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第二节 元帅的时代（第2页）

（上元二年）夏五月十有一日复拜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帅，都知河南、淮南、淮西、山南东、荆南五道节度行营事，出镇临淮（泗州）。[30]

李光弼的都统之职看似风光，不过正如黄永年先生所指出的，李光弼调离朔方出镇临淮，其实是中央不信任朔方军及其统帅的一种体现。而丧失了对唐军主力朔方军指挥权的李光弼，也只得带领少数人马去泗州赴任。[31]所以史书中会有“李光弼至临淮，诸将以朝义兵尚强，请南保扬州。光弼曰：‘朝廷倚我以为安危，我复退缩，朝廷何望！且吾出其不意，贼安知吾之众寡！’”[32]的记载。

如上所言，肃宗对李光弼的这次调任，其实是明宠实贬。不过，帝国东部现在也的确需要一位重臣出镇。这不仅是因为史朝义已“乘邙山之捷，围逼申、安等一十三州，（并）自领精骑，围李岑于宋州”[33]。同时史料中还称：

光弼未至河南也，田神功平刘展后，逗留于扬府，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兖、郓，来瑱旅拒于襄阳，朝廷患之。及光弼轻骑至徐州，史朝义退走，田神功遽归河南，尚衡、殷仲卿、来瑱皆惧其威名，相继赴阙。[34]

由于河南中北部和西部现已大多落入叛军之手，所以李光弼在当时实际能都统的地区和军队其实仅限于河南中、东部一带。事实上，当河南中西部的节镇随着史思明的这次南下，尤其是邙山之败而瓦解后，能在河南与叛军继续周旋的其实就只剩下来自东部的能元皓、尚衡，以及此时投降唐廷的田神功的军队了。所以虽然这批将领很早就在河南，但直到这个时候，关于他们的记载才在史料中活泛起来，比如：

（上元元年十二月，）兖郓节度使能元皓击史思明兵，破之。[37]

（上元二年四月）乙亥，青密节度使尚衡破史朝义兵，斩首五千余级。丁丑，兖郓节度使能元皓破朝义兵。[38]

六月，甲寅，青密节度使能元皓败史朝义将李元遇。[39]

不过正如前引史料所显示的，在李光弼来到河南之前，这些东部将领并不安分。因此李光弼的这次出镇河南，除了肩负与叛军作战的职责外，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稳定已让朝廷感到担忧的东部诸侯。

我们看到，随着李光弼的东来，河南东部这些将领的命运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走向。在为中央平定了“刘展之乱”后逗留江淮的田神功现在被要求回到河南[40]，但尚衡和殷仲卿则被要求入朝。显然，唐廷对待河南将领的策略是不同的，而这种不同策略背后的动因，当是这些将领在身份上的差异。

尚衡是借安史之乱而崛起的地方实力人物，这在上文已有交代。殷仲卿的出身史书没有留下记载，但从上文所引杜甫的状文来看，他应该也是河南东部的一位实力人物，其出身很可能与尚衡相似。据《旧唐书·肃宗纪》的记载，在上元元年十月，中央曾有以青州刺史殷仲卿为淄州刺史、淄沂沧德棣等州节度使，以兵部侍郎尚衡为青州刺史、青登等州节度使的任命。[41]但我们知道，在乾元二年，尚衡已经被任命为淄、青一带的节度使了，因此，唐廷对山东半岛的这次节镇辖区的新调整很可能是导致此后尚、殷二人互相攻击的根源。鉴于二人不合的现状以及可能都出自地方的身份，朝廷很可能已有所不满和顾虑，而李光弼的到来，使得朝廷调其离开地方的用意终于得以实现。[42]

田神功的身份则与尚、殷二人完全不同。田是来自河北的平卢军大将。作为安禄山集团后方基地之一的平卢军在安禄山叛乱伊始分为勤王和叛乱两派。据日野开三郎教授的研究，到王玄志出任平卢节度使的时代（756—758），支持唐廷的他派遣兵马使董秦率大将田神功等人，以精锐三千渡海至河北南部德州一带，目的是想恢复因颜真卿的败退而断绝的平卢军的补给。董秦在至德二载末从德州调往濮州之前，一直保卫着以德州为中心的地区，他也是继颜真卿之后黄河流域勤王军的著名将领。所以在九节度围攻相州的战役中，董秦是唯一一位来自河北集团的节度。相州之役失败后，董秦被正式任命为濮州刺史，移镇杏园渡。此后在史思明攻陷汴州之际，被敌擒获。董秦被史思明所厚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史本人原先也是出自平卢军的将帅，并且他所统领的将卒，很多是平卢的战士。[43]董秦后来逃脱了叛军的队伍，但也失去了旧部，遂加入神策军，而继董秦之后成为南下军首领的就是上文所说的田神功。[44]田神功所部精锐，在此前的郑州之役[45]与平定“刘展之乱”的战斗中已经显现出来。因此，田的力量就成为此时与叛军对峙的唐廷和李光弼不得不依赖的对象。而在尚衡与殷仲卿被调离淄青一带后，这一地区很自然就被授予原本并无固定势力范围的田神功了。[46]

