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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势倾都鄙（第2页）

（张祐）充腐刑，积劳至曹监、中给事，赐爵黎阳男。稍迁散骑常侍，都绾内藏曹。时文明太后临朝，中官用事。祐以左右供承合旨，宠幸冠诸阉官，特迁为尚书，加安南将军，进爵陇东公，仍绾内藏曹。未几，监都曹，加侍中，与王叡等俱入八议。[44]

张祐以积劳晋爵，又以奉承文明太后合乎旨意，因而“宠幸冠诸阉官”，这才得以进入八议。

像文明太后临朝听政时期那样，一次就诏赐王叡等三人俱入八议的情况，在北魏历史上并不多见。检视《魏书》可知，在北魏早期获得“入八议”殊荣者有张衮和来初真二人。据《魏书》卷24《张衮传》记载，张衮是北魏开国功臣，在道武帝左右“常参大谋”，于灭亡后燕的重大战役中立有决策之功，因此才“听入八议”。[45]《魏书》卷30《来大千传》记载：

（来大千）父初真，从太祖（道武帝）避难叱侯山，参创业之功，官至后将军，武原侯，与在八议。[46]

来初真也是北魏开国功臣，曾经与道武帝同度患难，才得以“与在八议”。在北魏朝廷享受八议待遇者或许不止上述几位，《魏书》会有漏载的可能。但是受此殊荣者肯定极少，应是无疑的。王叡能够进入八议，足以说明他的政治地位极高。

还有一项能够表明王叡权势的标志，那就是《冯氏传》中所云在金书铁券上写明“许以不死之诏”。在中国封建制度中，不死之诏是最高级别的司法豁免权。《魏书》卷41《源贺传》记载，文成帝时，源贺针对当时断狱多滥的情况上书曰：

案律：谋反之家，其子孙虽养他族，追还就戮，所以绝罪人之类，彰大逆之辜。其为劫贼应诛者，兄弟子侄在远，道隔关津，皆不坐。窃惟先朝制律之意，以不同谋，非绝类之罪，故特垂不死之诏。若年十三已下，家人首恶，计谋所不及，愚以为可原其命，没入县官。[47]

读源贺所云知道，所谓不死之诏，原本是赦免犯有谋反以下罪名者家属的特别恩典。到太和年间，文明太后将不死之诏作为预赏的特权恩赐给了王叡。据记载，受到同样恩典的还有阉人苻承祖和前文已述的拓跋丕。

《魏书》卷94《阉官列传·苻承祖传》记载：

苻承祖，略阳氐人也，因事为阉人。为文明太后所宠，自御厩令迁中部给事中、散骑常侍、辅国将军，赐爵略阳侯，兼典选部事，中部如故。转吏部尚书，仍领中部。……进爵略阳公，安南将军，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许以不死之诏。后承祖坐赃应死，高祖原之，削职禁锢在家，授悖义将军、佞浊子，月余遂死。[48]

苻承祖的经历与王叡有相仿之处，由于受到文明太后的宠信，自御厩令迁中部给事中、散骑常侍，后来担任执掌人事的吏部尚书。苻承祖任吏部尚书应该在王叡从吏部尚书迁尚书令之后。由于苻承祖“居腹心之任”，所以文明太后对他“许以不死之诏”。后来，苻承祖贪赃枉法，理应处死，因为享有不死之诏特权而受到赦免。但是，此时文明太后已经去世，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孝文帝虽然赦免苻承祖死罪，却将他“削职禁锢在家”，还以授予悖义将军号和赐爵佞浊子的方式侮辱其人格，致使他不久就气愤而死。

《拓跋丕传》记载，文明太后去世之后，孝文帝将国都迁到洛阳，拓跋丕父子不乐意南迁，因此密谋造反。该传曰：

高祖（孝文帝）之发平城，太子恂留于旧京，及将还洛，隆与超等密谋留恂，因举兵断关，规据陉北。时丕以老居并州，虽不预其始计，而隆、超咸以告丕。丕外虑不成，口虽致难，心颇然之。及高祖幸平城，推穆泰等首谋，隆兄弟并是党。丕亦随驾至平城，每于测问，令丕坐观。隆、超与元业等兄弟并以谋逆伏诛。有司奏处孥戮，诏以丕应连坐，但以先许不死之诏，躬非染逆之身，听免死，仍为太原百姓，其后妻二子听随。隆、超母弟及余庶兄弟，皆徙敦煌。丕时年垂八十，犹自平城力载随驾至洛阳。高祖每遣左右慰勉之，乃还晋阳。[49]

