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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河朔三镇性格的差异02（第1页）

第三节河朔三镇性格的差异02

成德、淄青、淮西这种“权在将领”而又重视骑兵的相仿军事结构，在我看来，都是因为此三镇是由原安禄山的河朔部众为基础组建的缘故。成德集中了乱后最为精锐与数量众多的安史余部，而淄青和淮西则是由来自营州的平卢军军人为主干建立的。换言之，它们在继承这些部众的同时，也一并继承了原安史集团的军事统治方式，即分权于将领，由将领统辖各自的部众。至于对骑兵的重视，一则也是继承了河北边地的传统。并且，骑兵这种军种是比较适合以将领分部统领的方式来实行管理的。如此来看的话，我们不妨把这三镇称为“安史旧部型藩镇”。

但是这类以将领层为权力主导的藩镇也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由于权力分散，容易导致分裂。并且，将领构成了对节帅最大的一个威胁。所以李绛说“若常得严明主帅能制诸将之死命者以临之，则粗能自固矣”，否则，可能会有“列将起代主帅”[137]之祸。成德的分裂、淄青的灭亡、淮西的困境其实都得因于此。而对唐廷来说，笼络、离间或打击这些藩镇的将领，则是其取得对这些藩镇战争主导权的一种可行手段。其实我推测，另外三个以原安禄山部众组建的两河藩镇——相卫、汴宋和滑亳可能也属于这种类型。只是因为它们在代宗大历年间就已经瓦解或转型，使得我们对它们的权力构造由于无法获得更多的史料信息而无从详知。并且由于淄青和淮西在元和时代因宪宗的打击，以及其后一系列“去平卢化”的措施，实际上已经宣告灭亡，所以位于河北中部这一相对安全的地缘位置，且实力颇强的成德镇就成了这类藩镇中唯一的幸存者。而从成德本身的发展来看，将领层的强大曾是其傲视两河藩镇的军事资本，但又在此后成为将其拖入分裂的危机根源。但最终，成德却在保持这一传统的前提下实现了两河藩镇中最为稳定和长久的统治。

接下来我要来谈谈魏博的意义。和成德一样，我认为魏博也代表了一类藩镇，这类与魏博相似的藩镇还有介于河东、河北间的泽潞，以及河南的宣武与武宁。这四个藩镇的共同特点都在于牙军势力的强大。并且，它们就是赵翼在谈到唐代“骄兵”问题时所列举的四个藩镇。[138]换言之，唐代“骄兵”问题以此四者最为突出。

在第一章中，我对宣武和武宁的“骄兵”问题已有过论述，并指出，军队地方化和地方军人集团的形成是“骄兵”产生的根源。不过关于地方军人集团何以会在宣武和武宁，而不在淄青、淮西这样的平卢系藩镇中产生，前文尚未作进一步的展开。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宣武和武宁都是平卢系藩镇解体后的新兴藩镇，也就是说，“权在将领”的传统在这些藩镇中其实并不突出。正因为如此，刘玄佐和王智兴可以比较自由地扩充和培养兵士层的力量，尤其是可以发展直属于节帅本人的最为亲信的那一批牙军。这一点同样适用于魏博和泽潞。堀敏一先生在讨论牙军的产生模式时，就专门将泽潞的情况与魏博进行了比较。尽管在泽潞的初期军事发展中，并没有诞生像魏博那样明显的牙军集团，但显然，堀氏已经敏锐地注意到田承嗣与李抱真征募当地农民进行“团练”，随后将其纳入作为职业军人的“官健”的过程是极为相似的。[139]魏博大力发展包括牙军在内的军事力量，外在的一个动力就是其在两河藩镇中实力偏弱。至于泽潞，更是因为作为身处地瘠民贫的太行山区的新兴藩镇，建立之初就面临着经济及军事力量虚弱的问题。换言之，这类藩镇多半传统势力不强，所谓“传统势力不强”，既是指其军事力量相较之前那类藩镇略显单弱，也是指将领层没有在这类藩镇中发育得特别成熟。所以，这一方面使得这些藩镇的节帅在发展其军事力量时，可以直接以扩充兵士人数为目的，不需要经过中间将领层的环节，这就是为什么以上几个藩镇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提升军事力量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没有将领层的干扰，藩镇节帅可以直接发展直属于本人的军队，而不用受到将领的掣肘。由于这些兵士都从当地征募，由当地人构成本镇的主要兵源，因此他们的地著意识就特别强烈，也容易形成所谓地方军人集团。因此与上述的“安史旧部型藩镇”相比，我们或许可以称它们为“新兴的地域型藩镇”。

