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四颠沛中顽强发展的宗族例证（第2页）

李沖去世后，李氏尚能维持不衰的局面。李沖之侄李韶在宣武帝朝参定朝仪律令，到孝明帝朝官至礼部尚书。李韶三弟李虔在孝文帝朝与宣武帝朝历任刺史，在孝庄帝朝官至骠骑大将军。李虔第四子李晓博涉经史，然而生逢北魏末世，命运遂多乖蹇。

北魏南迁之后一度呈现昌盛景象，但是繁荣的洛阳成为贵族腐败的温床，促使新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纠结起来，终于酿成六镇暴乱。北魏武泰元年（528）契胡首领尒朱荣乘乱攻入洛阳，随后在附近的河阴（今河南省孟津县境）肆意屠戮鲜卑王公与汉族官僚。李晓的三位兄长都死于河阴之变，李晓携诸子侄侥幸脱逃。北魏在内耗与外争中分裂成东、西两魏，李晓随从东魏朝廷来到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境），此后投奔母兄崔陵，寓居其清河的乡宅。[52]清河郡在北魏时属于相州管辖，《旧唐书》与《新唐书》皆云李氏“世居相州”，所指应该是这个时期的李氏宗族，其始祖则为李晓。

李晓次子李超在北齐官至晋州别驾。不幸的是，李超到任不久，晋州就遭北周大军围攻[53]，寻而城破，李超被俘。李超无意与新朝合作，情愿归还乡里。隋朝取代周朝后，李超被召补洛州主簿，但因反应消极而左降为隆州录事参军。李超视官场蔑如，称疾返归乡里，以琴书自娱。此后，朝廷还曾除授李超清江令、洛阳令等职，李超则屡以疾病为由辞返归家，最终病故于洛阳永康里宅。[54]李超是一位品德正派而不谋权势的士人，这对于子孙的品性能带来正面影响，但对他们的仕途则会带来负面影响。李超的长子就是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

李氏宗族于西晋末年离开中原，辗转于河西的姑臧、酒泉、敦煌以及西域的伊吾，发展成为陇西著姓；李氏宗族在北魏太武帝朝东迁平城，在孝文帝朝南迁洛阳，此后又随东魏迁往邺城，寄居于清河崔氏，发展成为世居相州的名门，其间颠沛数千千米而流离半个中国。至北齐、北周以至隋朝，李氏宗族依旧不得安定，但是迁徙范围显著缩小。直到李延寿这一辈，适逢盛唐天下太平，李氏宗族得以安居中原。经过将近三个半世纪的辗转迁徙，李氏宗族竟能屡经沉浮而不灭，真可谓战乱频仍中顽强发展的典型。

两家李氏和一家崔氏是所处时空截然不同的三个案例。三家宗族的经历看似不同，却包含着共性，它们都曾在艰辛的迁徙与开发新地中创基立业，也都借助武功或政治提升社会地位，还都通过培养道德与修炼文化影响后代。以下逐次分析之。

其一，在艰辛的迁徙与开发新地中创基立业。

三家宗族的迁徙距离，近者百千米内，中者约五百千米，远者数千千米开外，无论远近都曾经历过许多艰难。《崔宏传》中对崔家途经恒山的情景略有记载：

还次恒岭，帝亲登山顶，抚慰新人，适遇宏扶老母登岭，赐以牛米。因诏诸徙人不能自进者，给以车牛。[55]

这段扶母登岭的记载，原本是为了表彰崔宏的孝心和道武帝的礼贤，但也因此透露出此次旅途的险阻。崔宏离开河北时已经任职黄门侍郎，在迁徙途中尚且会陷入窘困之状，不难推想一般宗族成员在旅途中的辛苦。

崔氏宗族徙居平城之后，虽有位居高官的崔宏佑庇，但人生地疏也不免陷入拮据状态。崔宏之子崔浩在自撰的《食经序》中叙述道：

河北李氏迁徙距离较近，且仍在华北平原，途中不会像崔氏那样艰难。不过，李氏开辟新家园也非易事。赵郡平棘位于太行山东麓冲积平原，殷州西山为丘陵坡地，其间环境变化不小。李氏宗族必须披荆斩棘，方能辟出良田清塘，付出的辛劳必然巨大。

