及其他非口头艺术如绘画、雕塑、陶瓷，因为它们有着越过不同语言的障碍进行交往的力量。”[3]由此不难看出:第一，人文主义的主题是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和人的创造力;第二，人文主义与文学艺术有血缘关系。人文主义作为文学的一个批评尺度，是历史赋予的，不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中国古代有没有人文主义?我们的看法是，作为一种思潮的确没有，但作为一种精神是自古就有的。古人讲礼乐，实际是以人为中心，是讲对人的尊重。“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强调对人的尊重。所以古人说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刘勰）。中国的“人文”与文学艺术的关系也是极为密切的。当然，中西人文精神在相同中，在具体内容上又有很大差异，这是不应混淆的。我们在运用中要区别对待。然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和中国的“人文”精神都以人为中心，认为人的良知、道德、尊严是所有价值中最具有价值的，这些基本上是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人文关怀作为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尺度是理所当然的。《鲁班的子孙》中的黄志亮关于“天底下最金贵的不是金钱，是良心”的呼唤，《柏慧》中“我”对人的诗意的家园的“守望”，都可以说是人文关怀的艺术体现。

2。“历史—人文”双重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