由于兵士由节帅征募、直接对节帅负责，所以这样一个地方军人集团就成了这些藩镇的权力中坚。节帅培植这些兵士的初衷原是为了获得直属于自己的亲信力量，因此给予其优厚的经济待遇以及父子相袭的特权，但是，这反倒成了这些地方军人从军入伍的根本目的。于是，为了维护与巩固本集团的特权利益，他们不乐频繁作战，而一旦节帅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立即会倒戈以向前者，这些藩镇内部的动乱多半都由此而来。这也就是旧史所谓“骄兵”。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些藩镇中，越是主帅的亲信部众，比如负责宿卫的那部分牙军，越容易成为搅扰政局、变易主帅的根源，也最为跋扈。以下是长庆二年有关宣武牙军的一段记述：

李质者，汴之牙将……有诏以韩充镇汴。充未至，质权知军州事。使衙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损屈。充将至，质曰：“若韩公始至，顿去二千人日膳，人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后当无继。不可留此弊以遗吾帅。”遂处分停日膳而后迎充。[140]

这里的“使衙牙兵二千人”在《新唐书·韩充传》中又被称为“军中敢士二千直阁下”，是负责勤卫的亲信牙兵。关于泽潞的情况，史料亦言：

又（泽潞旧帅）卢从史时，日具三百人膳以饷牙兵，（新帅郗）士美曰：“卒卫于牙，固职也，安得广费为私恩？”亦罢之。[141]

至于最为著名的武宁“骄兵”银刀军，史料称：

初，王智兴得徐州，召募凶豪之卒二千人，号曰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番宿衙城……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厌食饫酒，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犹喧噪邀求，动谋逐帅。

其银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卫，皆露刃坐于两廊夹幕下，稍不如意，相顾笑议于饮食间，一夫号呼，众卒相和。

堀敏一先生认为，三百人可能是牙军值勤的标准人数。并且指出，武宁银刀都的这种情况，与贞元十二年（794）出任宣武军节度使的董晋在上任次日即罢去的“幕于公庭庑下，挟弓执剑以须。日出而入，前者去；日入而出，后者至。寒暑时至，则加劳赐酒肉”的宣武“腹心之士”[142]极为相似。[143]

当然，为了控制牙军，主帅有时又不得不培植更为亲信的私兵与之对抗，比如魏博乐氏父子豢养“子将”。或者说在一般牙军之外，再发展亲卫牙军。其实上举诸例中的牙军，尤其是韩愈所说的董晋上任后罢除的宣武“腹心之士”就属于后者。[144]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所谓藩镇亲卫军重层化的现象。[145]

而与之前的“安史旧部型藩镇”相比，这类藩镇还有一个不同于前者的特点，那就是它们多半是以步兵为主干的藩镇。这一方面当然与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146]，但另一方面也可说它们没有太多骑兵的传统。事实上，步兵是一种远较骑兵更易培养的军种，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藩镇在成立之初就能够迅速崛起的另一个原因。当然，即就牙军守卫牙城或使牙的职责而言，步兵也比骑兵更适合此职，因此在步兵型的藩镇中，牙军更为突出。

