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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平卢系藩镇的解体（第3页）

韩晋公（指镇海军节度使韩滉）以三千强弩，涉水夜入宁陵，弩矢至希烈帐前。希烈曰：“复益吴弩，宁陵不可取也。”[73]

夜入宁陵的江东士兵鼓舞了宁陵将卒的气势，次日凌晨，宁陵将士夺城而出，“希烈大败，（唐军）取其旆，斩首万计，追北至襄邑，收贼赀粮而还。”[74]

杜牧的《宋州宁陵县记》相当推崇刘昌的功绩。当时正在研读《孙子》的杜牧在比较了刘昌与张巡的事迹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昌之守宁陵，近比之于睢阳，故良臣之名不如忠臣。孙武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斯是也。”[75]杜牧以这样的对比注解《孙子》恐怕未必恰当，张巡绝非不善用兵之辈，否则何以凭借区区几千人马就抵住了十几万叛军对睢阳长达十月的围攻。其实杜牧自己也承认，江东军队在收复宁陵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而在另一份资料——李翱的《柏良器神道碑》中，则也记载说：“将（刘）昌集城中人哭曰：‘向非浙西救至，则此城已屠矣。’”[76]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只能感叹张巡的时运不济，而刘昌的确是幸运的，他不仅等到了援军，而且施以他援助的是一个强大的南方。

李希烈叛乱给唐廷造成的最严重的一段危机时期，是建中四年初到兴元元年底这两年，由于运路大面积受阻，物资转运很多情况下可能只能走“宣、池、洪、饶、荆、襄，趣上津”[77]这条颇为迂回的道路。（参见图6）此间，江西节度使曹王皋“治邮驿，平道路，由是往来之使，通行无阻”[78]。同时，江汉运路的最终恢复也得赖李皋的努力。而在更为紧张的河南一边，以宁陵之战为转折，刘洽都统的唐军终于在兴元元年底成功收复了陈州和汴州。此后退至蔡州的李希烈唯将其用兵主线转向西方，然其虽有出兵襄、邓的举措[79]，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并在贞元二年（786）四月死于其将之手，淮西平。如果我们有意对参加宁陵之战的将领名单进行一次细致的爬梳，那我们必然会在其中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王栖曜、李长荣、柏良器。这正是当年来自河南元帅李光弼麾下的一批将领，不过现在，他们隶属于另一个强大而不为人熟悉的藩镇——江东的镇海军。[80]

对于李希烈来说，虽然没能及时联合李纳，并使得宣武军得以一心西顾是个不小的失策[81]，但他对永平、宣武的打击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当成功的。只是他可能并未料到，在他成功遏制了河南的势力后，竟然会遭到这些南方藩镇的沉重打击。这一点，可能也出乎当时逃难在外的德宗的意料。甚至对于研究这段历史的当代学者来说，他们似乎也未曾措意此一时期南方的强势崛起。[82]因为在帝国三百年的历史中，南军北上，并如此之大地影响中原的局势也仅有此一次。

不过有一点却是大家都意识到的，在经历了建中、兴元年间“四镇之乱”的这波冲击后，保障运路现在已经成为帝国考虑其未来生存策略的关键理念，这一理念将明显地体现在德宗、宪宗二帝此后对河南政治版图的重新规划中。同样体现这一理念的还有宪宗在元和年间最终决定以惩平淮西为其讨伐两河叛镇的首选。学者的研究大多都认为这除了是因为“淮西四旁，皆国家州县，不与贼通”[83]这一相对有利的条件外，淮西“持南北之吭”[84]的地理位置而对邻州所造成的骚扰，以及潜在的对运路的重大威胁，应该是宪宗最终决定首先制平淮西的重要原因。[85]其时为淮西谋主的宿将董重质就曾说其节帅吴元济曰：

请以精兵三千由寿之间道取扬州，东约（淄青）李师道以舟师袭润州，据之。遣奇兵掩商、邓，取（山南东道）严绶，进守襄阳，以摇东南，则荆、衡、黔、巫传一矢可定，五岭非朝廷所有。又请轻兵五百，自崿领三日袭东都，则天下**，可以横行。[86]