另外我们不要忘记，在当时的河南东部还有兖郓节度使能元皓的军队。能本人的情况史书记载不多，但他出于将门之家则无疑。因为其孙能政的墓志铭中就记载能元皓的父亲能昌仁曾经担任过沙州刺史、豆卢军使。[47]能氏如何由西师辗转至河北我们不是很清楚，但他在河北担任的很可能就是平卢军的将领，因为在“刘展之乱”前，肃宗曾命游移于河南的田神功所部暂屯任城[48]，而任城正是兖州的属县。使田神功的军事补给能在能元皓的兖州获得，这种安排不能不说是考虑到田和能之间较为亲密的关系。

于是我们看到，河南东北部现在将成为很有实力的一个地区，因为它集中了两位实力人物——田神功和能元皓，而这两人可能都是来自平卢系的军阀。到了次年（762）春天，河南东北部的实力将再一次得到大规模的提升，因为位于河北本部的平卢节度使侯希逸将率领整支平卢军浮海南下。平卢军的这次南下，无论对于河北、河南还是整个东北亚地区都是一次重要事件。[49]史称此次南下的平卢军军人约二万[50]，而总人数据有学者推测将在八九万左右。[51]肃宗元年（761）建寅月，来自河北的这三大节度侯希逸、田神功、能元皓相会于兖州，对于时任河南元帅的李光弼来说，这三支军队将成为其此后用以与叛军作战的主要支柱。[52]

至于李光弼其时还都统的淮南道，军事意义其实并不大。江淮诸镇养兵不多，前此不久还刚遭“刘展之乱”的重创，因此李光弼的都统淮南，更大的意义可能是借其威名令此前流连扬州不返的田神功所部遽回河南。不过到了代宗宝应元年（762）八月，由于浙东袁晁以及宣歙一带方清、陈庄等起义的爆发，致使浙东、浙西、江西十多州被攻克，持兵甚少的当地官员几乎无以应付。这样一来，李光弼的军事辖区就真的要深入江淮一带了，因为中央不得不依靠李光弼的力量去平定这些起义。

不过对于与叛军作战尚处于敌众我寡局面的李光弼来说，另要分兵南下，无疑会使自己陷入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对此，李光弼采取的策略是，以嫡系部队留驻河南讨伐史朝义，其本人更是坐镇徐州。而委任其幕僚、时为河南副元帅行军司马的袁傪率领偏师南下，中央方面则派以宦官马日新为监军随军前往。[53]李的嫡系将领据史料可考的有薛兼训、郝廷玉、论惟贞三人。薛兼训时任河南副元帅都知兵马使。[54]据出土的薛兼训残志来看，薛氏出身簪缨门第，安史叛乱伊始，即已从事于李光弼。[55]乾元元年九月，在九节度围攻安庆绪于相州时，薛氏已任河东兵马使，奉命讨伐安庆绪[56]，此后一直跟随李光弼四处征战，乃是其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郝廷玉“骁勇善格斗，为光弼爱将。及保河阳，禽徐璜玉，功为多”[57]。时从光弼镇徐州[58]，破贼于宋州等地[59]，亦为其兵马使。[60]论惟贞出身吐蕃贵族，武后朝时其曾祖、祖父两人率部众归附唐朝，此后其家族成员历任朔方节度（总管）副使之职，是朔方军所统蕃部中的重要力量。[61]史称惟贞在肃宗即位灵武时，曾于绥、银间募兵数万。[62]后从李光弼转战河阳等地，屡立战功。李光弼赴镇河南后，“贼将谢钦让据陈，乃假惟贞颍州刺史，斩贼将，降者万人”[63]。可见这些将领不仅是叛乱之初即随李光弼征战者，而且出身、地位、战功均颇显赫。

