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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朝各族共同祖先（第1页）

四、北朝各族共同祖先

按照建立政权、巩固政权和建设政权三项全能的标准，司马迁树立起“法天则地”的黄帝。他不仅要以黄帝作为当朝天子的楷模，而且意欲“厥美帝功，万世载之”，将黄帝推广成为永久传承的榜样。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司马迁采用了将黄帝祖宗化的办法。读《五帝本纪》之末“太史公曰”可知，司马迁这样做是因为受到《帝系姓》的启发。

顾颉刚先生曾经将《帝系姓》所述世系仔细排列成表，使人一目了然，但也因此发现了《帝系姓》的片面。他指出：

看此表，可知《帝系》独详于高阳一系，高阳系中又独详于楚之一系。意者此篇是楚之谱牒乎？抑作者据楚之谱牒而缘饰之以成书乎？“中国四万万同胞皆黄帝子孙”的一个观念，即由此篇来。在此表中，楚与虞之世系特久，虞十世，楚十世外（舜为颛顼族，楚为高阳族，虞与楚合，故颛顼与高阳合）。叙述母系者，以楚系为最详，其他惟尧、舜、禹及稷、契、启、挚等著名人物耳。……《帝系》篇不及炎帝，亦不及少皞。[67]

《帝系姓》的片面有二：其一，独详于华夏以外的楚系；其二，不及炎帝和少皞。针对其一，司马迁将《史记》所列本纪、世家大多归为黄帝后裔，使得黄帝名下世系不再独详一系。经此推广，黄帝成为诸王与诸侯众家的祖先，其重点不再在楚，转而在于华夏。于是，在华夏的传统中黄帝自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祖宗崇拜遂与中原的社会政治结合一致。至于其二，则正合司马迁编撰《史记》的宗旨，因为在他的历史系统中本来就没有炎帝和少皞的位置。炎帝虽然早于黄帝，却是被黄帝打败的英雄，司马迁要树立的是开天辟地的帝王，炎帝就只能被排除在五帝之外了。

祖宗化的办法在司马迁笔下得到充分发挥，他在《帝系姓》的基础上，将以黄帝为祖先的观念整理成为富有条理的世系，以此体现他的历史系统。而这样的世系，是既有纲领又有要目的。

司马迁世系布局的纲领，体现于《五帝本纪》。黄帝在五帝之中占据最为突出的地位，不仅由于时代上最古老，而且因为其他四帝都是他的子孙。颛顼是黄帝之孙，其父昌意是黄帝正妃西陵之女嫘祖的次子；帝喾是黄帝曾孙，其祖父玄嚣是嫘祖的长子；尧是帝喾之子，黄帝的玄孙；而舜的六世祖为颛顼，他是黄帝的八世孙。[68]按照这样的编排，所谓五帝的血统，全都出自于黄帝的嫡系子孙。

司马迁世系布局的要目，体现于《三代世表》。所谓三代，虽然指夏、殷、周而言，但是表中并不仅仅排列三代世系，而是往上追溯至黄帝，往下延续及西周共和以前封建的鲁、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燕十一诸侯。在《三代世表》中，司马迁创造了一种强调血统的语言格式，表述为“某属+某生”。比如，夏的血统，被表述为“夏属，黄帝生昌意”。其意为，夏属于黄帝之子昌意后代中的一支。通过这样的语言格式，司马迁将上古到先秦的诸王与诸侯之间的血缘关系，特别是他们同属于黄帝后裔的特点，鲜明地凸显出来。

正是以《五帝本纪》为纲领，以《三代世表》为要目，司马迁为世人编织了一张硕大的网络。缔结这张体现历史体系网络的纽带则是血脉。继《三代世表》之后，司马迁又在《史记》中编撰了第14卷《十二诸侯年表》、第15卷《六国年表》、第16卷《秦楚之际月表》、第17卷《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18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19卷《惠景间侯者年表》、第20卷《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21卷《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第22卷《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等九表。除第16卷与第22卷之外，各卷都是以血脉为纽带编织的网络，它们可以看作《三代世表》的延续与补充。东汉的学问家应劭对此有精到的概括：

有本则纪，有家则代，有年则表，有名则传。[69]

纪、代、表、传分明，纲举而目张，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完成，这就是本文第一节中谈论过的司马迁的历史体系。

为了让人们相信《三代世表》中的血缘关系，司马迁还在相应的本纪和世家中继续强调列朝诸王与诸侯均为黄帝后裔的观念。这种强调血脉的语言，均出现在本纪和世家之首，具体表现为追溯先世的词句，从而形成《史记》体例的固定格式。这样的体例也显示出森严的等级，因为透过相应的内容可以看到列朝诸王、诸侯与黄帝的血缘有着明显的亲疏之别。并且，按照亲疏之别，可以将《史记》中的诸王与诸侯大体划分为三个层次。

处于第一层次者，是所谓在血缘关系上最接近黄帝的颛顼、帝喾、尧、舜四帝，以及夏、殷、周的先祖禹、契、后稷。禹是颛顼之孙，为黄帝玄孙；契与后稷是同父异母兄弟，他们都是帝喾之子，也为黄帝玄孙。[70]这正是应劭所说的“有本则纪”。

