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月,)希烈使其将封有麟据邓州,南路遂绝,贡献、商旅皆不通。壬寅,诏治上津山路,置邮驿。[44]
《新唐书·李希烈传》的记载与此有所不同:
初,希烈自襄阳还,留姚詹戍邓州,贼又得汝,则武关梗绝。帝使陕虢观察使姚明敭治上津道,置馆通南方贡货。
两段记载的差别在于,李希烈占据邓州的时间究竟是此时在攻陷汝州后才占据邓州,还是建中三年(782)从山南东道的治所襄州撤离后就已派兵屯戍在本属山南的支郡邓州。我的结论更倾向于前者,首先因为邓州原本就是山南的属郡。此外,武关道的梗阻关键不在汝州,而在邓州,如果李希烈在此前就已占领邓州的话,那么唐廷就不会到建中四年(783)正月壬寅才诏治上津山路了。[45]当然,如果那时占领邓州的李希烈未尝妨碍武关道通畅的话,则就另当别论了,但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46]现在,邓州已落入李希烈之手,这使得唐廷不仅丧失了南阳盆地,而且还丧失了一条重要的运路——武关道。于是,正如以上两段记载所揭示的,运路不得不改走另一条道路——由襄阳溯汉水而上,取道上津(商州属县),北出商州至长安的上津道。
鉴于李希烈已经出兵汝州的事实,同样在建中四年正月,德宗决意对李希烈实施征伐:
戊戌,以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为东都、汝州节度使,将凤翔、邠宁、泾原、奉天、好畤行营兵万余人讨希烈。[47]
二月,哥舒曜克复汝州。于是,唐廷开始了与李希烈在许、汝交接处的襄城(汝州属县)的对峙。而此时,李希烈对南方的攻势也已展开,史称:
三月辛卯,李希烈寇鄂州,刺史李兼败之。[48]
《资治通鉴》的记载是:
李希烈以夏口(即鄂州治所江夏县)上流要地,使其骁将董侍(董待名)募死士七千人袭鄂州,刺史李兼偃旗卧鼓闭门以待之。侍(待名)撤屋材以焚门,兼帅士卒出战,大破之。上以兼为鄂、岳、沔都团练使。[49]
《资治通鉴》误把这条记载系于兴元元年(784)正月,其实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应该更早,也就是《新唐书·德宗纪》所说的建中四年三月左右。[50]处于江、汉交汇处的夏口控扼着汉水运路,同时它正位于鄂、沔、安、黄四州交接的中心,也就是淮西与曾经的鄂岳沔都团练使的交界处。早在代宗朝初期,淮西与鄂岳就已经围绕汉水运路展开过暗战,而鄂岳团练使的设置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保障夏口、防遏淮西。据当时担任鄂岳团练使的穆宁的传记记载:
是时河运不通,漕挽由汉、沔自商山达京师。选镇夏口者,诏以宁为鄂州刺史、鄂岳沔都团练使,及淮西鄂岳租庸盐铁沿江转运使,赐金紫。时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暴不奉法,设防戍以税商贾,又纵兵士剽劫,行人殆绝。与宁夹淮为理,惮宁威名,寇盗辄止。[51]
而李忠臣则因控制着夏口西南四百里西塞山下的一处重要军镇——土洑镇,得以对来往的行旅施以影响。[52]而这种影响当然也很自然地延续到他的后任李希烈这里。
李希烈对鄂州的攻势不仅遭到了鄂州刺史李兼的抵抗,同时还遭到了时辖鄂州的江西节度使曹王皋的反击[53]:
(李希烈)即北侵汴州,南略鄂州。有诏江西节度使嗣曹王皋击之,拔蕲、黄两州,击贼将李良、韩霜露于白岩(即白岩河),二将走。[54]
《资治通鉴》系此事为建中四年三月:
戊寅,江西节度使曹王皋败李希烈将韩霜露于黄梅(蕲州属县),斩之。辛卯,拔黄州。时希烈兵栅蔡山,险不可攻。皋声言西取蕲州,引舟师溯江而上,希烈之将引兵循江随战。去蔡山三百余里,皋乃复放舟顺流而下,急攻蔡山,拔之。希烈兵还救之,不及而败。皋遂进拔蕲州,表伊慎为蕲州刺史,王锷为江州刺史。