图6李希烈攻扰运路及唐朝运路图

董重质的这一战略企图与当年的李希烈极为相似，唯一不同的是，以汴河为主的河南运路现在由几个支持唐廷的强藩保护，所以无法取道河南再南下江淮。只是“元济犹豫不能用”[87]，故而也使得淮西错失了最后一次翻身的机会。而凭借着从元和九年（814）到十二年（817），历时整整三年终于取得的收复淮西的胜利，宪宗不仅在帝国的政治地理版图上彻底抹去了淮西——这个自安史之乱初期既已创建的藩镇，而且也为帝国运路的通畅开创了一个较为长期而稳定的局面。尽管我们知道，它并没有最终解决问题。

总的来说，“四镇之乱”爆发后战局的一系列改变，使得帝国的君主们开始以更为现实的地缘政治视角来考量他们与两河藩镇间的关系，而不再仅凭诸如“借我土地，假我位号”而“欲革前弊”的意气之情为其理解朝藩关系的圭臬。或许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安史之乱对河南的影响正在逐渐褪去。

三、去平卢化的历程

“四镇之乱”不仅改变了唐廷处理其与河南藩镇关系的理念，同时也改变了由三大镇主导河南政治版图的局面。支持唐廷的永平军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已经瓦解，取代其职责与位置的是原属其下的宣武军。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是由于永平军的瓦解，宣武军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乱前已辖有宋、亳、颍三州的宣武军，乱后又增领了关键的汴州，并徙治所于此。宣武军增领汴州，部分也是因为汴州的克复是在宣武军节度使刘洽手中完成的。而刘洽也因为在战时收复徐州、陈州、汴州等的功绩，被德宗赐名刘玄佐。

“四镇之乱”初的讨伐对象淄青镇在战争期间并没有遭到致命的打击。乱后，淄青在河南只丧失了徐州一地。不过鉴于徐州特殊的地理位置，它的丢失仍使淄青耿耿于怀。考虑到淄青对徐州的觊觎，德宗在贞元四年（788）任命讨伐李希烈有殊勋的濠寿庐团练使张建封移镇徐州，并特贴泗州及位于淮南的濠州以增加其实力。永贞元年（805），徐州军赐名武宁。

淮西一镇经过李希烈的此次叛乱，辖地已由十州变为只剩申、光、蔡三州。被唐廷收复的淮西南部属州在乱后分隶临近诸镇，而在其北部，也就是河南西部地区，乱后新建了陈许一镇。其节度使由乱时驻守陈州的神策将领曲环担任。贞元二十年（804），陈许赐名忠武军。而在贞元十四年（798），淮西也被赐名为彰义军。

总之，德宗致力于结构的河南新政治格局到贞元四年全部完成，这种新政治格局是通过建藩政策得以实现的。（见图7）学者的研究已经指出，造就这一新政治格局的种种措施并非德宗偶尔感性的产物，其背后实有保障运路、孤立叛藩、打击逆命等战略目标。而也正是得益于德宗创立的这一战略格局，此后的宪宗才得以实现其“乃覆淮蔡之妖巢，大芟河朔之余孽”的“中兴”功业。[88]

图7贞元四年河南藩镇图

淮西的最终殄灭在元和十二年底，尽管此前的淮西只辖有三州之地，且时人认为“申光褊小，惟有蔡州”[89]，但宪宗并没有采取保留淮西的策略。在讨伐淮西的宣慰副使马总于战争结束之初临时性地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彰义军节帅后，宪宗最终还是采取了对淮西诸州实施分隶的措施。元和十三年（818）五月，申州、光州割隶鄂岳、淮南二镇。申、光二州原以桐柏山与鄂岳的安、黄二州分界，虽然申、光的经济地位不高，但因为申、安间的义阳三关（平靖、礼山、百雁），光、黄间的白沙、穆陵、阴山诸关是联系中原与江汉地区的交通要道，因此淮西占据申、光二州，就潜藏着经由桐柏山脉诸关道南下江汉的威胁。[90]现在，申、光二州分隶南方的鄂岳、淮南二镇，则河南藩镇对桐柏山脉诸关道的威胁就此可以解除了。此外，淮南增领光州，就能为东面的寿州添置一道屏障，能使位于唐代“中路”关键节点且具有茶税收入的寿州不至于成为淮南的边鄙。[91]而原淮西治所、经济军事重地蔡州，以及不久前由蔡州分出的溵州[92]，则在此时归于河南的忠武军节度使麾下。至此，淮河成为河南西部藩镇与南方藩镇的天然分界线，自安史之乱以来，河南西部与汉东淮上诸州隶属于一个藩镇旗下的时代终于结束了。（见图8）

