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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异族威胁与空间的重构（第1页）

第一节异族威胁与空间的重构

对安史之乱爆发后关中政治课题的讨论，与其始于长安，不如始于灵武（灵州）。当长安在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因叛军攻破潼关而被玄宗放弃时，灵武则成为一个月后新任君主肃宗的龙翔之地。长安与灵武的这一空间转换，不仅意味着帝国新旧权力更迭的开始，也标志着一个以灵武为根据地的政治势力——朔方军，即将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虽然朔方军是开元天宝十节度中最晚设立的一个，也是乱前夹在边境的东西两大集团间的边缘者，不过它在关内地区的主导地位却是无须质疑的。据严耕望先生说，乱前的朔方军辖境已经是“东据黄河，西抵贺兰，西南兼河曲至六盘，南有渭水盆地之北缘，北有河套至碛口，关内之地除京兆府及同华岐陇四州，皆统属之”[1]。而当来自河西、陇右的西部军团在天宝十五载的灵宝一役中惨遭打击后，朔方军便因缘际会但也无可争辩地代替了前者，成为帝国此后对抗叛军的擎柱。基于其在上述安史叛乱中的特殊地位，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在迄今有关关中藩镇的研究中，朔方军几乎吸引了学者所有的关注目光，且侧重的时间段又多集中在肃、代、德三朝。[2]

不过这种有关唐后期关中藩镇研究极不平衡的倾向，在近年来已有所改变。比如黄利平对于中晚唐京西北八镇的整体考察，就在一定程度上摆正了这种失衡局面，同时也填补了中晚唐时代京西北藩镇研究的空白。[3]所谓京西北八镇，指凤翔、泾原、邠宁、鄜坊、灵盐、夏绥、振武及天德军。黄氏对八镇的整体考察，一定程度上暗示着，八镇在关中这一空间上的意义是以整体的面貌呈现出来的。事实上，即就现今对于朔方军研究最周详的著作《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来看，著者在关于德宗时代以后朔方军的论述中，也不得不采用将朔方军的问题置于京西北八镇这一大环境中来考察的取径。[4]实际上，唐长孺先生早在《唐书兵志笺正》中笺注《穆宗即位赦》中“京西、京北及振武、天德八道节度及都防御使”之条时就已说道：

振武、天德加以凤翔、邠宁、泾原、鄜坊、夏绥、灵盐并关内朔方所分，所谓八道节度也。[5]

显然，唐氏早已注意到京西北八镇与安史之乱前的关内、朔方，尤其是后者的延续关系，因为京西北八镇除了凤翔外，其余七镇均由原朔方辖区分出。虽然唐氏笺注的此条资料出于唐穆宗的即位赦文，但京西北八镇的格局其实在德宗时代就已奠定了。而朔方军无论作为一个地理单元，还是一个政治军事实体，它的瓦解并演变为八镇之一的灵盐镇，其实也正发生在德宗朝。这样看来，学者在讨论关中的空间重构问题时，很自然地将京西北八镇作为朔方军的后续对象来进行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地方。

对于旨在研究帝国后期关中地缘政治的学者来说，将京西北八镇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考察诚然是一个正确的取径。但是，当他们在对京西北八镇进行整体考察时，一个有关这些藩镇发展的历史性回顾却消失了。在黄利平《中晚唐京西北八镇考》一文中，作者对这八个藩镇逐一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京西北地区是以北线的天德、振武（排成横向防御回纥），西线的凤翔、泾原、邠宁、灵盐（形成纵向防御吐蕃），以及作为其后方及第二道防线的夏绥、鄜坊构成的这样一个空间体系的结论。[6]尽管作者也指出，这一体系是在德宗时代才形成的，但这仍旧给人留下一个京西北八镇是一个具有完整形式的（或者退一步来说，至少是经过德宗）“规划过的空间”的意味。

但实际上，京西北八镇却绝不属于这种“规划过的空间”，而是一个在原有的关内、朔方军基础上通过逐渐裂变而形成的格局。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凤翔、泾原、邠宁、振武这四镇在德宗时代以前就已经存在了。因此，如果黄氏上述的结论是针对德宗时代以后的情况，那么它并没有办法表现出德宗以前京西北的空间情形。而如果我们对德宗以前的情况不甚明了，那么关于德宗时代的立论可靠性也就会降低了。