要之，三支宗族都曾有过困苦迁徙与艰辛创业的经历无疑。

其二，借助武功或政治以提升社会地位。

为了保护农耕收获和巩固新建居所，必须建立武备，河北李氏的表现是这方面的代表。《李元忠传》不但称赞李元忠一向“骑射不废”，而且刻意描绘了他的弹射之功：

性甚工弹，弹桐叶常出一孔，掷枣栗而弹之十中七八。尝从文襄（高洋）入谒魏帝，有枭鸣殿上。文襄命元忠弹之，问得几丸而落。对曰：“一丸奉至尊威灵，一丸承大将军意气，两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58]

李元忠出色的弹射之功具有强劲的震慑威力，这是他最初号召宗族起事和后来炫耀于朝廷的资本。

在《北史》的记载中，李元忠是成功地组织和利用宗族武装的范例。李元忠凭借宗族武装，在激烈的战乱中保护了宗族居地，在动**的政局中投靠了兴起于北边六镇的高欢，襄助高氏集团创立起北齐政权，自己也因此获得崇高的官位。当然，李元忠的政治投机能够成功，客观上也由于兴起于北边六镇的高欢集团需要李元忠这样的宗族势力给予支持。《李元忠传》记载：

每宴席论旧事，元忠曰：“昔日建义，轰轰大乐，比来寂寥无人问，更欲觅建义处。”神武（高欢）抚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赐白马一匹。元忠戏曰：“若不与侍中，当更觅建义处。”神武曰：“建义不虑无，止畏如此老翁不可遇耳。”元忠曰：“止为此翁难遇，所以不去。”因捋神武须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征拜侍中。[59]

两人追忆旧事的调侃，恰到好处地表明高欢与李元忠之间在政治上相互利用的关系，这是河北李氏宗族能够与北齐王朝俱荣的根本原因。

与河北李氏相比，陇西李氏经历了起伏不定的政治沉浮。最初前往河西的李弇，只是依附于从兄李卓的青年，后来受到前凉国主张骏器重，《序传·李弇传》记载：

弇本名良，妻姓梁氏。张骏谓弇曰：“卿名良，妻又姓梁，令子孙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弱年立功，启中兴之业，吾方赖卿，有同耿氏。”乃使名弇。[60]

张骏希望李弇仿效东汉名将耿弇，说明李弇一定具有不凡的武略功底。事实证明，正是依仗武略，李弇建立起适应新环境和繁衍宗族的基业，李弇之孙李暠进而将家族发展成陇西著姓，而且创建起西凉国。

如前已述，与两支李氏宗族不同，崔氏是依靠谨慎从政而平步青云的。《崔宏传》记载：

约俭自居，不营产业，家徒四壁，出无车乘，朝晡步上。母年七十，供养无重膳。帝闻益重之，厚加馈赐，时人亦或讥其过约，而宏居之愈甚。[61]

细细品味“帝闻益重之”等语，让人隐约感到其实崔宏未必深被朝廷信任。对此《魏书》卷24《崔玄伯传》中也有文字大体相同的记载，但在“（道武帝）闻益重之”之下多出“尝使人密察”五字。[62]这五字其实至关重要，因为它透露出像崔宏这样位高权重的汉族士人尚且处于北魏朝廷严密监视之下的信息，表明拓跋统治者对归诚的汉族士人并不完全信任的心态。

投身政治是迅速提升宗族地位的机会，但也伴随着巨大风险。崔宏一贯谨小慎微，总算平安通过种种密察而获得道武帝的尊重。其子崔浩仕途顺利，竟然忘记自己写下的“思季路负米之时”，不幸惹下国史之狱。崔浩惨遭杀戮的根本原因在于，此际北魏社会中民族冲突尚处在方兴未艾的阶段，民族关系十分敏感，他却行事忘乎所以，不慎牵动这条敏感的神经。

要之，借助政治以发展，是迅速提升宗族社会地位的捷径，但也难免因政局变化受到制约乃至挫败。欲令宗族绵延久长，根本在于涵养文化。

其三，培养道德与涵养文化以绵延影响。

培养道德与涵养文化属于精神层面的提升，与经济实力、武功本领、政治韬略乃至生育能力等因素相比，对宗族的发展更具有持久效应。