於陵按图籍，视土地远迩，计士马众寡，校仓库虚实，分为三道，使之适均：以郓、曹、濮为一道，淄、清（青）、齐、登、莱为一道，兖、海、沂、密为一道，上从之。[94]

（三月，宪宗）以华州刺史马总为郓、曹、濮等州节度使……以义成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淄、青、齐、登、莱等州观察使。以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海、兖、密等州观察使。[95]

现在，胶东半岛与胶莱平原的大部为一镇，仍挂以平卢之号；鲁中山地及山地西北与东南两翼的部分地区为一镇，以观察使领之；而地处黄河冲积平原东部的郓、曹、濮为一镇，元和十五年（820）穆宗即位后，该镇被赐名为天平军。（见图8）

图8元和十五年河南藩镇图

（说明：溵州辖境据《新唐书》卷38《地理志二》许州条载“以[蔡州之]郾城、上蔡、西平、遂平置”绘。又据《旧唐书·地理志》和《新唐书·地理志》载，元和年间新置宿州，辖符离、蕲、虹、临涣、永城、山桑六县。）

总体而言，建立在战争胜利基础上的元和建藩策略，较贞元时代更为强硬与彻底。对淮西与淄青的分析，应该已经比较明显地透露出宪宗对哪怕是恭顺藩镇的猜防之心。同时我们也看到，不管是唐廷的对藩战争，还是此后的政治行为，地理环境都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

在大多数学者将宪宗重新控制河南的成功归结于其割裂淮西与淄青版图这一显见的政治手段时，辻正博的研究却另辟蹊径地指出，在离析藩镇的过程中，割裂版图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瓦解作为藩镇军队基础的牙军则具有更为实质的意义。辻氏的研究已经指出，在处理牙军这一问题时，唐廷对待淮西与淄青的策略有所不同。淮西的牙军集中于蔡州，所以随着战后蔡州割属忠武军，淮西的主要军事力量也被忠武军收编。但淄青不同，原淄青镇在战后一分为三，郓州牙军也就此被分隶三镇。除了郓州所在地郓曹濮一镇外，其余二镇的牙军因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的元和十四年与长庆元年（821）发生叛乱，遭到了由中央派遣的节帅曹华与薛平的肃清。同时，倒戈李师道的原淄青都知兵马使刘悟在乱后被调往义成和泽潞任节帅，随之一起移镇的还有一批郓州旧将校子孙约两千人。他们将在武宗会昌年间讨伐泽潞的战争中遭到重大打击（彼时武宗征讨泽潞节帅刘稹，其是刘悟之孙）。除此之外，据《旧唐书·李愬传》“淄青平，将有事燕、赵”的记载，一部分淄青将领则在战后依附于与淄青颇有渊源的幽州、成德二镇。辻正博认为，正是有效收编与离析了叛镇原有的军事基础，淮西与淄青的“顺地化”目标才得以实现。[96]

总之，宪宗“元和中兴”功业的完成，正是在成功征剿淮西与淄青，并辅之以以上这些措施的基础上实现的。如果说李师道的覆亡意味着“自广德以来，垂六十年，藩镇跋扈河南、北三十余州，自除官吏，不供贡赋，至是尽遵朝廷约束”[99]，那么元和时期一系列“去平卢化”举措在河南的成功实施，则保证了河南这种“尽遵朝廷约束”的局面，在宪宗于元和十五年去世后，不至于像河北那样只是昙花一现。

对于宪宗来说，其成功铲平了淮西与淄青，实现了德宗当年未尽的志愿，重振了帝国在河南的权威与控制力。而对于河南来说，淮西与淄青的覆亡则标志着河南政治版图大动**的时期已经结束，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河南的藩镇版图将不再有大的调整。当然，一同结束的还有平卢系藩镇对河南的长久统治。平卢军，这支曾经在河北无法找到其容身之地的安禄山集团中的偏师，却经由其勤王将士们的不懈努力，成为帝国抵抗叛军的中坚力量，并最终在河南找到了新的生存基点与发展空间。帝国凭借平卢军的力量瓦解了由安史叛乱带给河南的危机，而又在应对平卢系危机的斗争中重构了河南的地缘政治。我们关于河南的论述实际上是以平卢系藩镇的盛衰为主线展开的。现在，我们的论述将告一段落，因为伴随着唐宪宗“元和中兴”的实现，平卢系时代的大幕也随之落下了。

