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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平卢系藩镇的解体02（第2页）

[13]《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14]《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四年五月”条：“戊子，以淮西留后李希烈为节度使。”

[15]《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九月”条。

[16]《旧唐书》卷145《李希烈传》。

[17]《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九月”条。

[18]《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九月”条。

[19]“四镇之乱”中的四镇指河北的成德、魏博，河南的淄青，以及山南东道，由于它们是德宗建中二年起兵讨伐的对象，故而旧史中“四镇”并提。“四镇”成为德宗讨伐的对象，乃在于它们均有“期以土地传之子孙”的政治意愿，并且“相与根据蟠结，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赋、刑杀皆自专之”（《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十二月”条）。“四镇”对待唐廷的政治态度具有一致性，并且彼此相互依托、互为表里。不过《旧唐书》卷121《梁崇义传》已经指出，山南东道较之其他三镇“地最褊，兵最少，法令最理，礼貌最恭。其地跨东南之冲，数有王命之所宣洽，故其人知化”。除了在地理上远离其他三镇外，山南东道自创立伊始就与安史集团没有关系，这也是它有别于两河三镇的地方。因此，德宗对待梁崇义的态度与其他三镇其实有所不同。从《旧唐书·梁崇义传》和《新唐书·梁崇义传》及《资治通鉴》的记载来看，德宗对待梁崇义的基本态度是招其入朝，而且在前者准备用兵两河之际，还“加崇义同平章事，妻子悉加封赏，赐以铁券”。史称这是德宗“欲示恩信以安之”。以上这些显示出，尽管“四镇”对待唐廷的态度基本一致，但德宗对待“四镇”的策略则有所不同，其视山南东道仍旧是可以招抚的对象，而于两河三镇则没有回旋的余地。德宗对待梁崇义的这种态度，让人联想到不久前刚入朝的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与梁崇义一样，崔宁担任西川节度也有十余年之久，史称其“恃地险兵强，恣为**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资治通鉴》卷226“大历十四年九月”条）。崔宁在德宗即位后的大历十四年九月入朝，虽然史料没有透露出关于崔宁这次入朝的细节，但我们认为，它必然与德宗即位后的强硬态度有关。唐廷对于西川、襄邓态度的相似性或许表明，德宗对待藩镇的态度在南北两地是有所不同的，尽管南方的藩镇也存在与北方结托甚厚的情况。

[20]关于任命李希烈的时间，《新唐书》卷7《德宗纪》的记载与《资治通鉴》相同，《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则略有不同：“（五月）己巳，以淮宁军节度使李希烈充汉南北诸道都知兵马招抚处置等使，封南平王。”

[21]《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六月”条。

[22]在招抚梁崇义的朝士中，史料提到李舟是一个重要的官员，身为金部员外郎的他曾经两次到襄州劝招梁崇义。不过李舟的另一重身份更值得我们注意，他是当时的宰相杨炎的亲信。《旧唐书》卷118《杨炎传》载：“初，炎之南来，途经襄、汉，固劝崇义入朝，崇义不能从，已怀反侧。寻又使其党李舟使驰说，崇义固而拒命，遂图叛逆，皆炎迫而成之。”杨炎的政治立场一直是劝招梁崇义入朝，这与德宗起初的招抚政策并不违背，因此李舟作为杨炎之党驰说梁崇义也就是一件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事实上，李舟最初因流人郭昔告梁崇义为变而入境安抚梁崇义的诏文就是由杨炎所作（见《全唐文》卷421《谕梁崇义诏》）。至于梁崇义对于李舟的厌恶，以及此后的叛命，《旧唐书·梁崇义传》和《新唐书·梁崇义传》及《资治通鉴》已有交代，与杨炎本无直接关系，《旧唐书·杨炎传》所谓“炎迫而成之”的说法显然源于一份诋毁杨炎的记录而成。关于这一点，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七月”条《考异》中也说：“旧传云‘梁崇义之反，炎迫而成之’，亦近诬也。”可能是《新唐书》的编撰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诬陷，所以在《新唐书·杨炎传》中，同样的内容被以“及其（指梁崇义）叛，议者归咎炎，以为趣成之”这种作者主观意愿相对晦涩的笔调加以处理。旧书本传又言“德宗欲假希烈兵势以讨崇义，然后别图希烈”（值得注意的是，相似的论述并未出现在《新唐书·杨炎传》中）。“德宗欲假希烈兵势以讨崇义”应该是真，不过这也当是在招抚政策不成之后。尽管我们认为德宗对李希烈的宠信部分是因为需要借其军事力量镇遏梁崇义，而应该是出于扩张势力的考虑，李希烈主张讨伐梁崇义的态度也一直很积极，不过我们也并不认为德宗在一开始就有必定要兵临襄阳的决心。至于所谓“然后别图希烈”的说法，则更是本传作者为了贬低杨炎而为德宗宠任李希烈之失误寻找的一个开脱之词。因为其他史料都没有反映出德宗在讨伐梁崇义之前就已经谋划好要在随后征讨李希烈了。我们可以想见杨炎对于德宗此次任命李希烈为汉南北招讨使的激烈态度，因为德宗不仅放弃了前者一贯主张并试图努力促成的令梁崇义入朝的目标，而且还将讨伐的重任寄予在在前者看来深具狼子野心的李希烈身上。