因此，当现今学者对于关中藩镇的考察只集中于朔方军与作为整体的京西北八镇时，他们其实忽略了“京西北八镇”实际上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组成的“动态过程”这一事实。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研究是完全缺乏“历史性”的[7]，但也仅仅是将每个藩镇的形成时间与其他历史信息作为第二级内容添置在这种综合性考察的各个藩镇类目之下。而对京西北藩镇成长过程的忽略，不仅无形中造成了对特定时间内这一关中空间体系存在意义的误读，而且也使得我们错过了一个在考察京西北藩镇实际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揭示其构建和演进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逻辑的绝好机会。下文的论述，正是我们对京西北藩镇的这种完整化形象进行逐级解构，并在解构中重新赋予其历史意义的一种尝试。

一、肃宗朝：扇形空间的奠定

虽然从名义上讲，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关中大部仍是以灵武为治所的朔方军辖所，但由于朔方军整军东调平叛，因此无论是灵武还是其他地区，留驻当地的唐军都不多。所以，当我们着手讨论关中的空间问题时，就不得不将另外几个藩镇的建立看作安史之乱后关中空间重构真正的开始。它们分别是乾元元年（758）设置的振武军节度使、乾元二年（759）设置的邠宁节度使，以及上元元年（760）设置的鄜坊丹延节度使和凤翔节度使。

关于这几个藩镇设置的目的，学者已经指出，主要是为了平定肃宗朝末期出现在关中的党项骚乱。[8]党项部落早在安史之乱前就已经广泛分布在关中各地。安史之乱后，党项乘关中空虚，开始向渭河平原一带逼进，其与唐军的军事冲突也愈演愈烈。

振武军节度使设置于乾元元年，《资治通鉴》称：

是岁，置振武节度使，领镇北大都护府、麟、胜二州。[9]

《新唐书·方镇表》“朔方”条记载为：

（乾元元年）置振武节度押蕃落使，领镇北大都护府、麟胜二州。

史称当年九月，“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昇）斩党项酋长拓跋戎德，传首”[10]。因此上引史料的“蕃落”可能主要就是指党项，而振武军节度使的设置也可能是针对后者。但是振武军节度毕竟远在北方的黄河岸边，而党项却以南下为其进军路线，因此唐廷不在其南下的路线上设置屏障，反而想从后方借振武军之力来控扼党项，看来终究有点儿不太现实。所以我更倾向于认为，振武军节度使在此时的设置，应该与其在唐后期主要面对的目标一样，还是针对北面的回纥。

回纥此前已帮助肃宗收复两京，就在振武节度设置的当年七月，肃宗以宁国公主嫁回纥可汗，而回纥更有意帮助唐廷进讨河北的安庆绪。虽然唐回之间并非没有芥蒂，但是唐廷因平叛之需，不得不在此时与回纥发生密切联系则是必然的，所以振武军节度使恐怕就是因此而设。这倒未必是唐廷想要借振武军防遏回纥，而或许只是方便两者的交通而已。总之，我们对于此时设置振武军节度使的目的还不是十分清楚，而且关于振武军在此时的表现，甚至首任振武军节度使是何人，史料都几乎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又据《新唐书·方镇表》载，广德二年（764）罢振武节度。若果真如此，则初设的振武军节度使实际只存在了七年，到代宗初年就被废置了。[11]也就是说，振武军节度使在肃宗朝的设置意义并不大。

与振武军不同，同样设置于肃宗朝的邠宁、鄜坊、凤翔三镇则有明确记载，是为了对付南下的党项。据《新唐书·方镇表》“邠宁”条载：

（乾元二年）置邠宁节度使，领州九：邠、宁、庆、泾、原、鄜、坊、丹、延。

上引《资治通鉴》乾元元年九月丙子史料称：“招讨党项使王仲升（昇）斩党项酋长拓跋戎德，传首。”胡注此条曰：

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跋诸部畏逼，请内徙，诏庆州置静边军州处之。又置芳池都督府于庆州怀安县界，管小州十，以处党项野利氏部落。至德以来，中国乱，党项因寇邠、宁二州。

