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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和他的儿子们（第1页）

陶渊明和他的儿子们

在中国历史上，陶渊明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位多产的父亲。他一生结过两次婚，生了五个儿子：老大阿舒，老二阿宣，老三老四是一对双胞胎，名叫阿雍和阿端。剩下最小的一个叫阿通。

有一年秋天的傍晚，这位田园诗人在自家的小院子里闲逛。这时，他看到东面的篱笆墙边开出了大朵大朵的**，金黄而亮丽的色彩将小院装点得充满生机。他在为**之美沉醉的瞬间，又不经意抬头看见了画出一条弯曲墨线的南山，于是感慨来了——“此中有真意，欲辨已望言”啊！

此刻，我不知道诗人的儿子们在干什么。他们是在模仿着父亲游目骋怀，还是觉得这个老头吟诗的样子相当有趣？我更不知道诗人的妻子在干什么，她是在厨房里为六个男人的晚餐忙碌，还是提着烫好的酒壶等着诗人的抒情早点结束？

在乡间小院里，如果有五个壮硕的儿子列队站在我的面前，我是会感到自豪的，而且我甚至会牺牲自己的理想去为孩子们奋斗出一个美好的未来。但陶渊明，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多少有些另类的诗人，却对做官和富贵具有一种天然的洁癖。这种洁癖，加上他的归隐、他的情趣、他的诗文，使他成为后世中国文人的精神偶像。但是，当局外人将一堆赞词送给这个“满肚子不合时宜”的诗人时，我却总想提醒大家记住一个有点残酷的事实，即：他的妻子和孩子们靠什么生活呢？

在中国古代，文人们要想过一种体面的生活，除非家道殷实，唯一的选择就是出来做官，用或厚或薄的薪水滋养自己的闲情雅致，并为儿孙提供较好的学习生活条件。从屈原开始，清史留名的诗人们至少做过县长以上的官。在这一点上，陶渊明也未能免俗。“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从这句诗看，他青年时代是有这种想法的，而且从29岁到41岁，他确实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彭泽县令之类的小官。但在众多为官求宦的士人当中，陶渊明又明显是喜欢特立独行的。他不会委曲求全，更不愿虚与委蛇，而且对一般士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乡间生活甘之如饴。由此看来，所谓的“夫贵妻荣”，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随着他一句“田园将芜，胡不归？”的有力反问，妻儿对他的期待也就化为泡影了。

种种迹象表明，辞官归隐的陶渊明不是种田的好把式，而且对乡村生活的艰苦和残酷缺乏必要的心理准备。他在南山下种了一点豆子，结果种得“草盛豆苗稀”，可见满腹的才学无助于农作物的增产和增收。从古至今，没有哪一种职业比农业劳动更出力不讨好，“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这确实和文人追慕的闲适情调格格不入。但陶渊明却偏偏要在这种生活中寻找产生诗性精神的可能性，于是问题就来了：对于田园，农夫一心一意地种豆，他却三心二意地去“种诗”；农夫关心的是谷物的收成，他关心的是田园的风景；农夫流淌的是汗水，他流淌的是诗情。最后，农夫的仓廪满了，陶渊明的诗匣也满了，但美妙的诗篇却怎么也变不成盘中的食物。于是，诗人和他儿子们的日常生活就显得很惨：“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在肚皮永恒的抗议声中，精神的高洁被染上污浊；所谓“君子固穷”的志节，也似乎要变得不堪一击。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诗人被饿到了要出门讨饭的地步，斯文要扫地了。此刻，他的儿子们又在做什么呢？在等着讨饭的诗人爸爸带点食物回家吗？

如果诗人的儿子们相信爸爸会给他们带饭，可能他们错了。因为陶渊明虽然自感讨饭有辱斯文，但基于中国崇诗敬文的美好传统，他却常常能碰到仁慈的施主。于是“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他在施主家喝上了，而且不醉不归。这个一走三晃的醉中仙人，还会记得给儿子们带吃的吗？

陶渊明好酒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名的，到宋代，苏东坡还以他做榜样，吟出“甚欲学陶翁，移家酒中住”之类的妙句。读陶诗，确实处处透着一股酒的清香：“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是他喜欢的人生状态；“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是他的人生理想。他喝酒时不太讲究菜肴，从菜园子里摘几根黄瓜、拔几棵大葱就可以佐酒了（“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但喝着喝着，他患上酒精依赖症了，一天不喝就“暮止不安寝，晨止不能起”。这种不良嗜好不但耽误了农活，搞坏了身体，而且还要浪费家里本已不多的口粮——“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诗人将粮食都做了酒，他的儿子们吃什么呢？

既讨厌做官，又不擅长农业劳动，加上对白酒不倦的爱，注定陶渊明一生要过得潦倒。在我的眼里，诗人是不适合结婚的，更不适合要孩子，因为这种纯粹精神性的职业不能创造任何的实用价值。可悲的是，陶渊明不但结婚，而且先后结了两次；不但生子，而且前后生了五个。进而言之，既然娶了妻生了子，他就要务实一些——老老实实做官或辛辛苦苦种豆，让妻子孩子们的生活有个依托。但陶渊明不是这样，他仍然要活得像**那样高洁，仍然幻想桃花源里的乡民会为他天天“杀鸡设酒”。这样，热爱生活却不善于经营生活的诗人——捎带着他的妻儿——必然要运交华盖了。

从陶渊明留下的史料看，他的家庭生活还算幸福。无论他在彭泽县做出“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重大决定，还是将自家的田地种得一塌糊涂，他的妻子儿子都没有埋怨过。他当官就随他当官，他喝酒就任他喝酒。即便在“旧谷既没，新谷未登”之际饿得去讨饭，他的妻子也没和他红过脸——“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只是向丈夫抹了一把眼泪，绝不会像嫦娥那样扔下后羿去奔月，也不会像苏格拉底的悍妻那样经常使丈夫难堪。陶渊明的儿子也相当好玩。当他喝着自酿的杯中物时，最小的儿子阿通经常在他膝前爬上爬下——“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

作为古今中外的通例，一个女人，她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无条件地托付给生活在云端的诗人，否则，她的挨饿受穷将成为必然。但是，如果女人心甘情愿地跟着诗人挨饿受穷，从不提出质疑和挑战，这种生活的困窘倒也不会影响家庭的和睦稳定。从这一点看，陶渊明在家庭生活方面还是拥有相当高的幸福指数的。这是他能够气定神闲地做田园之梦的最重要保证。

但是，家庭的和睦、田园的梦幻，却依然不能遮掩陶渊明心中的痛楚。这种痛楚来自他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失败感。在《责子》诗中，他对自己的五个儿子有如下的评价：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