[23]此事参见《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七月”条。至于杨炎被罢知政事的表面理由应该是《旧唐书·杨炎传》和《新唐书·杨炎传》所载的德宗“以炎论议疏阔”。

[24]《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六月”条。

[25]《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26]据《旧唐书·梁崇义传》、《新唐书·梁崇义传》、《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八月”条等记载，梁崇义起兵之初，曾试图发兵攻江陵。两唐书本传称此举为“通黔、岭”，但更可能地则是为了阻断荆襄道这一帝国中部沟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不过据史载，崇义才至四望（指襄州境内的四望山）便大败而归，所以讨伐山南东道的战事其实并未出襄州一境。

[27]《旧唐书》卷124《李正己传》。

[28]《新唐书》卷158《张建封传》。

[29]据《元和郡县图志》卷9《河南道五·宿州》载：“埇桥为舳舻之会，运漕所历，防虞是资。”[（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28页]因此李正己的屯兵埇桥就必然迫使汴河受阻。

[30]《韩昌黎文集校注》文外集下卷《顺宗实录》卷4，第712页。

[31]《韩昌黎文集校注》文外集下卷《顺宗实录》卷4，第712页。

[32]《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

[33]参见陈勇、李华锋：《关于淮西之役的几个问题》，《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第105～106页。

[34]《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二年十一月”条。

[35]参见《全唐文》卷680白居易《襄州别驾府君事状》。

[36]据《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载，由于徐州之战的胜利，杜佑提出的开辟秦汉故运路的方案最终没有实行。

[37]《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二月”条。

[38]《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七月”条。

[39]《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十一月”条。

[40]《旧唐书》卷12《德宗纪上》。

[41]《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十一月”条。《旧唐书》卷123《王绍传》亦称：“时李希烈阻兵，江淮租输，所在艰阻，特移运路自颍入汴。”

[42]《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

[43]《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称李希烈在攻陷汝州后，“以判官周晃为汝州刺史，又遣别将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取尉氏，围郑州，官军数为所败。逻骑西至彭婆（东都馆），东都士民震骇，窜匿山谷。留守郑叔则入保西苑”。似乎李希烈在攻克汝州后，又对东都造成了骚扰。但据德宗作于建中四年三月的《讨李希烈诏》的记载“而乃负德弃身，去忠效逆，攻劫道路，擅固邓州，而又图陷汴州。攘夺尉氏，攻围郑圃，暴犯汝坟”（《全唐文》卷50，诏文时间据《册府元龟》卷122《帝王部·征讨第二》）来看，李希烈在三月前仅对汝、邓、汴、郑四州有过攻势，并未对东都采取行动。实际上，《资治通鉴》关于“逻骑西至彭婆，东都士民震骇，窜匿山谷。留守郑叔则入保西苑”的这段记载，我猜测应该是错将半年多后李希烈大败唐军后对东都造成的影响的记录倒置于建中四年初了。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唐）赵元一《奉天录》卷1的记载（《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又《新唐书》卷225中《逆臣中·李希烈传》称：“建中四年正月，诏诸节度以兵掎角攻讨，唐汉臣、高秉哲以兵万人屯汝州。未至，贼将乘雾进，王师还，贼取汝州，执李元平，兵西首，东都大震，士皆走河阳、崤、渑。留守郑叔则壁西苑，贼按兵不进。帝听卢杞计，诏太子太师颜真卿谕贼，已行，又遣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讨之。”这段记载的错误则更多，除了有关东都的错误外，据《讨李希烈诏》看，“诏诸节度以兵掎角攻讨”当为三月之事。而唐、高二人是后来援助襄城的将领，绝无此时屯驻汝州之理，将他们与正月李希烈取汝州、执李元平事系与一起，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

[44]《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

[45]《唐会要》卷61《御史台中·馆驿》亦载：“建中四年正月十一日，馆驿置五等使料及人马数，其月，诏商州度上津路馆置舍。”

[46]《全唐文》卷689符载《邓州刺史厅壁记》中记载：“（梁）崇义以受命之际，状不明白，蒙秽跋扈二十余年，晚节谋叛，无臣子道，天子命淮西节度李希烈诛之。希烈无妄生衅，复以怒取，使宿贼封有麟主张焉。”虽然不能肯定李希烈使封有麟“主张”邓州的时间，但从“希烈无妄生衅，复以怒取”以及以封有麟主张邓州等描述来看，也证明《资治通鉴》的记载似乎更为准确。

[47]《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正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