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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文明的对话1（第2页）

如果说布莱希特最初接触老子哲学，尚有某些偶然性和随意性的话，那么待他接受墨子哲学时，对中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认真态度，已经是相当令人敬佩了。他当年的合作者，音乐家汉斯·艾斯勒回忆说：在1930年或者1931年，布莱希特曾经兴奋地把自己的《墨子》德文译本借给他读，两人把这本书视为“一个重大发现”。[24]他对待这本书简直像基督徒对待《圣经》一样，走到那里读到哪里，它伴随他度过了12年的流亡生涯。流亡丹麦期间，有一次，他把自己的《墨子》德文译本出示给露特·贝尔劳，但只允许她当面看看《墨子》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无论如何也不肯借给她拿回家。[25]由此可见他是多么珍视《墨子》。据他的学生汉斯·崩埃说，布莱希特藏书中有一本《墨子》德文译本，是汉学家阿尔弗雷德·福克翻译的，1922年在柏林出版，布莱希特在书中划了许多杠杠，作了许多批注，说明他认真读过。

有趣的是，布莱希特对待《墨子》，也像对待白居易的诗歌一样，表现了一种特殊的爱。这是因为墨子学说中的某些成分，不仅令他想到某些西方现代哲学思潮[26]，而且也让他感到《墨子》的某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是相通的，他对某些欧洲学者称墨子为“社会主义者”也抱有同感。[27]《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非攻”，“非儒”，“贵义”，“官无常贵，民无终贱”，重生产、重创造的思想，《墨子》的道德观，知识观，利害观，是非观，甚至包括《墨子》“断指存臂”，“害中取小害”的思维方法，墨子本人作为知识分子的为人之道等，无不给布莱希特以积极的思想启迪，使他“诗兴”大发，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明显而深刻的烙印。最突出的如《三毛钱歌剧》所反映的人的伦理道德与经济状况的关系；教育剧《说是的人》，《措施》等作品用“断指存臂”的思维方法对故事情节的处理；以及《高加索灰阑记》所表现的“兼相爱，交相利”和“贵义”思想等。《墨子易经》不仅是布莱希特多年研究《墨子》和《易经》留下的一部知识渊博、思想丰富、洋溢着辩证法精神的随笔，也是了解他流亡期间哲学思维，政治立场，处世态度的重要文献。

不过，布莱希特关于《墨子易经》书名的混乱说法，也为读者增添了麻烦，误导了后来的布莱希特研究者，令许多人把“墨子”和“易经”这两个概念，当成了一码事，人们只关注布莱希特对《墨子》的接受研究，而忽视了他与《易经》关系的研究。这本书是作者去世之后，由学者和出版家汇编而成的。布莱希特是从1934年流亡丹麦初期开始写作的，陆续写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据露特·贝尔劳记载，这本书“集中了他对当代问题从哲学、政治和伦理方面的思考，每当布莱希特遇到一个问题，便写下一则小故事，为此，他花了许多时间，照我看，他是想尝试用一种文学形式来表现辩证方法……布莱希特非常喜欢中国式的比喻手法，一切都笼罩着中国式的智慧”[28]。写作之初，布莱希特就为这部未来作品拟定了三个书名：“墨子”、“易经”，又统称为“行为学小册子”。人们从他的遗稿中发现了一篇简短的说明性文字，开头两句话就把事情弄乱了：“《易经》是借助查尔斯·斯蒂芬从中文翻译的英文译本翻译成德文的。尽管它的核心部分出自墨翟之手，但却不属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经典书籍之列。”这显然是把《墨子》和《易经》混为一谈了，中国人一看就明白，若要外国人把它们区分清楚，却不那么容易，包括熟悉中国文化的韩国学者亦未能幸免。[29]

布莱希特去世后，他的研究者克劳斯·福尔克在为苏尔卡普出版社编印的《墨子易经》一书的说明中作了纠正，明确指出：“‘易经’这个称谓与墨翟并无直接关系，它指的是《易经》，即儒家最初的五本规范性书籍之一。”[30]这个纠正很重要，它弄清了《墨子》与《易经》的区别。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布莱希特从《易经》当中吸收了什么。据我的阅历所及，到目前为止，这在布莱希特研究中还是个未开垦的处女地。不过，布莱希特把《易经》理解为“行为学”这一事实，委实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个很精辟的见解，它令人想到孔子在“系辞传”中所说“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的话：平常无事可以“观象玩辞”，待有事须占卜时，就要“观变玩占”了。所谓“玩占”，就是通过观察六爻刚柔的变化，寻找并确定自己如何行动的指南和答案，以便在行动中“趋吉避凶”。孔子对《易经》的这种理解，为人们考察布莱希特从《易经》吸收了什么，指明了方向。他的剧本《贺拉提人和库利亚提人》，《墨子易经》中的“攀登高山的比喻”，“变换手段”等篇章，明显地表现了《易经》当进则进，当退则退，把握时机，趋吉避凶的思想。《伽利略传》（第一稿，即1938年稿）中的伽利略，被作者塑造成了一个身处逆境，行“韬光养晦”之策，“晦藏其明”，“不失贞正”的科学家形象。《易经》“遁卦”，“明夷卦”所寓意的这类既灵活、又刚正的处世态度和行为方式，很容易引起流亡中的布莱希特的共鸣。所以露特·贝尔劳说：布莱希特写作《墨子易经》，是想尝试用文学形式表现辩证方法。这个判断是中肯的。《易经》吸引布莱希特的恰恰是它的辩证法。