但很明显，这类藩镇也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兵士对节帅的威胁。这倒不是他们想要挑战节帅的位置，而是他们要求节帅必须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而对唐廷来说，控制这类藩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指望节帅能对这些骄卒实施镇压外，似乎并无太好的办法。当然，由于这几个藩镇与唐廷的关系很不相同，所以其牙军集团的具体面貌，以及最终瓦解的方式也有差异。与唐廷关系最密切的泽潞，其军事构造因合并昭义、招纳刘悟的郓州兵等前后发生过较大的变化[147]，而且其本身也在武宗会昌年间被唐廷分裂。至于宣武牙军和武宁银刀军则都在此后遭到过强悍主帅的打压。而处于半割据状态的魏博牙军，则是其中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长、实力最强，也是最为跋扈的。尽管魏博牙军的成立曾是魏博迅速崛起，并且帮助节帅逐渐摆脱将领掣肘与威胁的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但田承嗣看似成功的重构魏博军事构造，却也为魏博此后愈益频繁和剧烈的内部动乱埋下了伏笔。

不过就历史角度来说，魏博的这种权力构造相对成德而言，也许更具时代的意义，因为我们已在其中隐约看到了未来北宋军队中央化的某些特征。宋人尹源在其《叙兵》一文中说道：

若唐之失，失于诸侯之不制，非失于外兵之强，故有骄将，罕闻有骄兵。今之失，失于将太轻，而外兵不足以应敌，内兵鲜得其用，故有骄兵，不闻有骄将。[148]

尹源的论说纵然未必完全正确，因为“骄兵”在唐代其实已经存在，但他的说法或许正提醒我们，在宋代已成为一种普遍情形的“骄兵”，在唐代，其实还只是特定时空范围内的一种军事现象。

三、幽州：外部的挑战

位于河北北部的幽州、卢龙节度使统辖着河北最为广阔的地域。初设时的幽州领有幽、蓟、营、平、妫、檀、莫七州，大历四年（769）割幽州之范阳等县增置涿州[149]，十年又趁田承嗣之乱增领瀛州。（见图27）和成德、魏博不同，幽州自大历时代奠定其九州的规模后，至唐末动乱以前基本无甚大的变动，其辖境是河朔三镇中最稳定的。但是与其辖境的稳定相反，幽州内部的变乱则频繁得令人吃惊。在150年的时间里，幽州总共发生了约二十起变乱，导致约三十人相继成为其节帅。[150]这成为幽州与成德、魏博最大的不同所在。

已有学者指出，幽州的变乱在时间分布上并不平衡。自广德元年李怀仙被唐廷任命为首任幽州节度使，到长庆元年（821）刘总入朝，前期的58年里，幽州的变乱相对还较少；频繁的变乱主要发生在后期的92年时间里。[151]不过，尽管幽州前期的变乱并不多，但这有限的几次变乱却已奠定了幽州未来变乱的基本面貌。或者说，未来的幽州变乱无非是复制着前期的那些变乱而已。如此来看，若幽州变乱的根源也与成德、魏博一样，是来自它自身的权力构造与支配体制的话，那么，这种权力构造与支配体制就始终没有发生过太大的变化。从这一点上来说，幽州或许和成德颇为相似，尽管两者的稳定程度大相径庭。但另一方面，幽州却也独享着某种特质，这是成德，甚至其他两河藩镇都不具备的。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我们就将对幽州权力构造的基调以及它的这种独特个性进行探讨。

（一）蕃族与羁縻州时代的结束

幽州作为安史叛乱的根据地，其境内羁縻州的蕃族部落曾经是叛军的主干和中坚。上元二年幽州城内的杀胡事件，导致大量幽州胡人被杀。尽管学者指出，这种突发性的事件对大多数胡人的生存不会造成直接影响。并且从房山石经中，我们也确实可以看到不少胡人将领，甚至是一些高级将领的题名。而蓟门乱后的新任范阳节度使李怀仙本身也是柳城胡人。[152]不过在僖宗时代前，幽州一直没有像魏博和成德那样，出现过可以长期影响当镇局势的蕃族家族或集团。在此时期中先后担任幽州节帅的二十余位将领中，除了初代节帅李怀仙（763—768在位）外，只有文宗年间的幽州节度使史元忠（834—841在位）可能亦为胡人。因此，蕃族势力在幽州上层所具有的影响力看来并不像成德、魏博那样突出。

