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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今日无事。

1789年7月14日，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这天夜里巴士底狱发生的暴动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最终将其送上了断头台。“伟大的日子唤起伟大的记忆。对某些时刻而言，光辉的记忆理所当然。”（Victo）1880年，7月14日被确立为法国国庆日。吊诡的是，巴士底狱并非被攻陷，狱中关押的仅七名犯人亦未受到一般意义上的虐待。在《七月十四日》一文中，克里斯蒂安·阿马尔维（Amalyi）爬梳了7月14日如何从右派眼中的“狂暴之日”到全法国人的“庆典之日”的过程，恰如作者指出的，“法国大革命已不再被视为决定性、关键性的记忆，我们今天经历的国庆节已经没有了历史和政治内涵”。

1792年4月20日，革命的法国向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王国宣战，4月25—26日，工兵上尉约瑟夫·卢日·德里尔（RougetdeLisle）在斯特拉斯堡谱写了一曲激励战士的《莱茵军团战歌》，这就是1879年2月14日被定为法国国歌的《马赛曲》。和7月14日一样，关于马赛曲的争议亦从未停止，米歇尔·伏维尔（MichelVovell）《马赛曲》考察了围绕马赛曲的政治博弈史，最后他发问道：“今天谁还记得、谁还能唱起过去在学校里学会的那三段歌词中的第一段？——且不要说全部三段了。”

围绕7月14日和马赛曲的政治博弈和政治和解似乎应验了尼采（FriedrichWilhelmzsche）对“纪念历史”的断语：“纪念的历史永不能拥有完全的真理，它将总是把不和谐的东西放到一起，并使之统一和谐，它将总是削弱动机和时机的差异。其目的就是不讲原因，只讲结果——即，作为效仿的榜样，‘纪念的历史’尽量远离原因。”[15]相比之下，埃菲尔铁塔和环法自行车赛就没有那么多的历史纠结。1889年，正当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之际，巴黎竖起了为迎接博览会而建的高达300米的埃菲尔铁塔。这座让附近的巴黎圣母院钟楼黯然失色的铁塔，在虔敬的教权主义者眼中是“渎神”的象征，而共和主义者则赋予铁塔复仇的意蕴，念念不忘“普法战争”败北屈辱的德莱扬（A。Delayen）有诗道：“屈服吧，德国佬，看看这举世无双的奇迹。”铁塔建成20年后，承包人埃菲尔收回经济效益，将铁塔所有权交付给巴黎市政府，但他的名字和铁塔一起成为巴黎的标志。亨利·卢瓦雷特（Hee）的《埃菲尔铁塔》让读者认识了埃菲尔铁塔作为历史见证人的角色。

1903年7月的一个晚上，《汽车报》（L′Auto）主编德格朗热（Desgrange）为了与其他体育报一争高下，扩大报纸的发行量，想出了举办环法自行车赛——“一个完全裹着法国的环”。这项普通的体育运动后来演变为法国人生活中的重要节日，成为“国家的财产”和“民族遗产”。乔治·维伽雷罗（Gearello）的《环法自行车赛》以百年为经，探讨了环法记忆如何变成一种国家制度，并最后成为每个时代法国人的记忆之场的。了解法国史的读者知道，宣称“朕即国家”的路易十四很少居住在巴黎，而是经年累月地巡行于各地，宣示统治的有效性。让路易十四黯然的是，德格朗热创造的环法自行车赛仅用“游戏”即整合了国家，把国土空间（espa）搬上舞台，把领土当作布景，展示了从一个乡土的法兰西到旅游胜地的法兰西，从意志主义教育到消费主义教育的转化。

上述记忆之场均源于一个偶发事件，事后被分别赋予了社会政治意义。对历史客观性持怀疑态度的保罗·德曼（PauldeMan）在《康德与席勒》（KantandSchiller）一文中写道，历史没有所谓进步与倒退之分，应该将历史视为一个事件（event）、一次出现（oce），“只有当权力（power）和战斗（battle）等词语出现时才会有历史。在那个瞬间，因为发生（happen）各种事情，于是有了出现，有了事件。因此，历史不是时间的概念，与时间毫无关系，仅仅是从认识言语中突然出现的权力语言”[16]。如果把这里的认识语言置换为米歇尔·德塞图（MicheldeCerteau）所说的社会政治事件的“痕迹”的话，似乎可以有保留地加以接受。不是吗？虽然事件不是人们所看到的、所知晓的东西，从事件的因果链中无法说明事件的本质，但通过对事件留下的“痕迹”的爬梳依然可以辨析其语义学（semantik）价值。[17]拉维斯的《法国史》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分别搜集事件“痕迹”，建构起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心目中的法兰西的“历史”。