与这些李光弼的嫡系将领不同，据考，当时由袁傪率领的南下部将有张伯仪、柏良器、李自良、王栖曜、李长荣、陆渭、辛孜等人。[64]史载张伯仪，魏州人，以战功隶光弼军，随袁傪讨袁晁。[65]柏良器，魏州人，其父为叛军所杀，遂弃文从武，依从事于李光弼之父友王奂，奂荐于光弼，遂授以兵，使平山越。[66]史料均不载他们之前随李光弼征讨之事。李自良，兖州人，安禄山叛乱，其往从兖郓节度使能元皓，多立战功，后从袁傪讨袁晁、陈庄。[67]李自良既出于能元皓麾下，可见也不是李光弼的嫡系。王栖曜为濮州人，安禄山叛，与兄及义军首领尚衡等共起兵于濮州，尚衡以栖曜为牙将，征战兖、郓诸州。李光弼至河南后，其随尚衡入朝。[68]李长荣，陇西敦煌人。[69]宝应元年袁晁陷山越，节度使杜鸿渐罢守，王玙出镇浙东，署王栖曜与李长荣为将相随，后应袁傪之奏，均随之讨“贼”。[70]可见他们多为讨伐安史之乱的义军将领，与李光弼本无多大关系。另从有关他们的史料记载推测，这批将领其时颇为年轻，如柏良器还不满二十岁。因此，论地位与资历，他们均不能与李氏的嫡系将领相比。

正因为这种差异，使得这两批同出李光弼麾下的将领，在宝应、广德年间，在南北两个战场各自进行着不同的征伐。当宝应元年冬，唐廷以新任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诸军统帅，联合回纥，兵发陕州大举进讨史朝义时，作为东部统帅的李光弼亦以论惟贞留守徐州[71]，而以薛兼训、郝廷玉、田神功、侯希逸等人会合诸军进收河南、河北诸州。[72]广德元年（763）春，史朝义走投无路，穷蹙自缢，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终告结束。而在南方，因袁晁起义而聚于袁傪麾下的将领，也与当地官员一起迅速镇压了江东的起义。广德元年四月，李光弼奏擒袁晁，浙东悉平。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对身为河南副元帅、都统五道的李光弼实际统辖的军队可以通过下图予以展示：

五、李光弼元帅时代的终结

广德元年春，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但新即位的代宗却遇到了新的麻烦。这年秋天，吐蕃大举入寇京畿，这迫使代宗不得不逃往陕州。而由于惧怕宦官程元振、鱼朝恩的加害，此时的李光弼拥兵徐州，不肯勤王。待吐蕃退后，代宗“除光弼东都留守以察其去就，光弼辞以就江、淮粮运，引兵归徐州”[73]，其在河南的威信就此不复存在。史称“诸将田神功等不复禀畏”[74]。按田氏实力本就强大，且又不属于李光弼之嫡系，其在此前之所以受李光弼的节度为中央效命，与李氏“御军严肃，天下服其威名”[75]多有关系。此时李的威信既已不存，田等不受其节度自然可以想见。李光弼也因此愧恨成疾，遂于广德二年（764）秋病逝于徐州。

据《新唐书·论惟贞传》的记载：“光弼病，表以自代”，李光弼在病逝前，很可能是想以同出朔方军的论惟贞为其继任者。但代宗显然不想在河南再留下李光弼的影响了，所以新书关于论惟贞此后的命运记载是：“擢左领军卫大将军，为英武军使，卒。”论惟贞当是被调往京师担任宿卫。李光弼死后，中央任命宰臣王缙都统河南、淮西、山南东道诸行营[76]，并加东都留守[77]，故而王缙实际是在东都任职。而据《旧唐书·郝廷玉传》，光弼死后，“代宗用为神策将军”。永泰元年（765），郝廷玉率军参与平定了“仆固怀恩之乱”，其时所领可能仍为李光弼此前在河南的军队。[78]王缙在永泰元年八月被加为河南副元帅[79]，史称：“诏以廷玉为其都知兵马使。”[80]不过郝廷玉并未因此再回河南，其最终的归宿应当是“入备宿卫，出镇河陇”[81]，并于大历八年（773）卒于秦州刺史任上。[82]至于李光弼的另外一位大将薛兼训，则在讨伐史朝义的战事结束后，就被委任为越州刺史、浙东节度使[83]，以应付“东越仍师旅饥馑之后，三分其人，兵盗半之”[84]的局面。而在大历四年（769），已领河东节度使的王缙表让副元帅、都统、行营使。[85]同年底，中央又以宰臣裴冕担任是职，裴冕拜职未盈月即去世[86]，中央遂于第二年（770）停设河南等道副元帅之职，并以其所管军隶东都留守。[87]随着李光弼嫡系将领的调任、军队的调属，以及河南副元帅的最终停设，李光弼的势力至此在河南被彻底抹去了。

虽然对于副元帅之职的停废，代宗在制文中称：

以天下征伐之重，方镇之大，宜有总一，则以元老抚和之。乃者国家平定之后，□理之始，与其休息，则以诸侯训缉之……何必更有□属，适重其烦，军书取决，又失要会。息人罢镇，□亦便之。[88]

但其实，李光弼之死与副元帅之职的停废却使中央很大程度丧失了对河南的直接控制。大历年间，这一地区已基本成为河北将领的辖所，其中三股出自平卢系的势力尤为强大，他们分别是淄青节度李正己（李怀玉）、汴宋节度田神功、淮西节度李忠臣（董秦）（参见图3）。同时，实力稍弱的其他军阀势力也充斥其间，比如同出平卢系的许杲的军队就是其中一支。