蕃族对安史乱前与乱后幽州政权截然不同的影响，除了上元二年这起突发性的事件外，也与战争时期大量蕃族部落的人口耗散有关。此种形势最终也导致了幽州境内安置蕃族部落的羁縻州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几乎全部瓦解，这就是《旧唐书·地理志》说的：“至德之后，（其民）入据河朔，其部落之名无存者。”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羁縻州都随着安史之乱的结束而瓦解，比如燕州就在安史乱后又长存了约二十年。燕州，《旧唐书·地理志》载：

隋辽西郡，寄治于营州。武德元年，改为燕州总管府，领辽西、泸河、怀远三县。其年，废泸河县。六年，自营州南迁，寄治于幽州城内。贞观元年，废都督府，仍省怀远县。开元二十五年，移治所于幽州北桃谷山。天宝元年，改为归德郡。乾元元年，复为燕州。旧领县一，无实土户。所领户出粟皆（末）靺鞨别种，户五百。天宝，户二千四十五，口一万一千六百三。

早在隋代就为安置靺鞨部落而设立的燕州[153]，当然不一定在开元天宝年间仍以靺鞨为其主要人口。在安史叛乱中，燕州也出过有活跃表现的著名将领，比如少籍平卢军、后来成为淮西节度使的李希烈。[154]燕州废置于建中二年，史称：“（四月）己亥，省燕州、顺化州。”[155]不过此举并非唐廷决意。《新唐书·地理志》将燕州被废一事系于幽州幽都县条下：

幽都，望。本蓟县地。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粟末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领县三：辽西、泸河、怀远……是年，省泸河。六年，自营州迁于幽州城中，以首领世袭刺史。贞观元年，省怀远。开元二十五年，徙治幽州北桃谷山……建中二年为朱滔所灭，因废为县。

《旧唐书·地理志》幽都县条亦称：

幽都管郭下西界，与蓟分理。建中二年，取罗城内废燕州廨署，置幽都县，在府北一里。

废置燕州与新建幽都县应该是前后连续的一起事件。从燕州“为朱滔所灭”一句来推测，这个位于幽州北桃谷山的羁縻州在安史之乱后可能仍旧居聚着一定数量的蕃族人口，并且拥有一定的军事基础，因此已成为幽州城内节度使朱滔的心腹之患。朱滔攻灭燕州后，将其剩余人口徙至罗城内的废燕州廨署，新置幽都县以管辖这些原燕州居民，并将这一举措上报到唐廷，得到了后者的追认。和燕州一起废省的还有顺化州。关于顺化州，只有新书《地理志》载：“顺化州县一：怀远。”如果顺化州是由原燕州的怀远县置，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何以顺化州会与燕州一起省废，而且在某些史料中就只记载“省燕州”[156]而不及顺化州的原因了。

燕州与顺化州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唯一被史书明确记录废置于安史之乱后的幽州所属羁縻州。因此，它们很可能是幽州节度使领有的最后两个羁縻州了。而在它们被朱滔攻灭后，幽州境内就再无羁縻州这种曾经对叛军而言极为重要的军政建置了。不过从朱滔灭燕州一事来看，我们也能隐约感觉到，哪怕只有一两个羁縻州，对于城内的节度使而言，也可能是一种不容低估的威胁。这种治所州城与城外的对峙，很难想象会发生在成德或魏博，这正是幽州的一个特色。不过随着最后两个羁縻州的废省，这种威胁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与此相类的一组矛盾，却将在此后仍旧深刻影响着幽州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