读这段史料可知，拓跋丕虽未参与其子隆、超的谋逆，却是他们计划的知情者，而且“心颇然之”。隆、超谋反事泄，均遭诛戮。拓跋丕按法应该连坐，因为不死之诏并不涵盖谋反之罪。但是，孝文帝仍以“躬非染逆之身”，而赦免了拓跋丕。不过，拓跋丕虽然得到不死之诏的殊遇，但是遭受一定的身心折磨是难免的。他年垂八十，还不得不“力载随驾”，勉力从平城迁徙到洛阳。

苻承祖与拓跋丕都是文明太后政治集团的中坚人物，从有意识地侮辱和折磨二人的情况来看，孝文帝对此二人在感情上是相当排斥的。但是，由于文明太后先曾许二人以不死之诏，孝文帝不便贸然以死刑相加。由此可见，金书铁券的不死之诏具有权威效力，它令后继的统治者也不得不有所顾忌。

通过以上讨论的永受复除、进入八议和许以不死之诏三项特殊待遇可知，能够获得这些待遇者寥寥无几。限于史料记载的阙如，我们只能了解到，苟颓、张祐和苻承祖三人仅仅获得其中一项待遇，而三项待遇全都获得者只有王叡与拓跋丕。

拓跋丕能够获得如此崇高的殊荣，是因为他具有鲜卑上层贵族和拓跋宗室领袖的身份。然而，与王叡的政治地位相比，拓跋丕不得不甘居下风。《拓跋丕传》记载：

时淮南王他、淮阳王尉元、河东王苟颓，并以旧老见礼，每有大事，引入禁中，乘步挽，杖于朝，进退相随。丕、他、元三人，皆容貌壮伟，腰带十围，大耳秀眉，须鬓斑白，百僚观瞻，莫不祗耸。……高祖、文明太后重年敬旧，存问周渥，赐以珍宝。丕声气高朗，博记国事，飨宴之际，恒居坐端，必抗音大言，叙列既往成败，帝、后敬纳焉。然谄事要人，骄侮轻贱，每见王叡、苻承祖，常倾身下之。[50]

拓跋丕虽然令“百僚观瞻，莫不祗耸”，但是他对宠臣王叡与阉官苻承祖却“常倾身下之”，原因是此二人都是紧随文明太后身边的“要人”。

不过，虽然同为“要人”，王叡又比苻承祖更加占据上风，因为王叡不仅“出入帷幄”，而且代表文明太后执掌着朝廷的中枢。可以说，王叡“势倾都鄙”的状况，在臣僚之中是无人能比的。《王叡传》记载：

初，叡女妻李沖兄子延宾，次女又适赵国李恢子华。女之将行也，先入宫中，其礼略如公主、王女之仪。太后亲御太华殿，寝其女于别帐，叡与张祐侍坐，叡所亲及两李家丈夫、妇人列于东西廊下。及车引，太后送过中路。时人窃谓天子、太后嫁女。[51]

文明太后给予王叡的荣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出身卑微的王叡，不断赋予出格的地位与财富，其中固然含有感情的因素，更多的却是政治上的因素。文明太后以女流身份临朝听政，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必须树立顺我者昌的榜样，以迅速建立和巩固拥护自己的势力。

岂料天不假年，王叡享受了六年荣华富贵，忽然身患疾病，于太和五年六月甲辰（481年7月27日）一命呜呼了。[52]王叡死后，不但文明太后悲痛，孝文帝居然也表现出相当的哀悼。《王叡传》记载：

高祖、文明太后亲临哀恸，赐温明秘器，宕昌公王遇监护丧事。赠卫大将军、太宰、并州牧，谥曰宣王。内侍长董丑奴营坟墓，将葬于城东，高祖登城楼以望之。京都文士为作哀诗及诔者百余人。乃诏为叡立祀于都南二十里大道右，起庙以时祭荐，并立碑铭，置守祀五家。又诏褒叡，图其捍虎状于诸殿，命高允为之赞。京都士女谄称叡美，造新声而弦歌之，名曰《中山王乐》。诏班乐府，合乐奏之。[53]

孝文帝不仅在王叡的丧事上大肆铺张，甚至还不顾帝王之尊，亲自登上城楼，以示目送殡葬队列。孝文帝做出如此逾越常规的举动，其实并非出于内心对王叡的敬爱，而是意在献媚于文明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