图3李光弼去世后的河南藩镇图

大历三年（768）左右，身为平卢行军司马的许杲将卒三千驻濠州（属淮南），窥视江淮，后在淮南大将张万福与浙西都团练观察使李栖筠的压力下东溃。[89]虽然这支来自河南的军队实力并不强，但仍对江淮一带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也迫使代宗召见淮南守将张万福，除以其和州刺史以追讨许杲。这支游走在河南边缘地带的平卢军队尚且已经给代宗造成了一定的压力，那么到大历晚期，当河南的这些平卢系军阀开始变得倔强难治时，中央又将以怎样的策略来应对这一危机呢？显然，这些河朔军人不比当年河南的地方军将那么容易对付，以李光弼的威望尚且不足以弹压，况且此时，河南已无李光弼。不过我们不要忘记，李光弼曾经派遣了一批年轻的将领南下江淮，虽然在李光弼的时代，他们再没有回到河南，也没有参与对叛军的讨伐，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此后一直留在江东，并且一直参与对这一地区农民起义等的征讨。在经历了整整一个大历时期，这一批原本不显山露水的将领已成长为一支重要的力量，他们将在德宗的时代迎来重回河南的契机，并成为帝国应对平卢系危机的重要砝码。或许，这正是李光弼留给未来河南和帝国最大的遗产。

[1]《旧唐书》卷10《肃宗纪》称：“（三月）乙亥，山南东道、河南、淮南、江南皆置节度使……（五月）壬午，诏：‘近缘狂寇乱常，诸道分置节度，盖总管内征发、文牒往来，仍加采访，转滋烦扰。其诸道先置采访、黜陟二使宜停。’”《唐会要》卷78《诸使中·采访处置使》载此诏文时为“乾元元年四月十一日”[（宋）王溥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现据陈垣先生《二十史朔闰表》，乾元元年五月壬午日为五月十一日（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97页），故疑《唐会要》“四月”当为“五月”之误。

[2]《资治通鉴》卷221“乾元二年四月”条胡注在论述当时河南地区的节镇划分时就说：“此皆临时分镇，非有一定规模也。”

[3]如宋代学者欧阳修的《新唐书·方镇表》、民国学者吴廷燮的《唐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以及当代学者赖青寿的《唐后期方镇建置沿革研究》（复旦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

[4]因此在史料的选择方面，我们将以《旧唐书·肃宗纪》为核心资料，因为这份资料很好地将以上所说的人、地、关系三者的变化结合在一起。并且，由于《旧唐书》本纪的资料来源是《实录》，其时间又可精确到月，甚至是日，因此其可靠性也有一定的保障。（参见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9页。关于《旧唐书·肃宗纪》的史料来源，可参见[英]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20页）

[5]豫州要到代宗李豫即位后，因避讳才改为蔡州，故而此时应仍为豫州。

[6]见《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八月”条《考异》。

[7]实际上许叔冀在滑州抵御叛军的事迹也是值得肯定的，元和初年吕温在《代李侍郎论兵表》中就提到：“许叔冀之保灵昌，李光弼之全河阳，李晟之收复京邑，皆以兵少将一，而建大功。”（《全唐文》卷262）许叔冀同时代人贾至的《谏贷死以流人使自效疏》中亦提及许叔冀的功绩。（参见《新唐书》卷119《贾曾附贾至传》，《全唐文》卷432误“贾至”为“李至”，现据新传改）

[8]有关季广琛与李璘的关系，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考述。

[9]《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八月”条，《考异》曾记：“实录称（季广琛）郑蔡节度使。汾阳家传称淮西、荆、沣。”而据《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来看，传中称鲁炅为“襄邓节度使”、季广琛为“荆南节度”。按原淮西节度使来瑱在两京收复后已被唐廷安排重回河西任职（见《全唐文》卷44肃宗《收复两京大赦文》、《旧唐书·来瑱传》和《新唐书·来瑱传》，虽然实际并未成行），所以此职势必得由他人接替，而接替他的最佳人选便是原与来瑱同出西部军团、此时正担任荆南长史的季广琛（可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的论述）。由于季广琛在相州之役后被贬，临近淮西的襄邓节度使鲁炅兼领了他的职务，所以《实录》编撰者以为鲁炅在相州之役前就已经领有“襄邓”、“淮西”两职，其实并不正确。至于《旧唐书·鲁炅传》和《新唐书·鲁炅传》中关于鲁炅在相州之役前后的职衔与事迹记录则极为紊乱，不能作数。

[10]《资治通鉴》卷220“乾元元年二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