从两唐书的《党项传》来看，庆州是拓跋党项的聚居地，因此它们的入寇应该就是由庆州沿宁、邠一线推进，而王仲昇讨伐党项的此次战役可能就发生于此，所以唐廷在第二年就诏置了邠宁节度。

又据《资治通鉴》载：

（上元元年正月，）党项等羌吞噬边鄙，将逼京畿，乃分邠宁等州节度为鄜坊丹延节度，亦谓之渭北节度。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领邠宁，鄜州刺史杜冕领鄜坊节度副使，分道招讨。戊子，以郭子仪领两道节度使，留京师，假其威名以镇之。[12]

党项对京畿的威胁到上元元年有所扩大，散居灵、夏等界的西北部落（可能主要是白狗、舂桑、白兰等诸羌）在安史之乱后受吐蕃驱使开始侵袭关中，所以《新唐书·党项传》在言及此事时称：

乾元间，中国数乱，因寇邠、宁二州，肃宗诏郭子仪都统朔方、邠宁、鄜坊节度事，以鄜州刺史杜冕、邠州刺史桑如圭（珪）分二队出讨。子仪至，党项溃去。

很可能随着侵袭关中的党项部落的增多，党项在进逼京畿的路线中，也不仅选择了此前采取的沿邠宁一线南下的道路，还取道鄜坊丹延一线，由此促使了唐廷在上元元年分邠宁置鄜坊。[13]

同样在上元元年设置的还有凤翔节度使。[14]史称上元元年二月，“以太子少保崔光远为凤翔尹、秦陇节度使”[15]。是年“六月乙丑，凤翔节度使崔光远及羌、浑、党项战于泾、陇，败之。乙酉，又败之于普润（凤翔属县）”[16]。上元元年冬：

（岐、陇吏人郭）愔等潜连党项及奴剌、突厥败（秦州刺史）韦伦于秦、陇，杀监军使，击黄戍。肃宗追还，以李鼎代之。[17]

党项对唐廷的威胁自上元元年底有增烈之势。在当年十二月，正当秦陇遭到泾、陇党项重创之时，

丙子，党项寇美原、华原、同官，大掠而去。[18]

美原、华原、同官都是位于坊州以南的京畿属县，所以上述史料反映的应该是沿鄜坊丹延一线南下的陕北党项。很可能是因为当年九月郭子仪出镇邠州，十一月泾州又破党项[19]，所以南下的陕北党项选择从东面的鄜坊进寇京师。

上元二年（761）二月：

此后的五月和六月，党项又分别攻扰了宝鸡和好畤（京畿属县）。[21]到了元年（762）建卯月，先是奴剌寇成（城）固（梁州属县）[22]，一个月后又寇梁州，导致观察使李勉弃城走，肃宗不得不以邠州刺史臧希让为山南西道节度使。[23]而党项也在奴剌进寇梁州三天后侵扰奉天（京畿属县）。[24]不久后，党项又侵袭位于京畿的同官和华原。[25]虽然《新唐书·党项传》连贯地概述了这一系列事件，不过进寇同官、华原的是陕北党项，它们与此前联合奴剌一同侵扰岐、凤、梁等州的西南党项其实不是同一拨人。

西南的奴剌、党项部众对唐廷的攻势到宝应元年既已南达梁州，换言之，实际已经越出了关中的范围。不过也就在这时，西南方面的羌浑部落开始大批投降唐廷：

代宗宝应元年六月，突厥奴剌部落千余人内属，请讨贼自效。丁巳，宴奴剌大首领于内殿，赐物有差。十二月己未，投降羌浑归顺州部落、乾封州部落、归义州部落、顺化州部落、和宁州部落、和义州部落、保善州部落、宁定州部落、罗云州部落、朝凤州部落并诣山南西道都防御使臧希让请州印，希让以闻，许之。[26]

这些部落在看似实力最为鼎盛的时候与唐廷和解，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此时已经感受到了来自西面的吐蕃的压力。

在西南党项降附唐廷后不久，实力更胜一筹的陕北党项似乎也表现出了与唐廷和解的意向：

永泰元年（765）二月，河西党项永定等一十二州部落内属，请置公劳等一十五州，许之。[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