其外第二层次，列有众多诸侯，他们的血缘都与第一层次中的帝王相连，因此也与黄帝血脉相通。如，楚人的祖先出自颛顼，陈胡公满是舜的后裔，杞东楼公是禹的后裔；又如，宋微子开是殷朝帝乙之首子、纣之庶兄，与契血脉相连；还如，吴太伯是周太王之子、周文王之叔，鲁周公旦、管叔鲜、蔡叔度、卫康叔封都是周武王之弟，晋国祖先唐叔虞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郑桓公友是周厉王少子、周宣王庶弟，这些诸侯都与后稷血脉相连。[71]上述均应了应劭所说的“有家则代”。

再外第三层次，情况比较复杂，虽然多数被列为《史记》的世家，但是与黄帝的血缘关系比较含混。这个层次中有不少是所谓与周同姓的诸侯，如燕召公奭与周同姓姬氏；又如魏之先为毕公高之后，而毕公高与周同姓，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再如韩之先与周同姓姬氏，其苗裔事晋而封于韩原。[72]然而，这些诸侯或者道不明始祖，或者难以厘清世系的脉络，虽然有所谓与周同姓的说法，但是血缘显然甚为疏远，他们与黄帝的关系是勉强关联上的。除了以父系为纽带与黄帝接上关系者，还出现了以黄帝为母族的情况。例如，《史记》卷5《秦本纪》记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73]

秦人的祖先虽然号称为颛顼的苗裔，但对于大业而言，黄帝系统是其外家。由此再去推导，黄帝系统还应该是赵人的外家，因为“赵氏之先与秦共祖”。[74]

按照如此牵强附会的逻辑，华夏各姓氏就大多可以在司马迁编织的血脉网络上找到相应的位置，甚至处于边缘地带的异族也都可以挂到这张网络上。例如，《史记》卷41《越王勾践世家》记载：

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75]

越人“文身断发”，风俗与华夏迥异，却被视为少康的后代，得以奉守夏禹之祀。同样被安排为夏后氏苗裔的还有匈奴，《史记》卷110《匈奴传》记载：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76]

匈奴的血缘也能与夏人沟通，这真是令人惊讶的。然而，唐代学者司马贞却拥护这样的说法，他在该条之下做索隐，居然还为此找到若干依据：

张晏曰：“淳维以殷时奔北边。”又乐彦《括地谱》云：“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当然也。故应劭《风俗通》曰：“殷时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服虔云：“尧时曰荤粥，周曰猃狁，秦曰匈奴。”韦昭云：“汉曰匈奴。荤粥，其别名。”则淳维是其始祖，盖与獯粥是一也。[77]

从司马迁到司马贞关于匈奴血缘的说法当然难以令人置信，但是在民族关系的处理方面却具有积极的意义。

分析上述血脉网络，不难发现三个特点：其一，按照司马迁的模式，诸王与诸侯乃至庶民百姓，或者能在网络上找到相应的位置，或者可以通过与某个支系挂钩而攀接到网络上面。例如，战国七雄之一的齐国田氏，原非周初所封诸侯，其祖先田完本系陈氏，陈氏为舜之后裔，而舜为黄帝八世孙，因此田氏也就成为黄帝的后裔。[78]其二，按照司马迁的逻辑，这张血脉网络具有蔓延的性质。例如，越王勾践得以奉守禹之祀，那么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也都成了夏的后代，因为“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79]其三，更为重要的是，按照司马迁的布局，为后世陆续进入大中华区域内的各族留下了入围的空间。在作为《黄帝本纪》结尾的第三部分中，记录了黄帝身后的世系，声称：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

关于这十四位得姓者，已经难辨清楚；至于另有十一位未得姓者，就更加无从考证。[80]既然难辨清楚或者无从考证，就留下了填空的余地。

总之，在司马迁编织的血脉网络上，黄帝高踞在顶端，他既是颛顼、帝喾、尧、舜四帝的祖先，又是夏、商、周三代诸王以及众诸侯的祖先；不仅如此，他还被推广成为后世所有帝王及诸侯的祖先，乃至庶民百姓的祖先。以血脉作为维系华夏一统的办法并非司马迁的原创，其发明至迟应该归于春秋战国间的《帝系姓》；将这样的观念整编成为有条理的世系，从而提升、放大和推广黄帝的历史形象，这才是司马迁的历史贡献。上引顾颉刚指出的“‘中国四万万同胞皆黄帝子孙’的一个观念，即由此篇（指《帝系姓》）来”，这是讲到黄帝问题的根源上了。毋庸置疑，将黄帝视为祖先的观念，应该源于战国之前，决非如孙隆基先生所说的那样，“一首一尾都是舶来品”。

不过，司马迁的血脉网络并不能够网罗一切，也有难以与之挂钩的诸侯。《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记载：

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81]

吕尚本姓姜氏，他的祖先为禹之佐臣，后来受封于吕。可见，早期的姜姓部落并不属于夏人的血脉，只是后来才加入以夏人为首的部落联盟的。在该条史料之下，司马贞做索隐引谯周曰：

姓姜，名牙。炎帝之裔，伯夷之后，掌四岳有功，封之于吕，子孙从其封姓。吕尚其后也。[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