李皋与李希烈之将的战斗集中在蕲、黄二州。我们认为,曹王皋的使命除了是要力保鄂州不失外,还要扼守住另外两个重要的地点:一个是蕲水入江之地蕲口,另一个则是江州的治所浔阳。[55]因为这两个地点不仅比邻淮西的属郡蕲州,而且也是沿江运路上的两个重要孔道。
另一个可能对鄂州给予支援的是位于其北部的安州,唐廷在这时诏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山南东道的贾耽、张献甫收复安州。但这一线的战事进行得相当不利:
(三月)丁酉,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与淮宁兵战于安州,官军大败,伯仪仅以身免,亡其所持节。[56]
以上的这一系列发生在建中四年春天的战事,应该就是史料中所说的李希烈在攻陷汝州后“又遣逆党董待名、韩霜露、刘敬宗、陈质、翟晖等四人伺外,侵抄州县”[57]。其中除了刘敬宗的情况并不清楚外,董、韩、陈、翟四人的活动则无疑都在南方的江汉运路一带。[58]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勤王军队与李希烈的战况似乎喜忧参半,不过《旧唐书·李希烈传》则将这一时期的战事概括为“官军皆为其所败”。其实李兼与曹王皋的胜利也只是暂时缓解了李希烈南侵的势头,远没有真正解除江汉的危机。
所以到四月的时候,德宗“加永平、宣武、河阳都统李免(勉)淮西招讨使,东都、汝州节度使哥舒曜为之副,以荆南节度使张伯仪为淮西应援招讨使,山南东道节度使贾耽、江西节度使曹王皋为之副”[59],并督哥舒曜进兵。这是德宗在李希烈叛乱后第一次对战局作系统的规划,其设想是在襄城以李勉、哥舒曜所部击溃李希烈主力,而以荆南、山南、江西的军队抵御南下的叛军。五月,德宗又“以宣武节度使刘洽兼淄青招讨使”[60]。河南的情况现在已经很明了,由于李希烈的叛乱,永平军的下属宣武军现在不得不单独承担起对抗淄青的重任。而在朝叛战争初期并未涉足战场的位于汴州的永平军主力,这支由李勉直接统率的军队,也在此时被正式投入到襄城之役中。
整个夏季,襄城的唐军都没有占到什么上风,并且逐渐显露出疲态。大约在这个时候,翰林学士陆贽向德宗上达了一份重要的奏文《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他告诉德宗,帝国真正的威胁并不来自河北的幽燕、恒、魏,而是处于汝、洛、荥、汴间的淮西,他说道:
希烈忍于伤残,果于吞噬,据蔡、许富全之地,益邓、襄卤获之资,意殊无厌,兵且未衄,东寇则转输将阻,北窥则都城或惊。此臣所谓汝、洛、荥、汴之虞,势急而祸重……李勉以文吏之材,当浚郊奔突之会;哥舒曜以乌合之众,捍襄野豺狼之群。陛下虽连发禁军,以为继援,累敕诸镇,务使协同,睿旨殷忧,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习,令不适从,奔鲸触罗,仓卒难制,首鼠应敌,因循莫前。[61]
陆贽的建议是减缓对河北的攻势,而将投入到河北的朔方军调至河南以解襄城之围。同时,撤回在河北的河阳三城节度使李芃,令其援助东都,而稳固了汝洛,东面的梁宋自然也就安全了。但德宗并没采纳这一建议,不久后,李勉大败于李希烈之手,其结果是“汴军由是不振,襄城益危”[62]。随后,德宗再一次诏发关中的军队赴援襄城,只是这支来自泾原的军队很快就发动了著名的“泾师之变”,迫使德宗逃离长安,战局至此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而也就在这时,李希烈攻破了襄城,并乘胜在当年年底攻陷了汴州,陆贽的担忧不幸变成了现实,因为汴州的沦陷,河南的运路彻底地瘫痪了。