五、平卢系时代结束后的问题

如果我们有心检视一下唐代中后期的藩镇称谓，那我们将发现，在德宗、宪宗削平平卢系藩镇后，新兴的河南藩镇大多被赐以军号，故而与其他多以地域为名的藩镇相比，河南藩镇不仅普遍具有较强的军事实力，而且在与唐廷的政治关系中，似乎带有更强烈的为唐廷所信任与仰赖的意味。河南藩镇称谓中的这种军事和政治隐喻，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河南地缘政治重构的完成，以及唐廷对河南藩镇所实现的有效控制。应该说，自宪宗时代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挑战中央权威或者谋夺藩镇军权的变乱在河南藩镇中并不多见。凭借德、宪二帝成功打击河南藩镇以及所采取的有效制约这些藩镇的措施，中央在大多数情况下（虽然不是全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任命或者调任藩镇节帅，并保证他们不久驻一镇。当收回了藩镇帅位私相授受的特权后，文臣出任河南藩帅也成为可能。在中晚唐的时代，河南藩镇的不少节帅就是由中央派遣的文官担任的。因此，与平卢系时代的河南相比，唐廷对河南的控制显然是得到加强了。

在平卢系藩镇解体后，位于河南中部且处于运河据点的宣武、武宁，一直是河南实力最强的藩镇之一，同时，其内部的变乱也相对频繁。但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两镇的变乱就会发现，其变乱的主体和性质，与平卢系时代河南藩镇的政治波动已经很不一样了。概言之，变乱的主体已由上层军校转为下级士卒，变乱的性质也逐渐由军校谋夺军权向士卒争取自身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方向转变。随之一同改变的，就是变乱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军校针对中央要求旌节，而主要是士卒针对藩帅要求赏赐。换言之，一种特殊的藩镇变乱形态在这一时期的河南逐渐成为主流，这就是旧史所谓藩镇“骄兵”。[100]

有关藩镇“骄兵”的问题，学界已积累了不少的研究。较早注意这一问题的是胡如雷先生，他认为“骄兵”产生的根源乃在于当时的士兵虽然全家随军，但国家却只供给士兵本人的衣粮，家口不入军籍，其全家的生活在制度上没有得到合法的保障。故而作为亡命之徒的骄兵在饥寒威胁之下，就会不顾一切地起来斗争，迫使节度使多加赏赐，以争取家族的生存权。而据史料记载，绝大多数兵变引起的原因就是节度使对士兵的“刻薄衣粮”和“赏赐不时”。[101]胡氏定义的“骄兵”问题颇为宽泛，与旧史所谓“骄兵”还略有不同。但他对唐后期兵乱原因的这一解释却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共鸣。不过对于兵士军饷是否果真不足以维持士兵本人甚至家庭生活的温饱，目前还难下确凿的结论。[102]而且史料也反映了不同地区的军士待遇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103]

在赞成胡氏论断，即唐后期兵士叛乱具有一定被动性的同时，王赛时先生对唐后期的兵乱还提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即兵士叛乱也可能是主动性的。在藩镇体制下，作为“食粮官健”的藩镇军人，属于脱离社会生产的寄生阶层。由于长期坐仰衣食和朝廷的优给姑息，养成了骄怠暴戾的习性，动辄提出赏赐等要求。而一旦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往往就会哗变**，甚至逐杀主帅。[104]旧史惯称的“骄兵”其实指的正是这一现象。而从河南的情况来看，平卢系时代后的河南兵乱也似乎更与后者的描述相契合。

在我们看来，“骄兵”问题实际上牵涉河南藩镇军事结构的一个重大转变。以宣武军来说，该镇的“骄兵”主要肇成于刘玄佐之手，《旧唐书·刘玄佐传》称：

玄佐性豪侈，轻财重义，厚赏军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于李忠臣，讫于玄佐，而日益骄恣，多逐杀将帅，以利剽劫。

玄佐死后，当镇便出现了变乱不断的局面。贞元十五年，韩弘担任宣武节帅，其上任的首要任务便是惩灭长期为乱的“骄兵”魁首，史称：

汴州自刘士宁（玄佐之子）之后，军益骄恣，及陆长源遇害，颇轻主帅。其为乱魁党数十百人。弘视事数月，皆知其人。有部将刘锷者，凶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于衙门，召锷与其党三百，数其罪，尽斩之以徇，血流道中。弘对宾僚言笑自若。自是讫弘入朝，二十余年，军众十万，无敢怙乱者。[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