法国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催生了欧洲大陆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形成，而民族—国家的诞生又催生了以“民族史学”为旨归的近代历史学的诞生。19世纪中叶德国兴起的兰克（LeopoldVonRanke）“实证史学”为民族史学提供了有力的“科学”工具。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既互相敌视，又相互学习的邻邦。19世纪60年代，后来成为法国史学泰斗的拉维斯（ErLavisse）和莫诺（GabrielMonod）都曾留学德国。可以说，如果没有兰克史学，很难想象会有拉维斯的《法国史》。《记忆之场》主编诺拉亲自执笔写作《拉维斯的〈法国史〉：对祖国的敬爱》，表面上似乎要解构拉维斯所建构的法国民族史，而从其将米什莱（JulesMichele）、拉维斯和布罗代尔法国史学三巨匠置于史学史谱系上加以比较可知，他意欲以“记忆之场”建构一个新法国史。因此，诺拉关心的不是拉维斯写了什么，而是他为什么这么写。拉维斯与其前辈米什莱关注民族国家的时间等级——法兰西起源——不同，关心的是具有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空间等级——路易十四以来的法兰西轮廓，诺拉认为在卷帙浩繁的27卷《法国史》中只有《法兰西地理图景》和拉维斯执笔的两卷《路易十四》“代表了民族认同最强烈的时刻”。“拉维斯的27卷《法国史》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源源不断出现的法国史书，并成为记忆的场所，是因为其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和对祖国的崇敬与热爱结合在了一起。这27卷《法国史》就像一个大熔炉，其中两个真理短暂地交融在了一起。这两个真理在今天看来似乎毫无关联，然而在当时却是互相补充、不可分割的，那便是档案的普遍真理性以及民族的特殊真理性。”拉维斯“确立了法兰西鲜明的形象，并最终悬起一面明镜，在这面镜子中，法国不断地重新认识着自己”。

如果将普鲁斯特（MarcelProust）的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和拉维斯的《法国史》做比较，看似唐突，但并非没有道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写道：“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为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18]确实，拉维斯以严谨的科学方法撰述法兰西民族历史，普鲁斯特以冷静的笔触刻画一个个法兰西人——上流休闲社会的历史，拉维斯的《法国史》作为一个时代的标记业已定格在过去的时空中，而普罗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仍然活在当代法国人乃至其他国家读者的心中。在法国，上至共和国总统，下到一般国民，“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人人读到的都是自己的故事，只要有人想要写作，小说就有幸成为指引我们的北极星，或是使我们迷失的捕鸟镜”。现在，关于普鲁斯特的书籍已超过了2000本，普鲁斯特是如此有名，书可以不通读——很少有人能通读——安托万·孔帕尼翁（Antoinepagnon）所写的《马塞尔·普鲁斯特对逝去时光的追寻》不妨一读，跟着作者优美的笔触，读者可以追寻法国历史上的似水年华。

博爱难，友爱也不易。在鲁昂遭受火刑的巫女（sorciére）贞德折射了法国内部的分裂与和解。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女儿在完成从奥尔良的城墙下到兰斯大教堂的旅程后，成为“祖国的圣女”——天主教法国与共和主义法国的和解。米歇尔·维诺克（Miock）的《贞德》剖析了时空上的漫长和解旅程。贞德曾是时代的象征，在经历了被遗忘或被忽视的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后，有关她的记忆在19—20世纪重新活跃起来；贞德曾是地域差异化的象征，15世纪有关她的记忆仅止于地域、家族，虽然1429年法国国王加封贞德家族为贵族，赐姓杜里斯（duLys）——象征法国王室的百合花。贞德曾是党派博弈的符号，在整个19世纪，有三种贞德记忆：天主教圣徒、爱国者和排他民族主义者。20世纪的政治家和各党派出于法国人的团结以及作为团结之对立面的党派主张之目的利用贞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