显然,以上的论述已经揭示出,发生在河南及其周近地区的战役从一开始就透露出一个明显的主题,即围绕争夺运路而展开。在山南东道与淄青叛乱的时期,运路对唐廷的威胁还不是致命的,但当淮西的李希烈叛乱后,在一年的时间里,李的兵锋所及就已经到达长江,连接帝国东西部的数条交通命脉全部受其干扰。这是安史之乱时期都没有出现的糟糕情况。更糟糕的是,帝国的心脏——长安,此时也已经不在德宗的控制下了。而就李希烈来说,他并没有犯当年安、史的错误,无论在襄城之役前还是后,李希烈的兴趣都不在东都洛阳,他最关心的是南方。现在,李希烈最大的对手李勉已经逃到了宋州;而后者的部将、滑州刺史李澄则投降了李希烈;至于哥舒曜,也已经退保到东都。李希烈终于可以放手对南方实施攻击了。现在,阻扰运路或许已经不是他的主要目的,他的主要目的是直指江淮。
史称李希烈攻陷汴州后,声言欲袭江淮:
(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惧,乃使参谋温述由寿州送款于希烈曰:“濠、寿、舒、庐,寻令罢垒,韬戈卷甲,伫候指挥。”少游又遣巡官赵诜于郓州结李纳。其年,希烈僭号,遣其将杨丰赍伪赦书赴扬州,至寿州,为刺史张建封候骑所得,建封对中使二人及少游判官许子瑞廷责丰而斩之。希烈闻之大怒,即署其大将杜少诚为伪仆射、淮南节度,令先平寿州,后取广陵。建封于霍丘坚栅,严加守禁,少诚竟不能进。[63]
图5李希烈叛乱时期淮西节度使辖境[64]
(说明:溵州辖境据《新唐书》卷38《地理志二》许州条载“以郾城[时属蔡州]、临颍,陈州之溵水置”绘。)
时为淮南属州的寿州北连陈颍水路,南连庐州,构成唐人所称的“中路”。如上所说,这是另一条沟通中原与江淮的重要枢纽。或许早在李希烈叛乱之初,中路的通畅就已受到了影响。[65]而杜少诚的此次南下,则更是以直取江淮为目标。好在时任寿州刺史的张建封已在霍丘(寿州属县)一带进行了部署,南下的杜少诚部遂转由桐柏山诸关道出击,实施对江路的进攻。
江路在当时的意义更在“中路”之上,因为其时负责转输江淮财赋的两税盐铁使包佶正由江路督押财货急赴行在,史称:
时上命包佶自督江、淮财赋,溯江诣行在。至蕲口,遇少诚入寇。曹王皋遣蕲州刺史伊慎将兵七千拒之,战于永安戍,大破之,少诚脱身走,斩首万级,包佶乃得前。[66]
永安之战当月,鄂州重镇土洑也为曹王皋收复。[67]并且到兴元元年七月的时候:
曹王皋遣其将伊慎、王锷围安州,李希烈遣其甥刘戒虚将步骑八千救之。皋遣别将李伯潜逆击之于应山,斩首千余级。生擒戒虚,徇于城下,安州遂降。[68]
这样一来,江汉运路的危机总算得到缓解了。
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河南的汴渠一边。在李希烈攻克汴州未久,他就乘势攻拔了位于汴渠沿线的襄邑(宋州属县)。[69]兴元元年四月,已在汴州失陷后接替李勉都统汴滑宋亳兵马事宜的宣武军节度使刘洽,会同神策都知兵马使曲环、淄青兵马使李克信,以及永平、同华等军与李希烈军战于白塔。白塔之役原是唐廷试图遏制李希烈的一次大会战,故其时位于河南的几支主要军队全部参加了这次战役。只是此役最终以唐军的大败告终,都统刘洽也不得不在此役后东保宋州。[70]位于汴河沿岸的白塔可能处在两个漕运沿线的县城——襄邑与宁陵之间。因为乘白塔之胜,李希烈径趣宁陵,开始了对宁陵的攻势。发生在兴元元年夏季的这场宁陵之役持续了约三个月的时间,是李希烈攻克汴州后最为重要也是史书描述最详尽的一次战役。[71]据说其时李希烈亲自率领了五万人马对宁陵的三千士卒实施围攻[72],而守城的将领刘昌已经四十五日没有解甲了,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的张巡。事实上,著名的诗人杜牧后来就是将两者进行对比的。然而与张巡命运截然不同的是,刘昌总算等到了援兵,诗人在《宋州宁陵县记》中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