此外，我们在布莱希特的《三毛钱歌剧》、《四川好人》等剧本中，还能看到他研究孟子民本思想，“道性善”思想的痕迹；在《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里，还能看到庄子对“借战争牟利”思想的批判，对践行“忠信廉义”而遭杀身之祸故事的运用；在《四川好人》里，还能看到他对庄子“材之患”比喻故事的运用；《描写真理的五重困难》这篇散文则沿用孔子“正名”概念，阐述了在恶势力当道时，如何巧妙地运用“春秋笔法”，宣传真理，打击敌人的策略等等。除此之外，布莱希特还研究过中国音乐，提出中国音乐是“史诗性音乐”的看法。他还研究过中国绘画“留白”的艺术功能，称音乐家艾斯勒《描绘降雨的15种方式》的乐曲颇似中国水墨画。他还喜欢中国工艺品，在美国唐人街购得一座中国福星木雕，曾计划以福星为主角，创作一部歌剧《福星旅行记》（仅留下四首“福星之歌”）；还写过一首《题一座中国茶树根狮子》的诗歌，表达自己的审美取向。凡此种种，难怪韩国学者宋云耀称他为“中国的布莱希特”。

[1]原文发表于《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2]奥地利作曲家古斯塔夫·马勒在他的《大地之歌》中谱曲的李白、钱起、孟浩然、王维等人的诗歌，就是从《中国笛》中选出来的。德国作曲家汉斯·艾斯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也采用这部诗集里描写战争的诗歌谱写过一部取名为《反战》的“清唱剧”。

[3]汉斯·奥托·敏斯特勒：《回忆布莱希特，1917—1922》，苏黎世，1963年版，第49页。

[4]详见张黎编选：《表现主义论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5]见《布莱希特全集》第11卷，柏林—法兰克福，1988年版，第387～388页。

[6]见汉斯·马耶尔：《BrederGeschichte，DreiVersuche》，法兰克福：苏尔卡普出版社1971年版，第131页。

[7]见布莱希特：《工作日记1938—1955》，柏林—魏玛建设出版社1977年版，第473页。

[8]见布莱希特：《工作日记1938—1955》，柏林—魏玛建设出版社1977年版，第469页。

[9]袁苗子（根据德文YueanMiaotse音译），华裔德国翻译家，50年代在莱比锡外国语学校教授汉语时，曾经与布莱希特合作，把洛丁、张帆、朱星南等人创作的剧本《粮食》翻译成德文，更名为《八路军的小米》，由柏林剧团演出。

[10]见《布莱希特论戏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11]特列季亚科夫（SergejMichailowiitschTretjakow，1892—1939）苏联俄罗斯作家，第一个向苏联戏剧界介绍布莱希特的人。他曾于1924年在北京大学教授俄语，回国后根据1924年四川万县码头工人反对英美帝国主义者暴行的斗争，创作了剧本《怒吼吧，中国》，1930年又写了纪实文学《邓世华》。两书曾在欧洲广泛流传。他是那次梅兰芳访问苏联的积极发起人和组织者。苏联“大清洗”时，他以“日本特务”的莫须有罪名被镇压。

[12]见本书《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中的陌生化效果》一文。

[13]克拉崩（Klabund，原名AlfredHenschke，1891—1928）德国作家，抒情诗人，布莱希特年轻时的朋友。写过街头说唱诗歌，历史小说，翻译过李白诗选，改编过李行道杂剧《灰阑记》，这出戏的演出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戏剧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14]见张黎：《〈四川好人〉与中国文化传统》一文，载《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第116页。

[15]见张黎译：《汉堡剧评》，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250页。

[16]见《布莱希特论戏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17]见《布莱希特论戏剧》，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页。

[18]见阿尔布莱希特·杜牧灵：《布莱希特与音乐》，慕尼黑：金德勒出版社1985年版，第519页。

[20]见海尔塔·拉姆吞主编：《布莱希特日记，1920—1922，自传性笔记，1920—1954》，法兰克福美因，1975年版，第66页。

[21]本文《老子》引文均出自沙少海、徐子宏译注：《老子全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个别难懂之处，参照沙、徐译文改译成了现代汉语。

[22]见《布莱希特文集》（20卷本），第一卷，法兰克福：苏尔卡普出版社1967年版，第172、190页。

[23]参见《布莱希特戏剧集》（第一卷）前言，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4]见《艾斯勒谈话录》，莱比锡：德国音乐出版社1975年版，第134页。下文汉斯·崩埃的话，见本书第356、358页，注释253、258。

[25]贝尔劳是丹麦作家，演员，曾翻译布莱希特剧本《母亲》，在哥本哈根演出。布莱希特流亡丹麦以后，贝尔劳成为他的合作者，情人，第一个创立布莱希特档案。《恋爱中的布莱希特》记述了她与布莱希特20年的共同生活经历。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26]参见布莱希特《墨子易经》前言，法兰克福：苏尔卡普出版社1992年版。

[27]宋云耀《布莱希特与中国哲学》，波恩：包维埃出版社1978年版，第215页。在本页注释42中，作者提到三名称墨子为“社会主义者”的汉学家，他们是：ErnstFaber，AlexandraDavid，ettideMartiis。

[28]贝尔劳：《恋爱中的布莱希特》，北京：昆仑出版社2002年版，第50～60页。

[29]韩国学者宋云耀在《布莱希特与中国哲学》一书中，就他选择的这个课题作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开拓性研究，由于受了布莱希特的误导，把《墨子》和《易经》混为一谈，只研究了布莱希特与《墨子》的关系，而忽视了他与《易经》的关系。

[30]布莱希特《墨子易经》版本说明，法兰克福：苏尔卡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福尔克这篇说明虽然澄清了《易经》与《墨子》的区别，但接下去关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理解，关于“易”这一概念的解释，关于布莱希特“行为学”这一概念的解释，又误入了歧途，堵塞了布莱希特与《易经》关系的研究道路。这是很可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